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田产争讼爰书》探析汉晋民事司法变迁(2)

　　孙发则说：胞弟孙金龙过继给伯父（孙弘），继承了城北坞田，自己则与孙香平分了城西坞田。由于孙香年小，又得到了“乍胜田”二分。〔8〕同时，祖母认为孙发所得田分少，又割孙金龙田（城北田）60亩给孙发，然后又让孙发与孙香平分了临藳坞（具体方位不详）。孙金龙基本上支持了孙发的说法。声称自己过继给伯父，分到城北田。又从中割60亩给孙发。但对争执的城西田则表示不了解情况。
　　
　　双方对家产分割说法迥异，结合在分家时间上的分歧，实际上都自成逻辑。自汉代以来，分家析产大体遵循诸子均分的原则。〔9〕从这个角度看，孙香实际上声称，大家庭的家产由孙发父、孙蒙（孙香父）、孙弘、孙翘，四兄弟均分，则孙发与孙金龙仅仅继承其父亲分内的产业，约等于大家庭家产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辗转归孙香，因为孙香是庶支孙蒙、孙弘、孙翘三兄弟唯一的后辈，并且与祖母同居。孙香还将争议的城西田产描绘为分家之后，祖母买给自己的，就更与孙发、孙金龙无关。但孙发、孙金龙声称，大家庭家产包括争议的城西田产，一直未分家，直到父辈继承人都过世后，家产才由孙辈的孙发、孙金龙、孙香三人均分，所以孙发与孙金龙共分得大家庭家产的三分之二，孙香仅得三分之一。这两种说法，在家产分配上的差距巨大。
　　
　　孰是孰非？孙香说分异时有券书，可以券书为证，并且愿意同被告对质券书。因此，临泽县下令，要求孙氏宗长孙丞（孙司马）向县廷提供券书证据：“书移达，具列香兄弟部分券书，会月十五日，须得断决如律令。”
　　
　　宗长对县廷的回复非常奇怪，说道：
　　
　　香、发早各自有田分。香父兄弟三人孙蒙、孙弘、孙翘，皆已土没。今为平史，使香自继
　　
　　其父蒙。祖母存时命发息为弘后，无券，香所不知。翘独无嗣，今割香、发田各四十亩及坞舍
　　
　　分命亲属一人以为翘祠（嗣）。平史巳卩，请曹理遣，敢言之。
　　
　　这个回复没有提供分家券书的内容，仅仅说“香、发早各自有田分”,对各自田分的具体情况则只字不提。官方在收到宗长回复后，做出了裁断，基本认同宗长的决定（详见下文分析）。
　　
　　三、案例所见汉晋民事司法的变迁
　　
　　一方面，从临泽简仍能看到汉代民事司法的痕迹，很多细节与汉代《二年律令》吻合。原告孙香称：“祖父母存时为香父及叔季分异，各有券书。”这是描述父母健在时，诸子分家析产，也就是汉代常见的生分现象。它对应于《二年律令》：“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假母，及主母、假母欲分孽子、假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简340）这条律文允许“诸后”（继承人）分家另立门户。〔10〕
　　
　　孙香又称“今因名香所借田，祖母存时与买。无遗令及讬子侄券书以田与发之文”.这是在质疑被告方，在没有祖母遗令和券书证据的情况下，冒认祖母为原告方购买的田产。言外之意是，被告没有券书，所以田产主张无效。这对应于《二年律令》：“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先令，皆叁瓣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简334-简335）编户民可以用遗嘱（先令）来处置遗产，并书写券书。遇到争议时，官方需要调阅券书核对，无券书则不予理会。
　　
　　原告孙香要求被告对质，并主动缴纳牡二匹入官。“乞共发、金龙对，共校尽，若不如辞，占具牡二具入官，对具。”这个做法在汉代案例中尚未见到，但东汉郑玄曾经讲过，在民事诉讼中，两造需要交纳“箭簇”作为一种理直的象征。“使讼者两至，既两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则是自服不直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三国韦昭也讲过：“讼者坐成，以束矢入于朝，乃听其讼。两人讼，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则曲，曲则服，入两矢乃治之。”〔11〕基本上和郑玄说法一致。这样看来，原告孙香主动缴纳牡二匹的举措，显然是对应于这种交纳箭簇的程序。
　　
　　而被告孙发的证词也反映了汉代法律的延续。〔12〕称：“父同产兄弟三人，庶叔三人共同居同籍，皆未分异。荒毁之中，俱皆土没，唯祖母存在，为发等分异。”这是说，由于丈夫（祖父）和儿子都先后去世，寡妇（祖母）成为了同居共财大家庭的户主，并主持了分家。这对应于《二年律令》简380:“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13〕寡妇在丈夫、公婆和儿子皆去世的情况下，可以成为户主，掌管家产。自然也可以户主的身份，分家析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