用文化价值视角分析《刮痧》中的跨文化适应

　　一、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
　　
　　20 世纪 60 年代末，霍夫斯泰德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获得了大量数据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文化的效应》于 1980 年出版。在书中，他提出了“文化维度”（Culture Dimension）概念，这五个文化维度包括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以下从霍氏文化维度理论的前三个方面来分析比较电影《刮痧》中的中西两种文化中的跨文化适应现象。

　　首先，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界定为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也就是说面对权力距离的描述是以弱势成员的价值体系为基础的。但权力分配的方式往往是根据前世成员的行为来做出解释的。只有存在“下级”才会存在领导，这常常被很多关于领导的管理文献所忽略。只有存在服从，才会存在领导。中国是高权力距离文化（high power distance），西方国家是低权力距离文化（low power distance）。

　　其次，不确定性规避。不确定性规避定义为某种文化中的成员在面对不确定的或未知的情况时感到威胁的程度。此外，这种幻觉经常通过紧张感和对可预测性的需求（对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的需求）表现出来。躲避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需求更强烈的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比较少受限制的国家是西方国家。

　　再次，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松散联系的社会：人们只照顾自己及其核心家庭。相反集体主义指的是这样的社会：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强大而紧密的群体当中，这个群体为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以换取人们对于该群体的绝对忠诚。强调个性以及个人权利在一个社会中是头等重要的是高个人主义指数。在一个组织关系中更强调个体之间紧密的联系是低个人主义。在霍夫斯泰德对 IBM 公司的调查研究过程中， 这一数值越大它的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越明显， 如美国； 反过来，数值越小，就表示这个社会的集体主义倾向很明显， 如日本和亚洲很多国家。

　　二、跨文化适应
　　
　　跨文化适应（intercultural adaptation/interculturaladjust-ment）泛指对一个新文化环境逐渐感到贴切或相称的过程。

　　跨文化适应的研究，通常着重在居住于异国的人们，适应新文化过程所产生的矛盾、焦躁、烦恼与痛苦的心理冲击，因此跨文化适应也称为文化震荡（cultural shock）、濡化（acculturation）、濡化压力（acculturation stress）、适应压力（adaptive/adjustment stress）、文化劳累（cultural fatigue）、变迁震荡（transition shock）或适应震荡（adjustment shock）。其中以文化震荡最为常见。

　　文化震荡是适应新文化时，所产生的心理痛苦的冲击。这种心理的震撼，源自吾人日常生活所熟悉的文化语言符号突然间在异地失灵。早期跨文化适应的研究们基本上把跨文化适应当作是一种阶段性（stage）的过程。跨文化适应阶段论，虽然频遭当代学者批评为失之过简或流于僵化，它们对于后来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却具有引导的作用，而且贡献很大。其中以最早的 U- 曲线模式最具代表性，这个模式已成跨文化是应研究的经典之作。一个较为完整的U- 曲线跨文化适应模式，应该包括四个阶段，蜜月期、危机期、复原期与双文化适应期。蜜月期（honeymoon stage），跨文化适应的最初阶段叫作蜜月期，又称为初期陶醉期或神魂颠倒期。当一个人初入新文化的时候，内心充满着兴奋之情，所闻所见满是新鲜感，这个目不暇接的阶段，好似新婚度蜜月的时刻，心情很是愉悦，感觉是甜蜜的。

　　危机期（crisis stage），危机期又称挫折期或敌对期。蜜月期一过，马上得面对现实。天天必须面对新的挑战，蜜月期的好奇心，一下子给文化差异所产生的迷惑、失序与挫折感取代了。

　　复原期（recovery stage）又称逐渐改善期或逐渐适应期。对异文化适应所努力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成果慢慢在这个阶段显现。

　　双文化适应期（biculturalism）也称为完全适应期或熟练期。经过多年的学习，尝试再尝试，总算是媳妇熬成婆，适应技巧业已娴熟，浮游在异乡文化与自己故乡的文化之间，感觉上已没太大的区别，但是这种差距还是存在的。

　　三、用文化价值维度分析
　　
　　《刮痧》中的跨文化适应2001 年，导演郑晓龙的《刮痧》上映，这是一部反映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电影，尽管影片中的故事在当今开放的中国和日渐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已并不多见，但从不理解到理解要经历过一番辛苦的。剧中的主人公亦是这挣扎中的一代。虽然男主人公许大同已移居美国 8 年，在异地成家立业；儿子丹尼斯出生在美国，理论上已经是美国人；许大同夫妇流利的英文似乎也标榜着他们已融入这个异国社会，然而改得了着装，变不了肤色；能学会语言，却学不会思维方式。他们终究是中国人，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有的坚持无关个人而是责任，是本性使然。如影片中出现的丹尼斯因发烧，爷爷因看不懂药品的英文说明书，就用了中国最古老的缓解高烧的方法，刮痧。但是后来由于刮痧使丹尼斯身上留下的痕迹却成了法庭上虐待儿童的罪证。这看似一场官司纠纷，实则是一场中西文化在荧幕上的碰撞与冲突。

　　权力距离。从 Hofstedede 的统计数据，可以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权力距离比较大的文化，美国文化是一个权力距离较小的国家。《刮痧》中有一个细节，由于两个孩子打架，许大同当着昆拉的面打了孩子一巴掌，因为中国父亲在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打架时只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管教，当着别人的面打自己的孩子表示的是严于教子和尊重他人。可在昆拉看来，无论是因为什么理由打人都是犯法的。西方人把许大同的“孝顺”看成是“责任颠倒”,“不诚实”.西方人认为父母、子女是平等的，父母都会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生活而甚少干预。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根据 Hofstede 的统计数据，中国文化属于“集体意识”,而美国文化恰恰相反，属于“自我意识”.当昆拉指证许大同打过孩子时， 许大同指责昆拉“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但你却在法庭上出卖我！ ”而昆拉感到委屈和不解:“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诚信是美国最基本的美德之一， 你让一个美国人撒谎也相当让他放弃基本的价值观。

　　不确定性回避。从 Hofstede 统计数据，中国文化比较强调回避不确定性因素，不鼓励冒险，凡事倾向于按既定规矩进行，较多地依赖有形的、书面的材料，重视准确性。

　　影片中关于“刮痧”在美国是否具有合法性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影片中法官要求大同“找一个官方医生，用简练的、一个老法官能看懂的英文来说明刮痧”, 但就像大同的辩护律师所说,“没有一本美国的医学教科书有关于刮痧的记载，那是不科学的，没有人会为此做证。”在法庭上，当许大同试图解释“刮痧”时，他不得不使用中文“丹田”、“七经八脉”等术语，因为美语里根本找不到相应的词汇来表达。

　　新的文化环境可以强迫外来者服从新的工作、学习和交际要求与规则，但是对于年过半百的丹尼斯爷爷来说，却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所以大同把父亲接来美国“享清福”,这个艰难的适应过程中必定会出现众多误会，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存在诸多困境。可能初到美国，会有无限的新鲜感，就像度蜜月期般甜蜜，一切都是新鲜事物，一切都欣喜若狂。然而经过八年的生活许大同可以克服生活和职业上的困难而成为事业有成的动画设计师，从生活无着到生活幸福和家庭美满。他们夫妇之间还有意只用英语交谈，只教儿子说英语和帮他学习美国文化，因为他们幻想，不鸣得意地为自己已经变成了美国人而欣喜骄傲。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明白他只了解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适应，却从未预料到随后的灾难，也未认识到他在美国只是经历短期文化适应的生存考验。他做梦也想不到，在美国八年后他却面临着一个更为艰难的选择：是接受还是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念？是甘心融入美国的文化大熔炉中去还是坚守母语文化身份？其实，这种抉择是文化适应过程中最为残酷的考验。但是文化还具有共通性，文化融合是可能的，文化身份的定位应当是为了能够在面临文化冲突时能机智、灵活地处理。懂得适当的妥协是必要的这一简单的道理，从而为文化间的融合架起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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