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创刊20年的《东方杂志》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

    《东方杂志》刊载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不仅体现了其“启导国民”的办刊宗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新旧文学之争，见证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端与成长。
   
    1904-1924正是中国社会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新文学诞生、成长的开始。通过对《东方杂志》在这一时期刊登的外国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译介作品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看出中国新文学的成长足迹，还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对中国新文学成长所做出的贡献。
   
    《东方杂志》及外国文学译介
   
    《东方杂志》自1904年创刊至1948年停刊，前后历时45年。其间曾三次停刊。第1期事件停刊，同年10月复刊；1937年8月，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1938年1月迁至长沙复刊，同年11月复迁至香港；1941年2月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再度停刊，1943年3月迁至重庆复刊，1947年终又迁回到上海，历时45年，共出版正刊44卷811期，号外4期，《东方副刊》一种。
   
    外国文学译介
   
    《东方杂志》的创刊处于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从晚清到民国的建立，中国社会在维新运动和改良思潮的冲击之下，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秩序开始瓦解。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一方面有着对旧文学的坚守，一方面又遭到了众多诟病，呼唤新文学的出现。外国文学作品通过翻译进入中国后，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不同文学形式的需求，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旧文学的衰落，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形成和成长。
   
    在新旧文学交替时期以及文言文和白话文并存的局面下，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得到了极大的繁荣。“虽然旧的文学格局仍旧维持着，但在表层之下，已经汹涌着新的文学洪流。”
   
    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东方杂志》自创刊伊始，就开始关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其创刊号上开辟了翻译小说栏目，从第一期开始刊登美国乐林斯朗治的小说《毒美人》。据统计，从1904年到1924年的二十年间，《东方杂志》共译介外国文学作品211篇，包括小说、剧本、寓言和散文等体裁。其中尤以小说最盛，共计171篇，占译介总数的81%以上。这些作品来源广泛，涉及到2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既有俄、法、德、英等大国，也有爱尔兰、挪威、比利时等小国。可以看出，《东方杂志》不仅关注大国文学作品的引进，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小国作品的译介。“一定程度的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历程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呈现的面貌，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
   
    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特点。
   
    阶段性《东方杂志》创刊二十年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以1920年为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从创刊到1919年是其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文学作品译介数量少，16年时间仅译介31篇。以长篇小说为主，且多为国外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二是这一阶段的译介是以文言文形式出现的，较为晦涩难懂，而且以意译和译述为主，对原着改动非常大，删减、漏译多。在对西方文学作品译介的肇始阶段，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系统性和目的性不足，文本选择的标准不严，要求不高。
   
    而且由于受到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或者说是为了让译文更容易被接受，文言文也成了当时翻译的必然选择，对原文的改动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读者的需求。
   
    经过商务印书馆的改革之后，由胡愈之代替杜亚泉成为新任主编，《东方杂志》对外国文学的译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文学作品译介的数量急剧增加，1920年译介的作品就多达37篇，比前16年译介的总数还多。所选作品也多为世界着名作家的作品，加大了对短篇小说的译介；另一方面，自1920年开始，全部都采用白话文进行翻译。究其原因，自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侵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各色各样的思想文化潮流开始大量涌入。此外，中国一部分有识之士为了“救国保种”,也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辛历程，翻译活动日益频繁，越来越受到重视。如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从事翻译是为了借鉴西方，最终目的是为了“制夷”.在被动接受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中国开始了对西学的译介，当然也包括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有了更深地认识，文学作品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随着思想的解放，社会呼唤新思潮的到来，人们对西方文学作品的需求增加，促成了对西方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也更为慎重，不仅大量译介名家名作，而且也十分关注和中国有类似经历国家的作品，如俄国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名家作品为中心对着名作家的作品集中进行译介，是当时多数期刊都采用的方式，集中介绍着名作家作品的形式并非该杂志所独有，但作为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是唯一以这种形式对名家名作进行译介的期刊。如18卷15号“但底（今译但丁）六百年纪念”专题，共有记者的《祝但底去世六百年纪念》；愈之的《但底---诗人及其诗》；化鲁的《但底的政治理想》；和惟志的《神曲的梗概》等四篇文章。既有对但底的生平介绍，也有对其诗人和诗歌创作的探讨，也有对其代表作《神曲》的分析介绍。为读者提供了从诗人到其作品，全面了解伟大作家但底的素材。再如20卷14号的“太戈尔（今译泰戈尔）介绍”专题对太戈尔及其作品进行了译介。王希和的《太戈尔学说概观》；钱江春翻译的太戈尔小说《叶子国》和《喀布尔人》；化鲁翻译的《海上通信》；梁宗岱翻译的剧本《隐士》以及补白《太戈尔国际大学近况》。在随后的20卷18号上又发表了愈之译的太戈尔作品《东与西》和瞿菊农译的《太戈尔的思想及其诗》。这是为了配合太戈尔访华所推出的专题，对太戈尔的生平、作品及其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方便了读者对这位邻国的着名文学家的了解。这种以作家为中心集中译介名家名作的形式，一方面反映了五四以后，社会对外国文学作品需求的层次提高了，不再像以前满足于“只要是外国作品即可”,开始更多地转向对各国文学中名家名作的诉求，以期了解外国文学的精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是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系统性译介的初步尝试，为读者全面了解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打开了方便之门。
   
    国别文学的译介
   
    国别文学的研究性译介不仅为国人了解一国文学的总体状况、历史和发展等提供了方便，而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东方杂志》译介的第一篇国别文学研究性文章，是刊登在1919年第16卷4号上的《俄罗斯文学之过去及将来》，由君实转译自日文。此后，进一步加大了对国别文学研究性文章的译介。
   
    如雁冰的《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17卷6号、7号）；冠生的《法国人之法国现代文学批评》（17卷16号）；胡先骕的《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17卷18号）；愈之的《近代英国文学概观》（18卷2号）、《近代法国文学概观》（18卷3号）、《近代德国文学概观》（18卷7号）；化鲁的《法兰西诗坛的近况》（18卷7号）、《俄国的自由诗》（18卷11号）；鸣田的《维新后之日本小说界述概》（18卷13号、14号）；王靖的《美国的文学--现在与将来》等。通过对国别文学研究性译介文章的统计，到创刊20周年，《东方杂志》共发表了20余篇，包括俄国、德国、法国、日本、美国、亚美尼亚等国家。
   
    此外还以主题形式对国别文学进行译介，如19卷4号的“新俄国的文艺、科学和教育”专题共有7篇文章，其中涉及文学的有4篇；19卷20号“最近欧美文学一瞥”专题，共有5篇文章。
   
    国别文学的研究性译介，虽然不能让读者对各国文学有深入地了解，但为读者了解外国文学概观提供了重要信息，也为国人了解世界文学基本状况提供了一个窗口，对后期各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特点
   
    在第二阶段后，《东方杂志》不仅加大了对文学作品的译介，同时还译介了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包括文学原理、文学批评和美学思想等。据不完全统计，《东方杂志》创刊20年间共译介外国文艺理论100多篇。最早的是12卷9号上雪村的《浪漫主义》，将浪漫主义介绍到中国文学界，“这比同时期的许多杂志都要早。”
   
    译介最多是1920年到1922年间，这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着密切关联。为了摆脱旧有的传统文学，中国文学界呼唤新的文学表现形式，这也促成了对外国文艺理论译介的高潮。《东方杂志》对西方文艺理论译介主要包括第1期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像20世纪20年代其他杂志一样，《东方杂志》也非常关注对现实主义的译介，如17卷1号上刊登了愈之的《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文，对写实主义文学进行了详细分析。再如17卷7号的《真善美与近代思潮》等。
   
    第二，除了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关注，《东方杂志》也并没有忽视对其他文学形式的译介，如幼雄的《表现主义的艺术》（18卷8号）、俞寄凡的《表现主义的小史》（20卷3号）、蠢才的《新表现主义的艺术》（19卷12号）等，把表现主义等艺术手法介绍到了中国，丰富了新文学创作的形式。
   
    第三，关注西方戏剧理论的译介。罗罗是最早对戏剧理论进行译介的，他在第15卷11号和16卷1号上，分别译介了《傀儡剧之复兴》和《世界名剧谈》。探讨了傀儡剧复兴的原因，介绍了世界着名剧目。此后，宋春舫译介了多篇戏剧理论文章，如《近世浪漫戏剧之沿革》（17卷4号）、《小戏院的意义由来及现状》（17卷8号）、《德国之表现派戏剧》（18卷16号）、《现代意大利戏剧之特点》（18卷20号）和《法兰西战时之戏曲与今后之趋势》等。此外，还有张毓桂的《文学与戏剧》（17卷17号），马鹿的《戏剧上的表现主义运动》（18卷3号），邓演存的《戏曲家之托尔斯泰》（18卷9号）等。如此众多的戏剧理论译介是和当时中国传统戏曲的改革运动密不可分的。
   
    第四，对美学理论的译介。《东方杂志》很早就开始关注美学研究，并译介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将美学引进中国。如滕若渠的《柯洛斯美学上的新学说》（18卷8号），惟志的《希尔台勃兰的美学》（18卷17号），华林的《美学随谈》（19卷7号），洪译的《美学所研究的问题及其研究法》等。
   
    由此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对外国文艺理论译介数量众多，涉及到文学的方方面面，这也说明，在旧文学走向衰落，新文学尚未建立之时，中国文学需要向世界各国文学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学界需要不同的声音，大量外国文艺理论的译介应运而生。通过对这些理论的吸收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中国文学才完成了从传统文学走向新文学的过渡。外国文艺理论的引进，也为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参考和理论基础。当然，中国新文学并不是由外国文学直接转化而来，而是在坚守传统文学的优点和吸收外国文学的长处、相互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结语：
   
    作为一份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非常重视译介工作，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创刊20年间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说明“优秀的译作会重新在目的语中燃起象征原作的生命之火”,同时也体现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社会变化，加速了中国旧文学的转变，见证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和成长。可以说，《东方杂志》是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现状不可多得的资料。

　　参考文献：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5:76.
　　[2]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3.
　　[3]章琼。1904-1927:《东方杂志》翻译文学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8:14,45.
　　[4]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93.
　　[5]张健。阐释学视角下解读《贝奥武夫》的翻译攻略[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4）：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