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律到《唐律疏议》的历史演变

　　摘要：纵观中华五千年，唐朝可谓是我国封建时代所建设的最为繁荣昌盛的朝代之一，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外交，都取得了超前的突破，给后世王朝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借鉴作用，包括对之后朝代的法律编纂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唐律疏议》的诞生主要是依靠永徽四年唐高宗所制定的律疏，进而演变成为《唐律疏议》。而后，唐玄宗时期又对律疏进行必要的删改和增添，推动了《唐律疏议》的形成和完善。也正是这样的关键一步，让《唐律疏议》的整体格局固定，包括内容和形式一直沿用多年。本文主要研究唐律到《唐律疏议》的发展变化历程，继而探讨在整个变化的历史中，《唐律疏议》如何产生与发展，最终探讨其对后世法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唐律;唐律疏议;演变;

　　一、《唐律疏议》的初步形成

　　《唐律疏议》是我国目前已知的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是我国传统社会法典的典范与中华法系的典型作品，在全球法制发展历史中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也是中世纪时期世界法典的典型佳作。而《唐律疏议》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才得以产生的，本文主要研究与探讨《唐律疏议》的形成历史。

　　（一）《唐律疏议》产生的历史渊源

　　公元618年，唐朝由李氏父子建立，其总结经验教训，并吸收以往朝代的治国之法，并结合自身情况增添了一些能够巩固中央集权的制度，例如：对中央和地方的相关行政制度进行调整，重视吏治，广开言路，并对科举制度的漏洞进行弥补改善，强化新体制来推进生产发展，以此促成大唐盛世。唐朝的某些制度，不仅对唐朝社会的各个方面起到推动作用，还给后世所建立的朝代带来一定的借鉴作用，最终使唐成为自汉之后最为昌盛繁荣的朝代之一。

　　第一，唐朝初期的社会环境为《唐律疏议》的产生创造了和谐且稳定的基础环境，促使法律和历史密切融合起来。《唐律疏议》最初修订时间是唐朝初期，而《武德律》是唐朝制定的第一部律法，《贞观律》健全且丰富了律文，《永徽律》继续沿用《贞观律》的主要内容，《永徽疏议》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疏议”的部分内容，《开元律疏》依然使用《永微律疏》的体例与核心内容。在这个阶段，唐朝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扭转了隋末时期的经济萧条的状态，创造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繁华年代。在《唐律疏议》最初产生的永徽时期，也表现出“有贞观之遗风”。唐朝初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唐律疏议》的修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唐律疏议》也无法制定出来[1]。

　　第二，当时我国法制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夏朝就出现了法制的雏形，此后不同朝代都创建了自身的法制，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积累丰富的经验，促进法制不断朝前发展。最初在西周的时候“三典”观念就正式产生，也就是“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此后，也在法典体例与内容等环节进行创新与丰富。从体例内容上进行分析，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法经》六篇，汉朝进行改善之后执行了《九章律》等，在隋朝《开皇律》正式制定完成，分为十二篇，且都有明确的篇名，为《武德律》和后续的《唐律疏议》所传承，之前朝代制定的法典也都被《唐律疏议》所吸收与采纳。漫长发展经验的积累为《唐律疏议》的制定提供丰富的资料，也是《唐律疏议》得以制定的重要机遇。《唐律疏议》的修订者紧紧抓住了历史发展机遇，修订出我国第一部流传百世的法典[2]。

　　（二）《唐律疏议》的初步形成

　　唐律的形式多样且复杂，根据研究结果可知，主要涵盖律、令、格、式四部分内容。目前从狭义角度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其通常表示《唐律疏议》，主要内容为四部分，分别是律文、疏议、问答和注释。后三者对律文起到解释补充的作用，而作用的发挥必须经过皇帝的许可，这意味着这部法律效力的强大。后来，人们把律文和疏议并称为《唐律疏议》，这一行为意味着我国律学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已经开始落实于司法实践过程中，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3]。

　　法典出身的《唐律疏议》相较其他法典是存在个体特色的，其突出之处在于内部的法条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也是法条解释的整合，两者的联系共同构成了《唐律疏议》，这便是其区别于其他法典的关键之处。《唐律疏议》是在唐高宗时期产生的，可以说是唐朝的第四部法典，第一部是唐高祖所推出的《武德律》，这部法律的编写过程持续了十年才最终诞生。由此可见，任何法典的执行都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短期内无法制定成熟的法典。而在法典制定之后也要经历历史的洗礼，经历实践的检验，才能最终证明其实用性[4]。

　　首先是“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从唐太宗时期开始，唐朝就已经出现了律学这门科目和相关学堂，主要用来传授法律相关的知识，为社会输送法律人才，同样科举考试也加入了该门学科，为的是能够选拔在律学方面的出色人才，而当时法律的弊端在于只有类似《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等的法规，而缺少必要的解释和阐述，这导致科考难以统一标准。

　　其次是“刑宪之司，执行殊异，大理当其死坐，刑部处以流刑，一州断以徒年，一县将为杖罚，不有解释，触涂睽误”。意思是因为缺失必要的法条解释，导致司法部门的执法行为存在主观性，难以统一，因为每个人对法律的理解是不相类似的，因此对于同个案件，所作出的裁决也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大理寺判为死刑，刑部以流刑判处，而有的地方司法部门判定杖刑等。

　　针对上述情况，永徽三年高宗皇帝派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人对《永徽律》的条文一一进行解释，并将法条解释进行编纂成书。一年后，通过不懈努力，“迈彼三章，同符画一”的条文解释书籍最终完成编纂，总共30卷内容，被后人命名为《永徽律疏》。

　　我国律学研究学者一直将“律疏”或《永徽律疏》和《唐律疏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方法是存在可取之处的，由于很多文献都表明这些着作的编纂人是长孙无忌，这同上文所讲到的律疏作者同为长孙无忌达到统一。尤其是两者的内容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尽管当前已经无法再看到《永徽律》，但是可以根据现有的线索进行推断。由此可见，很多现有的从《永徽律》中传承下来的条例和《唐律疏议》是相一致的。日本从前有《养老律》，这也是沿袭我国唐朝《永徽律》而编写成的。即使现在已经找不到《养老律》的完整版本，但是还能寻到一些残留的部分条文，将所搜集的材料同《唐律疏议》进行对比，会发现存在绝大多数的内容是相似的，其中两者的区别主要是因为两个国家社会状况的差异，日本在编制法律的同时有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随后，敦煌、吐鲁番也发现了我国唐代产的一些法律书籍，将所出土的文物同《唐律疏议》对比可知，很多内容也是存在一致性的。所以，《永徽律疏》是《唐律疏议》的前身，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唐律疏议》的基本定型

　　《唐律疏议》的编纂完成主要是取决于《永徽律疏》的指引，但形式内容还存在一定的弊端需要改善，之后的唐玄宗时期，才开始经过逐渐演变成形。唐律的形式多样且复杂，主要涵盖律、令、格、式四部分内容。从狭义角度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主要内容为律文、疏议、问答和注释[5]。

　　唐玄宗可谓是我国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位皇帝，开元盛世便是他创造的，唐玄宗对法律尤为重视，登基之后，对法律进行多次的修改，同时还命人编纂了很多部法条，在开元二十二年，又派相关人员进行删改，通过多方的删改，慢慢地产生了相对完备的新的律疏，被后世称为是《开元律疏》或《开元二十五年律疏》，若拿来和当前留存的《唐律疏议》进行对比，会发现两者存在很强的相似性。

　　第一，内容存在一致性。很多在吐鲁番出土的唐朝法律文献中，都会出现一些条文类似《开元律疏》，就这些条例看来，其同《唐律疏议》大致相同，仅仅是个别的字词会有所出入。尤其是“河字17号开元名例律疏残卷”，其中记载了很多唐代律疏卷中有关官当和除名的相关措施，时间标明是“开元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并且在文中出现了类似“制书”“制敕”等字，不同于唐玄宗时期的是其中的“期年”直接用“周年”来代替。将上述的文书同《唐律疏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观察出两者的显着差异在于《唐律疏议》“官当”条疏议相较17号卷多了一句话如下：“用官不尽，一年听叙，降先品一等；若用官尽者，三载听叙，降先品二等。”究竟为何会有这样一句话的差异呢？这一问题的解决要引申到《开元律疏》和《唐律疏议》之间的联系层面，不同的研究学者对其产生差异化的观点。学者王仁俊表示，“确有命意，当非脱漏”，是由于当时开元时期编纂条例的官员故意删减导致的。认可他观点的还有学者刘俊文，当然他也支持“盖开元二十五年律疏所刊削者”。同时郑显文也表示认可，此外他还提出，现有的《唐律疏议》和开元二十五年的《开元律疏》是归属于不同的版本体系的，前者属于《永徽律疏》。学者仁井田陞等在其学说中表示，这个问题来源于“残篇有所脱漏”，其认为两者之间是存在必要的联系的。

　　第二，避讳等专有名词相一致。现已不能看到《开元律疏》的完整版本，后者的研究只能基于对吐鲁番出土的文物进行对比研究，这导致不能整体分析，但是还是有大部分信息可以通过推测得知，例如其中必然有条例是为了避讳当时的统治者的，还有朝廷官员的名称也都是按照当时情况进行真实记录。学者仁井田陞等曾经对其中的避讳和专用名词进行深入的分析，就其研究成果分析，其中的避讳内容和专用名词都是在唐玄宗时期所产生的，但是一直沿袭到非开元时期，包括御玺称御宝，诏书称制书，或是文中很多涉及唐玄宗等皇帝的地方都被调整过，例如“显”改作“明”“露”“言”，避唐玄宗讳将“隆”改成“崇”等。有些避讳用语和专用名词和条文的内容联系不大，只是基于形式的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界定。

　　三、《唐律疏议》在唐朝以后的变化

　　《唐律疏议》之所以最终形成，其中关键还在于《开元律疏》的编纂，自此，唐朝执法行为所参照的依据都是《开元律疏》或《唐律疏议》，并未产生较大的争议和改变[6]。公元907年，唐朝被灭，将近三百年的历史被重写，但《唐律疏议》依旧在后来所建立的王朝治理中沿用，包括宋元两朝，执法行为也都主要参考《唐律疏议》。尤其是案件的审判和定性，都是以《唐律疏议》为标准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唐律疏议》也经历了一番变化，例如宋元时代所沿袭的《唐律疏议》，由于朝代的变更，法律的名称也产生了变动，采用了《故唐律疏议》的新名称。文章的开篇“议曰”被调整为“疏议曰”，先前由于避讳的原因而被改动的某些字词，现在已经被慢慢复原，例如当时为了避讳唐玄宗，用“周亲”来替代“期亲”，现在已经又被修改复原回“期亲”了。其他部分，例如为了避讳唐高祖的名讳，用“丙”代替“景”，现如今也已经被复原为“景”。其中，为了避讳新王朝而变更的字也出现了新的调整，尤其是《唐律疏议》中的“议能”，主要是指议一些有“大才艺者”，而出于避讳的原因，将其改为议“有大才业”者，这直接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整体而言，以上的字词变化都属于细微的变动。按照仁井田陞等的相关观点阐述，其中显着的变化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唐律疏议》的来源，可能是出自《宋刑统》。其次是原来的《唐律疏议》每篇开头是缺少篇目的疏议的，但元朝之后慢慢地有人进行了增添。对于上述的结论，笔者并不赞成。《唐律疏议》“以律疏单行本为祖本，只不过受到了《宋刑统》的若干影响而已”。

　　唐高宗时期，律疏的编纂制定直接决定了《唐律疏议》能否有效地形成，若是缺失这一环节，将不可能带来《唐律疏议》的最终完成和沿袭。同时，唐玄宗时期对律疏所进行的必要的删改和调整，也直接影响了后期《唐律疏议》的完备和体系的成熟。也是因为这样的删改，促使《唐律疏议》的全面成形，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相对完备。直到定型结束，到后期的王朝建立，唐朝所编纂的律疏也不会发生过大的改变。随着唐朝的衰落，《唐律疏议》并没有丧失其使用价值。然而，随着这本法律的流传和沿袭，也会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导致内容出现细微的调整，但整体而言，《唐律疏议》一直都未出现较大的变动，还是大部分沿袭唐朝开元时期的内容和形式。

　　四、总结

　　借助《唐律疏议》可以窥视当时年代的立法状况和司法执法的相关情况，对后世调查研究起到指导性作用。本文重点探讨了《唐律疏议》历史演变历程及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通过各种文献资料，了解到《唐律疏议》的相关历史讯息，深入探索其变化历程，了解到在演变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得出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是《唐律疏议》正式产生的主要环节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刘俊文.唐律疏议[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2]王立民.唐律新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3]乔伟。唐律研究[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4]钱大群，钱元凯.唐律论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乔伟.唐律概说[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2.
　　[6]钱大群，夏锦文.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比较论[M].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