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高粱》中所创造的东方世界

　　电影《红高粱》在国际影坛上取得了显着成就；作为电影艺术家， 导演张艺谋的作品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现象是对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肯定，而张艺谋热衷于将小说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已是不争的事实。 众所周知，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复杂过程中，编剧会对小说进行符合电影创作规律的二度审美和重新把握，也就是所谓的“再创造”过程 . 电影《红高粱》之所以广受好评，除了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外，也跟张艺谋在对小说进行二度创作时，强化了电影中的“东方主义特性”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影《红高粱》完美诠释并演绎了神秘的中国民族文化， 面对西方世界的好奇与窥探，大方铺开了沟通展示的桥梁。

　　一、电影中所创造的东方世界

　　东西方的地域文化差异，使得西方对东方有一种本初的欲望和想象；而这种强烈的欲望在东方没落及西方兴起的背景下便愈发膨胀起来，这种强大的征服欲促使西方文明不断地了解和接触东方。 那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究竟是怎样的呢？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有些特殊的物体是由大脑创造出来的，这些物体，尽管表面上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却出自于虚构。

　　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 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土地---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所进行的地域区分可能完全是任意的。”[1]“东方主义”便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无知想象与偏见的认知下，被创造了出来。

　　电影《红高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高密的传奇故事：在黄土飞扬的高密大地上，作为杠子头的“我爷爷”喜欢上“我奶奶”,血气方刚的他干脆利落地了结了“奶奶”的准丈夫，并与“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

　　虽高粱地里的野合场景让《红高粱》一度成为禁片，然而这既包含着编剧对于原始生命欲望的大胆想象，也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性本能的猜测。 漫天的黄沙、简陋的窑洞，以及夜空中那轮如诗如画的明月，这些对小说原景的夸张叙述虽使人略感陌生，却迎合满足了西方观众的猜测与臆想。

　　初看《红高粱》，就连中国人自己都不免诧异---不仅因为整部电影的荒诞离奇，更是由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被导演披上了一件带有浓烈西方色彩的外衣；与其说这是该片刻意营造出的一种蛮荒的神秘感，倒不如认为是导演为观影者量身打造出的一个未经开发的中国。“东方主义”是西方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的东方，他们心中的“东方”并非是客观的东方，而是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想象。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 在西方文明看来，“自古以来东方就是不同于他们的’他者‘,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客体，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 作为客体的东方应该是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非理性的，等等”.

　　那么，为什么说“电影《红高粱》所创造出的东方可谓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呢？ 首先，从时间上看，倘若不是影片最后出现的抗日情节，很难想象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个在真实历史上剧烈变革的转折时期，在影片中却并未做过多描绘，仅仅是一笔带过。影片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采取刻意淡化的处理方式，并不做详尽的正面描述，使西方观众看到更充满异域风味的中国。该片的镜头初始就呈现出由大片的红色和黄色交织构成的画面。 其中，尘土飞扬的十八里坡深刻展现了当地的贫瘠荒凉，烘托出生存环境的艰难，营造出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沧桑感；而影片中如止水般寂静的夜空与黄土地的组合又显得那么难以捉摸，就像是神秘东方的缩影---影片对时空背景刻意淡化的处理，使我们立马就能感受到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此一开始就不可能将电影中故事背景与真实的中国社会环境画等号。

　　其次， 电影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单一平面的。 无论是人物的语言抑或着装都被简化到极致，影片的主人公“我爷爷”被刻画成一个“一根筋”的角色；而在表现“我奶奶”以及十八里坡伙计的性格特点时，也多以行为替代语言的方式进行诠释。如简陋且略显破旧的衣着（酒坊的伙计大多赤裸着上身，小豆琯的出场只穿着一件肚兜）、孔武有力的臂膀、在高粱地里尽享欢愉的“我爷爷和奶奶”都体现出简单粗暴的原始生命力，而这些恰恰符合西方人对东方 “未经完全开化 ”的理解和想象。 “我奶奶”身着红袄、红裤、红鞋和红盖头，加上那红头绳、红耳坠、红脸庞，将旺盛的生命力与原始冲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红色基调的画面再同影片最后血肉模糊、叠股枕臂的场景联系起来，使得整部影片都沉浸在一股亢奋冲动的氛围中，这时继而响起豆琯那稚嫩嘹亮的呼唤：“娘，娘，你上西南，长长的大路，宽宽的宝船……”观众的情绪被瞬间调动起来，好似某种原始的内在生命冲动与压抑至深的痛苦在那一刻几近喷涌而出，使观众猝不及防地陷入一种纯粹的情节体验中去。张艺谋在改编小说进行二次创造的过程中，将人物形象、语言特征及时代背景都简化到了极致，使西方观众看到一个被“提纯化”、甚至是“符号化”的中国。 在经过提纯后，故事的寓意虽单纯，然却使西方观众了解到一个神秘而丰富的东方世界，这恰巧印证了他们对于东方文明的最初设想： 即原始、冲动且混合着野性特征。

　　二、《红高粱》自身对于“东方化”的参与

　　“东方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可谓是西方对东方的歪曲想象。但与此同时，萨义德也指出：“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3]面对西方世界对东方的丰富想象，处于逐渐“被边缘化”地位的东方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事实上，大部分东方人逐渐认同并接受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西方世界的审美胃口。

　　近年来，中国影坛热衷于拍摄类似《神话》《无极》《黄金甲》之类充满“东方元素”的大成本制作电影，目的在于冲出亚洲、走向国际。 电影里无不充斥着动作机械划一的士兵、面目模糊的人群以及落后且甘受压迫的愚民……实际上这些影视元素，都是为迎合西方对中国“愚昧专制落后”的固有思维而特设的场景。相对于东方文明而言， 西方世界认为自己是具有独立“自我”的主体，是进步、文明、科学和理性的代名词 .

　　中国对于西方潜在优越感的默认，实质上也是东方自身对于“他者”从属地位自我接受的一种表现。除此之外，中国对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形象的接受，还集中表现在对西方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 （即意识形态）的接受上；如张艺谋早期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等，国内观众看到这些电影都被片中所展现出的贫穷和夸张化的落后所震撼，以至关于“张艺谋就是喜欢把贫穷落后中国拍给外国人看”的议论声不绝于耳。与其说《红高粱》之类的电影因揭露出中国的封建文化而备受西方媒体的好评，倒不如说是因其迎合了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封建落后的固执偏见，这种迎合就是接受西方审美观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对西方审美误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优越感的默认，就是东方世界自身参与“东方化”的一个显着表现。

　　随着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西方影坛一炮走红，近年来具有东方色彩的国产电影更如同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争相踏入国际殿堂。然而，之后的东方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并没有延续《红高粱》的火热，国内观众也不予好评，观影后纷纷表示“不知所云”. 《红高粱》的成功，既源于其满足了西方世界对神秘中国的想象，也在于对原着故事情节的还原，在纯化人物及故事背景同时却并未放弃“民族传统”的文化核心。所以一部优秀的民族电影绝不仅仅是单纯的 “东方色彩”的镜头组合，最重要的仍旧是故事本身的内涵与灵魂。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67-68.

　　[2] 靳婷。萨义德及其东方学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4（6）：13.

　　[3]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