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五四”,同时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点，长期以来却被主流文学史论着所忽视。“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健将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都曾积极呼吁或参与发生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建设工作，并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事业，但在后世却很少被书写入主流的现代文学史着作中。“五四”,作为文学的童年，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相伴相生、互为影响，现代文学的出版体制、集团话语、文学活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也始终受制于中国现代文学。

　　一、观念的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儿童一直是被压抑的生命个体，对儿童身体与情感的忽视有着诸多的社会历史原因： 儿童的夭折与成长过程中的高死亡率，封建社会稳固的纲常伦理体系，主流儒家文化对老者的推崇、长者的崇拜，都是使得儿童作为一种缄默无声状态而存在的重要因素。“一旦儿童越过可能造成他过早夭折的高死亡率时期，他就融入成人之中了。”[1]

　　封建社会成人对于儿童身体与精神的专断统治，难以诞生真正意义上的童年概念，童年的意义与价值被遮蔽、压抑。儿童在古代社会找不到主体性位置，在儿童读物方面，用文言文写作的各类童蒙类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一起，通过以传统伦理道德为主的灌输式的教育、私塾严苛专断的教授方式和以科举及第为目的的教学设计，摧毁了儿童自我的个性生长，也不可能照顾到儿童的实际心理需求和阅读接受，使得儿童正常的身体、精神、情感发育受阻。成人对于儿童成长、儿童阅读及儿童教育的粗暴干涉，缩短了他们童年的周期。在古代，儿童与成人的阅读并无清晰的界限。“而文言文与儿童生活和心灵世界是隔绝的。”[2]

　　文言对于儿童阅读的阻碍与儿童对于文学的天然需求之间的悖论，一直到“五四”才得以第一次化解。

　　现代意义上进步的儿童观念成型在“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从批判封建伦理中畸形的父子、长幼关系，发现了长久以来处于弱势与受动地位的儿童。“五四”启蒙运动的领导者经历了试图从解放自我，继而影响他人、解放他人，从希冀出现健全的个体，到对健全的民族国家秩序的渴望这样一段思想历程，而健全的民族国家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下一代的肩上。

　　（ 一） 晚清民初： “少年”、“青年”、“童年”---边界的模糊与指涉的交互

　　五四前的晚清，对于“少年”、“青年”、“童年”等词的界定相对模糊，这些词在具体的指涉上存在着关联与交互。梁启超在 1900 年的《清议报》上发表的文章《少年中国说》里，“少年”的概念其实已经越出童年范畴之外，广泛地包含了具有成人责任与使命意识，敢于担当的少年与青年。文章深刻地批判并试图解构封建社会以老为尊的病态观念，意在重整国人精神，梁启超认为： “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3]

　　梁启超把“国家”的命运紧紧地与作为个体的“少年”结合在一起，寄希望于少年的行动，这里出现的“少年”是一个以走向成人为目标的被寄予改造社会与国家命运的青壮年群体。他大声呼吁“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4],文章勇于把少年置于老者之上，进一步为五四时期彻底否定旧道德、旧伦理，发展进步的儿童观念做了先行尝试。

　　五四前期的报刊舆论，对于童年、少年、青年等的使用也并没有较为清晰的边界。中国最早的“儿童期刊”为外国传教士编辑的《小孩月报》，最初出版于广州，1875 年转至上海出版，这是一份主要宣传基督教教义的月刊杂志，同时也刊发游历、寓言、诗歌、科学、天文、音乐知识等作品，这份刊物刊登的内容、栏目设置、文章形式与“小孩”的群体并不十分对等； 而 1903 年出版的《童子世界》更是与“童子世界”相去甚远，这份报刊常被学者认为是中国人最早办的儿童报纸，但仔细翻阅此报，会发现儿童并不是该报的读者群体，该报常常刊登历史、地理、政治、博物等相关文字作品，“《童子世界》是一旨在宣传革命的报纸……也很侧重刊发文艺作品，而这些作品也饱孕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内容。”[5]

　　同样，商务印书馆 1911 年创刊的《少年杂志》与其后在 1914 年创刊的《学生杂志》，重在对青年学生进行理想、道德教育，同时传播一些科学文化知识。从刊发的一些文章来看，如《学生杂志》的《十年来的中国与学生》《学生与学潮》的内容，以及杂志的栏目“社评”、“青年文艺”、“学界消息”、“学生世界语”等的设置，并没有把少年、学生视为儿童来看待，这里的少年、学生被视作青年或是青年准备的前期。

　　在晚清民初甚至之后的更长时间内，少年与青年的具体指向并不十分确切，双方对特定年龄层群体的指称存在着交集，但尽管如此，却存在着对“人”的发现这一历史命题的最初探寻。真正的“儿童”在晚清民初的中国依然沉睡着，但少年、青年词汇的频繁出现已经挑战了以古为尊、以老为本，复古、守古的腐朽观念。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 1915 年 9 月 1 卷 1 期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把青年比作“初春”、“朝阳”,是“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6]

　　初春、朝阳，所指代的“青年”范畴其实广泛地涵盖了年少一代，《敬告青年》用西方进化论思想，大胆地挑战了封建伦理与道统秩序，吹响了力主革新、重新评判一切价值的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进一步指出了青年作为社会与历史变革动因的重要性，表现出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对自身变革的使命意识。同时号召他人摒弃旧道统，显示出其从改造自己到改造社会，唤醒他人共同参与、促进历史变革的深切责任感。在发刊词中，陈独秀对于复古、守古思想的批判不留一丝情面，他认为，“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 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7]

　　更从自身的觉醒，到呼唤他人的觉醒，试图用觉醒的力量，去冲破固有价值体系，《敬告青年》体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试图“用理性追求一种信仰以指导人生和现实活动”[8]的现代性内涵。

　　（ 二） 五四： 自我的觉醒到儿童的发现
　　
　　觉醒的自我成为了发现人的第一步，而思想启蒙者并不满足于自我的清醒状态，从自我觉醒到唤醒他人，从“爱己”（ 鲁迅语） 到“爱人”,深重的社会使命意识是新文化运动领导者试图推动、变革社会进程的心理动机。启蒙思想者从批判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与戕害中，看见了沉默着、被虐待着的儿童，鲁迅从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桎梏下解放儿童、发现儿童； 周作人运用西方先进的人类学说和社会学说，认识到儿童对于文学乃至游戏、玩具的独特需求。周氏兄弟在坚定地否定传统之时，发现了儿童被隐藏的身体与情感。儿童，到“五四”才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了重生。

　　“五四”,以西方先进的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为理论资源，批判“天地君亲师”、“父为子纲”等旧道德、旧观念，聚焦于妇女与儿童问题，在否定与批判中寻找新的价值，催化出全新的儿童观念。儿童的发现是鲁迅“立人”为核心的启蒙思想的进一步生发，鲁迅先生早期关于儿童问题的讨论多见于《新青年》杂志“随感录”栏目。鲁迅曾尖锐地指出，在中国，“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 《新青年》5 卷 3 号随感录二十五） .“旧账如何购销？”鲁迅寄希望于“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新青年》6 卷 1 号随感录四十） ,他更告知世人： “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有关儿童问题的文章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鲁迅在 1919 年 11 月发表在 6 卷 6 期上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中，鲁迅借用生物进化论的理论资源极力反对以古为尊的封建思想，试图用新的价值体系去关照、发展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而延续与发展，则要从悖弃旧“伦常”的勇气中获得。鲁迅严厉地批判所谓“圣人之徒”对社会进化的倒行逆施，进一步地提出了“幼者本位”的进步儿童观念，而如何做到幼者本位，鲁迅也给予了方法论上的指引： “开宗第一，便是理解； 第二，便是指导； 第三，便是解放。”[9]

　　鲁迅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10],从人的解放到子女的解放，从子女的解放进一步延伸至对儿童个体的尊重与价值的认同，认识到童年对于人漫长一生的作用。鲁迅先生“幼者本位”思想意在批判封建道统，落脚点在人的解放，对幼者的尊重是鲁迅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思想的发展。

　　在五四时期，幼者本位的儿童观念其实存在着不同的向度，周作人先生借鉴西方先进的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儿童学概念，进一步发展了“幼者本位”的儿童观念。在 1912 年《儿童问题之初解》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认为儿童是未来国民，并指出“一国兴衰之大故”的重要原因在于“考其国人思想视儿童重轻何如”的观点[11].相较于鲁迅的叛逆，对封建纲常批判的彻底与不留情面，周作人对于儿童问题的研究更具冷静的一面。他用西方生物进化论、遗传学等理论资源，阐释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异，提倡运用教育的引导，发展他们不同的潜力。早在 1912 年，周作人就主张“个性之教育”,认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12],而教育，则要针对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周作人不仅重视传统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儿童智育、德育、体育的影响作用，同时指出游戏的趣味之教育对儿童的天然吸引，运用游戏的手段教育、影响儿童也是重要的渠道，周作人认为“小儿生活半为游戏，教育之事亦当寓其中”,并且联系到“盖今世学者，说明艺术起源之法则，虽有种种，而游戏冲动，实为其一”[13]的艺术发生论学说。

　　周作人是近代中国较早提出“儿童”与“儿童文学”概念、关注“儿童”问题的理论家，也是第一个较为清晰地勾勒出“童年”、“儿童”概念边界与内涵的学者。在 1913 年《儿童研究导言》中，周作人指出，“凡生物之有其儿童期，即所以为其入世之预备”[14].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把儿童期按照年龄、体质、心智等特点划分为四个阶段： 婴儿期、幼儿期、少年期、青年期，这一对儿童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其对不同阶段心理、智力、体能的解释已经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有交叠重合。以儿童不同的年龄层为标准，划分儿童文学的不同层次，周作人在其后的儿童文学研究的文章中，还有过关于分级阅读的一些理论雏形。这些观点在今天仍被主流的儿童文学界借用。

　　发现儿童、关注儿童及儿童教育，叶圣陶也是早期的儿童教育开路者之一，在 1911 年发表的《儿童观念之养成》中他就强调了家庭教育较之学校教育对于儿童有更为突出的作用，并指出学校教育应与家庭教育相结合，“为之母者，苟能于其学校中之所得，为之阐解，以补齐不足，使学校家庭之教育不相离异。”[15]又从实际的教育工作与教学实验中，发现了儿童对于阅读的兴趣，在 1916 年写作的《我校之少年书报社》中，叶圣陶不仅指出了儿童对于阅读的天然需求，更在实际工作经验中，发现了不同学龄儿童对于不同读物的兴趣与需要，“大抵学级低之儿童，喜阅童话、儿童教育画及写真画等，一编在手，莫不欲释还展，笑逐颜开。学校较高之儿童，则喜阅少年丛书、少年杂志及小说等。”[16]然而，“五四”时期对于儿童的发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从自我的发现---人的发现---再到儿童的发现，从新“青年”的出现---新“少年”的出现---再到新“儿童”的出现这一历史进程。“最初的儿童观念是和某种对儿童的冷淡，或更确切地说是传统的漠视儿童观相适应的。”[17]

　　儿童问题的探讨主要针对的是腐朽的伦理纲常，以批判封建的长幼关系为基础，目的还是在于革新传统的社会道德，唤醒国人的“人”的意识，以及对重建新社会秩序的理想。儿童也是建设未来新社会、新秩序，承载新理想、新道德的最有希望的群体。

　　二、理论的倡导： “五四”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1909 年，由孙毓修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丛书，是近代中国较早出现的针对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集，也是“童话”一词在近代中国较早的一次亮相。这里的“童话”指代的是广义上的儿童文学。《童话》丛书的不同辑选吸收了包括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在内的着名寓言与童话故事，孙毓修考察了原有的儿童读物与现时儿童的精神需求之间所产生的落差，在 1909 年刊登在《教育杂志》第二期上的《〈童话〉序言》中，孙毓修认识到文言教科书和以往蒙学读物的弊端，在于没有考虑到儿童实际的心理需求和阅读接受，他提出“典与雅，非儿童所喜也”,而“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使然”[19].孙毓修先生比照了当时西方的儿童文学与中国的儿童文学，指出国内儿童文学在观念、理论及创作上的滞后性。孙毓修同时认为，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兼具教育性，“说事虽多怪诞，而要轨于正则，使闻着不懈而几于道，其感人之速，行事之远，反倍于教科书”[20].孙毓修先生所编辑出版的1事性状的同时，还注意到了语言的形式、叙事的策略、言说的技巧等问题，是对改编作品的一次儿童文学自觉。“编译童话之多而广，孙的开山之功是不能抹煞的。”[21]

　　此外，由鲁迅、周作人所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也收录了王尔德的《安乐王子》（ 当时署名为淮尓特） 、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 增订版，当时署名为安兑尓然） 等作家作品，并附有作者介绍。“五四”儿童文学活动，始于儿童问题的讨论，而儿童问题的讨论却是指向封建的纲常伦理、老者本位的腐朽思想。儿童问题的探讨与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在解放儿童、给予儿童应有的尊重与关爱的同时，也潜在地与近代知识体系、文学体系建构同声呼应，意图都在新人、新民，重新构建社会秩序。而儿童，则被寄予了对文学新人理想的更多寄托。郭沫若 1921 年曾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指出“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步骤之一，应当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入手。”[22]

　　儿童问题与儿童文学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意在新人，培养全新的国民，这与五四新文学的追求与使命相呼应，郭沫若认为“文学于人性的熏陶，本有宏伟的效力，而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生的特效药”[23].儿童文学虽然是旨在为儿童提供他们所需要、所喜欢、所能接受的国内外优秀的文艺作品，但其目的却是塑造一代新人，改变中国的旧式的儿童形象，为进一步建设民族国家而投放下希望的种子。儿童文学的提倡与发展，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宏大理想相联系，成为现代社会体系与文化思想体系建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