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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二十四城记》和《出梁庄记》的特征比较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发布于:2015-10-10 共7163字
摘要

  《二十四城记》是贾樟柯执导、2008 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出梁庄记》是学者梁鸿出版于 2013年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二十四城记》是贾樟柯《三峡好人》之后对四川的又一次深层言说,只不过它有别于我们想象中一般意义上的电影,它没有“故事”,很少动态的影像画面,几乎弃绝了“表演”的成分而是不断地让人物“静静地说”,它遥远地偏离了我们的“期待视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前主流电影叙事的一次解构。《出梁庄记》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梁鸿正是凭借它斩获 2013 年第 11 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在《出梁庄记》之前,梁鸿还有一部《中国在梁庄》(2010 年),它们构成梁鸿“梁庄系列”的姊妹篇。梁鸿的书写对象是豫南的一个村庄:梁庄。作者走访了很多人,书中充满大量的由这些人的录音转化的文字。作者交代背景和“被走访者”,剩下的就是让他们“静静地说”.

  这两部艺术品最显着的共同特征是“让他们说”,只不过说的内容不同而已:前者说出了一个国营军事工厂的前世今生,以及这背后三四代人的世事变迁、人情冷暖;后者说出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与现状,以及这背后的人事纠葛、寂冷萧条。虽然摆在面前的是“军工”和“农村”,但如果合起来看,大致可以看出那些繁华背后的萧条、辉煌背后的惨败、热闹背后的凄清以及速度背后的缓慢、变化背后的恒在。而这一切,都是用“记”的方式说出的。

  一、记:70 后精神回乡的见证

  “记”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字,作为一种体裁和书写类型,在文学中更是古已有之、广为用之。《说文》:言,记,疏也,即分条记录或分条陈述的意思。《广雅》:言,记,识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中记载“记之言志,进己志也”,即是说,记就是把言语记下来,是为了向上进献自己的意志。在日常的意义上,笔记、日记、游记等侧重于用文字记录、记载,而“记”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在文学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运用。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是想象力发挥作用的虚构的产物,比如着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它最初的名字便是《石头记》。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史记》《西厢记》《西游记》《老残游记》等,构成了中国文学重要的部分。“记”同样贯通了西方的文化历史,《圣经》里便有《出埃及记》《约伯记》等,承载了叙列故事、言行的重要体式。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英国作家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等,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构成一个伟大的文学序列。因为中国有深厚而绵长的“史传”传统,所以后世的“记”多半与“史”有扯不断的联系。“修史”以“明鉴”,便是“记”昨日之事而汲取教训,鉴明当下,以照未来。不妨说,“记”是为了更好地“计”.历史的车轮进入现代中国,“记”同样参与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书写。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当代中国文学以宗璞的《南行记》《东藏记》等为代表的书写,同样构建了“记”这种文体对历史、时代的回应序列①。

  两部作品的作者都是所谓的 70 后艺术家②。不同于“知青一代”的“下乡体验”与“时间之伤”,也不同于 60 一代的“文革记忆”和“文化热肠”,70 一代是尴尬的,又是严重错位的。

  时代赋予他们的身体记忆和灵魂创伤必定是独特的。向前,他们比不上那些出生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无比辉煌的“时代弄潮儿”;向后,他们又比 80 后们多了些历史的重负和难以卸脱的沉重--这正是他们的尴尬。霍俊明用“尴尬的一代”命名那些70后诗人--这几乎可以用来指涉一代人,他们中的“代言者”替整整一代人说出了隐秘的心声。他们艰难地周转在城市生存和农村记忆之间、斡旋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夹在缓慢蜗行的中国和飞速发展的中国之间,从童年、少年一路走来,忽然间“人到中年”,竟然成了无根--生存之根、精神之根--的人。梁鸿在书中描述了一个名叫梁磊的青年,他从梁庄走出,考入重点大学,然后到南方工作,梁鸿在书中对他的言说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甚至是对整整一代人的言说,“他看到的、听到的和他所经历的,都使他无法找到亮光来支撑行动。他和他的同代人,经历了这个国度最大的变幻,他们在前现代那一刻出生,在日新月异的巨变中经历童年和少年,等长大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超越景观。而此时的他们,感受最深刻的不是景观的宏大耀眼,而是这景观背后的支离破碎。”[1]217贾樟柯被誉为“第六代导演”的中坚,他的电影语言独树一帜,电影风格奇崛而艰涩。他善于通过慢镜头来细腻、精准地书写底层人生存的艰难。而今的电影艺术,有太多“炫”、太多的特技与空幻,而贾樟柯是一个电影艺术的“逆行者”,他一直在做着“电影的减法”,到了《二十四城记》,这种减法甚至已经减到了无穷小。正是在这种近乎笨拙的叙述中,贾樟柯奇迹般地钻进了中国社会的地心。相对于贾樟柯,梁鸿的知名度要小很多。梁鸿是最近十年在文学学术界渐渐闻名的。这位来自河南的女学者,她的“成长故事是与贫穷而安静的乡村生活紧紧缠绕在一起的”,经过不懈的努力,从贫穷的河南小村庄一路杀到了北京,在着名学者王富仁门下读完博士,就职于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以河南文学研究和乡土文学研究而着称。

  两位作者在世俗的眼光中都有些背离他们表层的文化身份,贾樟柯本可以在成名之后像某些导演一样,好好地娱乐一把;梁鸿也本可以在“亭子间”“象牙塔”里好好做自己的学问,为什么偏要寻这苦差事?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曾提出“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概念,旨在撞开“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的“学院牢笼”和“孤闭意识”,以积极应对社会事务,有机地融入社会。以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西马”理论家针对“文化工业”展开的文化批判,正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强力实践。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商品文化、大众文化在中国迅速蔓延,当 70 后艺术家登上艺术舞台、展开艺术活动时,正与其不期而遇。

  随着对历史、时代的深入探询与观照,70 后正不断地朝“有机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向。他们不满于自身的“体制”和“身份”,甚至肆无忌惮地僭越,以便更加“有机”地融入这个社会。正如70 后学者霍俊明所言,“当 70 后一代人渐渐过了而立之年向不惑之年走近的时候,黑暗中门缝里透露出来的依稀的灯光让他们不能不集体地面对往事、回首乡村,反观来路,而越是在物欲化的城市里,这种回望的姿势越是频繁而深入。”

  这正是 70 后一代人的精神表征。他们是“夹缝”中的一代,他们没有 80 后、90 后那种“娱乐至死”的精神气质,也没有早一代人那样坚固、执拗的精神之根,所以他们只能不停地寻找。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返回,向着空间和时间索要答案,这是一种精神之渴。贾樟柯和梁鸿把对历史现实的反思与叩问,融进了最为古老的艺术体式中--用“记”的方式撕开盛世中国的华丽面纱,呈现出那些背后的、看不见的中国细节。

  二、“工”与“农”: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高速发展,一个崭新的中国飞速前进,反映在艺术上,那些表现时代变迁、历史前行的作品尤其多。然而在“中国”这个庞然大物飞步疾走之时,除了那个更高更美的中国形象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身后的“看不见”的中国形象,它可能就藏匿在前者的身后,在时代的主流中,它很容易被遗忘。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盲视”使得一些艺术家不断地产生“回望”的念头。那是一种反抗遮蔽的内心冲动,是历史深处的“呼愁”①在叫喊,这代人,毫无意外地和这个形象相遇了。“这一代人以自己特有的青春与成长,见证了中国社会自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也深刻地体会了生活本身的急速变化对人的生存观念的强力制约。”[3]

  和其他同类题材的艺术文本相比较,他们关注的角度更加独特、更加内在。同是关注中国的工业变迁,我们之前有所谓的“改革文学”,集中于最尖锐的问题,突出主要人物,注重宏大叙事,但它们很少真正从一个普通工人的角度、用普通工人的眼睛去观照;农村乡土题材的文学一直很热,但梁鸿的这一系列着作却更加真实,它直接洞彻了农民内心的黑洞和无法企及的绝望,写出了“生活挫折对内部精神的挤压”.梁鸿的“梁庄”系列的“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借助对乡村农民和‘农民工’生活的表现,让乡村说出了自己的声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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