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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道教与传统数学互动的历史影响(2)

来源:北方论丛 作者:杨子路
发布于:2017-03-07 共12011字
  被钱大昕目为 “国朝算学第一”的清初数学家梅文鼎,曾直接受教于道教历算学者。27 岁时 “师事竹冠道士倪观湖,受麻孟旋所藏台官交食法,与弟文鼐、文鼏共习之。稍稍发明其立法之故,补其遗缺,着 《历学骈枝》二卷,后增为四卷,倪为首肯。”[24]( 梅文鼎传)梅文鼎及其兄弟师从道教历算学者倪观湖学习日月交食之原理及计算方法,为梅氏家族日后在历算学上取得成就奠定了基础。可见,道门中人所传承的数学、天学在清代早期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李光地曾对梅文鼎谈到: “历法至本朝大备矣,而经生家犹若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趣也。宜略仿元赵友钦 《革象新书》体例,作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大显。”[24]( 梅文鼎传)梅文鼎于是着 《历学疑问》三卷,果然“仿元赵友钦 《革象新书》,务从简要”[25]( p. 419)。故而道士赵友钦之天算学术,在梅氏开清代历算学风气时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清初医家徐大椿,以内丹术语 “灵胎”为字,晚号洄溪老人、洄溪道人,颇好道学,曾注 《道德经》、《阴符经》,收入 《四库全书》。此外,徐氏还撰有 《洄溪道情》这样的道教文学作品,传诵一时。徐大椿曾谓:“老氏之学与六经旨趣各有不同。盖六经为中古以后文物极盛之书,老氏所云养生修德、治国用兵之法,皆本于上古圣人相传之精意。故其教与黄帝并称,其用甚简,其效甚速。汉时循吏,师其一二,已称极治。”[26]( p. 522)这种 “离经叛道”的 “异端”的言论,自然招致非议。
  
  《四库提要》便批判其书 “跻 《老子》于六经上,则不可以训”[26]( p. 522)。但是,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徐大椿并非一般儒生,而更是一位道家道教学者。此外,据袁枚所着 《徐灵胎先生传》记载,徐大椿 “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以至舞刀夺槊、勾卒嬴越之法,靡不宣究”[27]( p. 579)。可见他亦曾研究天文、地理、数学、音律乃至军事技术。
  
  乾嘉时期,广东着名道士李明彻, “有茅容之风”[28]( p. 745),12 岁便到罗浮山冲虚观入道,并自习西洋油画。他一生研修道学道术不辍,年逾八十仍神气不衰,曾注释 《道德经》、《黄庭经》,撰 《证道书》一卷、《修真诗歌》三卷。李明彻更曾学习西方天文学、地理测绘学和三角几何学,着有 《圜天图说》三卷、《续编》
  
  二卷,又协助两广总督阮元,参与 《广东通志》中的地图绘制工作。晚年创建纯阳观,在观内建造朝斗台以观测天象。《圜天图说》卷上论及太阳系天体位置及运行、日食月食、昼夜节气变化,卷中除关于行星、恒星观测及计算问题外,还记载了全国 19 处府地的日出日入及诸节气时刻的测定记录; 卷下谈论地理学问题,其中收录了全国 21 省首府 ( 含京都顺天府) 北极出地度数。《续编》除补充天文学内容外,还设专节科学地解释了各种常见的天文、地理现象。阮元对 《圜天图说》有较高评价,认为: “欲为天学者得是书读之,天体地球、恒星七政可以了然于心目间,回之以求弧矢割圆诸术甚易也。
  
  是书可为初学推步之始基矣。”[29]( p. 628)并将 《圜天图说》三卷着录于 《广东通志·艺文略》。限于时代背景,李明彻天文学体系仍以地心说为基础,较之西方天文学的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但此书对于当时中国的科学普及,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圜天图说》中的数学内容,主要是讨论测量问题的几何、三角知识,见于 《表度说》、《用日高分直景倒景立算》、《分表立表用法》、《随地测节气定日》诸节。
  
  从中可见,李明彻除继承中国传统数学外,亦多吸收西方数学知识。但需要探讨的是,李明彻的数学、天文学与其道教信仰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过去学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或迳称崇尚科学和追求实证本是道教的精粹[30]( p. 52),或认为李明彻之个案已体现出道教与科学的新型关系,表现在 “道教旁征博引的包容性,以及道教和科学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31]( p. 65)。然而,笔者认为,李明彻研习科学与其道教信仰本身有着内在的关系。
  
  其一,研习科学可以积善累德,以全真行。全真道素来强调修道除内炼真功外,尚须外积真行。作为全真龙门派第二十代弟子,李明彻一生积功累行,不事举业以追逐名利。除刊布道书、捐资立观度人外,他还曾运用天文气象知识,预见广东当有旱情,劝阮元进口洋米备旱,成功地避免了一场灾害。明彻 “虽为当道所重,然清静自守,有请托者,辄以世外人拒之”,故陈伯陶称赞他 “仁言利溥,真有道之士”[32]( p. 255)。
  
  其二,对于李明彻而言,研习科学亦可以升华其道教信仰。李明彻一生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六合八荒,千仞三泉。凡前人推步占验之书,无不留心考究。”[28]( p. 745)李氏治学之动力,正源于天文星象在道教中所具有的神圣意义。 《圜天图说》卷上 《浑天十重图》第十重注明: “天皇大帝诸神圣所居,永静不动”[29]( p. 639),其说虽源于西方天文学,但对于李明彻而言, “天皇大帝”及 “诸神圣”显然是道教意义上的。
  
  他晚年在道观内建朝斗台,亦兼有神学与科学双重意义。
  
  黄一桂跋 《圜天图说》称: “青来道人清静寡欲,而于事物理趣多所穷究,得辄默识于心,未尝为人言,人亦无知之者。年七十矣兀坐终日,泊如也。”[28]( p. 743)可见他寄情于科学研究时,其心境亦臻于清静无为的境界。
  
  其治学路径颇似邵雍,合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为一炉。
  
  总之,研习天文、地理、算数之学对于李明彻来说,与其道教信仰和修道实践,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与明清以前的道教科技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在明清时期,道教以更加包容和理性的心态,吸收西方科学中的先进因素。
  
  李明彻并非当时唯一一位学习西方科技的道教学者。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亦提到一个通晓西方天文、地理知识的道士。此道士概述了西方传统地心说的宇宙图景,称 “天椭圆如鸡卵,地浑圆如弹丸,水则附地而流,如核桃之皴皱。椭圆者,东西远而上下近”,并在地圆说基础上分析到: “海至广至深,附于地面,无所障蔽,故中高四隤之处,如水晶球之半。日未至平地,倒影上射,则初见如一线。日将近地平,则斜影横穿,未明先睹。
  
  今所见者,是日之影,非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33]( p. 16)阐明了日出大海时所涉及的光学原理。
  
  当然,该道士所批评的儒、佛两家宇宙观,仅仅是某一历史阶段某些儒生和佛教徒的自然图景。但我们从这段资料 ( 盖非信史) 中,却可以看到批评者所持有的某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道教掌握更为先进的天文历算学。儒家学者在记录这段故事时,似乎也默认了这种观念的合理性。可以认为,这种自信既源于道教的科学传统,亦反映出清代道教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包容心态。李明彻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并加以吸收转化。
  
  乾嘉时期另一位学者纪大奎,有人盛赞其学 “联儒释道为一家,合天地人为一体”[34]( p. 1)。就道教方面来说,纪氏曾师从傅金铨学习道教内丹术。故虽案牍劳形,而享寿八十[24]( 纪大奎传)。在内丹学方面,撰有 《周易参同契集韵》、 《俞氏参同契发挥五言注摘录》,并辑订《悟真篇》三卷。《清史稿·艺文志》还着录其 《老子约说》四卷。除丹道、老学外,他又撰 《笔算便览》一卷,梅启照重刻 《算经十书》时附录此书。因纪大奎在数学上的贡献,诸可宝 《畴人传三编》、张之洞 《书目答问》附二 《国朝着述诸家姓名略总目·算学家》补《畴人传》、《续畴人传》之遗时,均将纪氏收入。
  
原文出处:杨子路. 西学东渐背景下明清道教与传统数学之互动[J]. 北方论丛,2014,(01):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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