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田产争讼爰书》探析汉晋民事司法变迁(4)

　　长沙出土的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继承纠纷文书，凸显了民事司法中宗族之无力。长沙这件案子和临泽类似。第一，两造也具有亲属关系（被告两人是原告的舅公）。第二，纠纷标的物也同样是遗产田地。但官方的处理方式则迥异。在长沙，官方派官吏到基层调查、询问当事人，辨别清楚了事实，原告追回了四分之三的争议遗产。在整个过程中，宗族完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官方没有将案件交由宗族进行初审，两造也没有因为不顾及亲属伦理对质公堂而受到什么处罚。总之，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体现出较为纯粹的民事司法特征：没有刑事化，也没有顾及宗族伦理。一切正如同汉人所说：“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骨肉相贼，曰周公之义。”〔25〕
　　
　　一个半世纪后的西晋临泽案例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诉讼的两造都属于孙氏，孙氏修建有若干坞堡，分布在临泽城西、城北等处。〔26〕居住在不同坞堡的孙氏有一个公认的宗长--孙承。孙承在族人中的权威很高。他可以见证遗嘱，无需法律要求的券书佐证；可以忽视官府举证的要求，自行处置族人间的纠纷；可以为没有后嗣的族人，在几十年后指定后嗣；还可以勒令族人分割已经耕作数十载的田产给他人。他似乎是汉代承担司法功能的“乡啬夫”与承载道德权威的“三老”之合体。〔27〕这些特征指向了宗族力量在这一时期对基层的控制。
　　
　　宗族力量在秦汉时代原本较为薄弱。这一时期，以五口之家的个体小家庭为社会主体，国家甚至鼓励成年儿子与父母分异。〔28〕但汉末，天下大乱，聚族自保成为一种趋势，宗族力量兴起。
　　
　　例如，《三国志》载，名士田畴在东汉末年，率领着自己家族和归附民众，进入右北平郡的徐无山聚居，不断有百姓归附，几年间达到五千多户。众人推举田畴为“主”,田畴于是为众人制定了一系列规则：
　　
　　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馀条。又制为婚姻嫁
　　
　　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29〕
　　
　　这些规则涵盖了法、礼、教化三方面的内容，说明田畴集合了司法、宗法、道德的权威于一身。
　　
　　紧随其后的魏晋南北朝，由于长期分裂战乱，北方游牧部族入主中原，引发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移。如同李凭、朱大渭等学者所分析：一方面在罹难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人们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求生欲望，唤起了他们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应对险恶环境的意识。作为社会组织最自然的形式，便是用血缘和地域两条纽带维系着的宗族；另一方面，作为基层行政机构的乡亭被破坏殆尽，宗族组织成了汉族精英阶层唯一能够维护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宗族力量于是在基层大为兴盛。〔30〕
　　
　　宗族作为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有其内在的规则：它强调遵从纲常；重视保全宗族；重视家庭伦理；强调和衷共济、荣辱与共，以维护宗族内部的团结。〔31〕要言之，也就是所谓的“亲亲”.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
　　
　　礼俗刑然后乐。（《礼记 ·大义》）〔32〕
　　
　　宗族成员间的债务、继承等经济纠纷，正是对“亲亲”原则的直接挑战。若频繁发生，势必产生多米骨牌效应，使得以互助共存为目标的宗族组织，难以维系。从宗族的立场上看，这种“民事纠纷”和人身伤害、偷盗等刑事问题一样，都具有颠覆宗族存在和秩序的破坏力，因此是一种罪过。这样，使用刑罚来处置就可以理解了。换言之，在宗族社会中，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并不是个人之间的私事，而是牵涉宗族稳定的“社会危害”,而采用严厉手段来维护稳定，消除危害是必要的。
　　
　　回到临泽案例。我们看到，官方司法行为原本具有早期民法的特色，但面对强大的宗族力量，县廷基本上遵循了宗长站在宗族立场上所做的处置意见。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民事问题逐渐被刑事化了。当这种实践反馈回立法时，就使得早期民法逐渐刑法化，并固定下来，其适用对象也就超出了宗族成员的范围，具有了普遍性。由于缺乏相关资料，这具体进程是怎样展开的，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曹魏-隋唐的法制史上，发生过一个重大的转型--“法律儒家化”.〔33〕就已有资料来看，民法的刑法化与这个大转型基本同步，其进程也应该相似。“以礼入法”“准五服以治罪”等儒家化的标志，从宗族的视角看，岂非宗法对国法的渗透？
　　
　　宗族力量是一柄双刃之剑。它降低了民事司法成本，并提高了处理效率。如同瞿同祖所总结：“有时涉讼不清，法官难以判断，断亦不服。只有族长及合族公议才能解决这种纠纷，往往一言而决，争端立息。”〔34〕但从一个变迁的视角看，宗族的强势介入阻碍了民事司法手段的精进，乃至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宗族伦理和规矩，如此，民法的停滞与退步就不可避免了。
　　
　　五、结论
　　
　　从甘肃临泽西晋纠纷文书中，我们窥测到了汉晋之际的民事司法变化。虽然基于现有资料无法判明分析案例是偶发的个案还是普遍现象，但即便管孔窥豹，也能反映出一定的规律。一方面，汉代的先令券书、分家析产、县廷裁断等民法制度继续存在；但另一方面，很多新变化产生了：（1）代表宗族力量的“宗长”取代了原本负责“听讼”的乡啬夫，攫取了初审的权威；（2）对于兄弟争田，已不再根据券书等证据判定曲直，而是以家庭伦理辅以惩罚手段打压诉讼双方，迫使双方息讼了事；（3）原本不适用刑罚的民事诉讼，开始有了刑事化处理的倾向。推动这些变化的力量是在基层兴起的宗族组织。由于“亲亲”对宗族的存在至关重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成员间的争财也被视为一种罪过。可以想见，当这种实践日渐流行，并反馈回立法时，就产生了民法的刑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