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押罪犯家庭支持的难点和解决措施

　　摘    要：　家庭支持对于罪犯改造和监狱安全有着独特的作用。但是，当前家庭支持的意愿、能力、内容、重要性与罪犯亲情需求、监狱制度规定、狱内亲情教育、民警认知等存在不一致，使罪犯家庭支持零散甚或中断，不利于家庭支持改造功能的充分发挥。针对家庭支持的困境，监狱应在提升民警亲情帮教的认知、建立监狱与罪犯家庭沟通机制、开发系统化的亲情教育项目、构建家庭支持服务体系上下功夫，确保家庭支持的持续性，提升家庭支持的实效性。

　　关键词 :     罪犯;家庭;支持;困境;应对;

　　罪犯的家庭支持是指罪犯家庭给予罪犯的物质、情感和信息等支持性资源。这种资源可以帮助罪犯应付服刑中的各种挫折与危机。家庭支持的提供者是指司法部《罪犯会见通信规定》规定的亲属、监护人。其中，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支持在家庭支持中起着核心作用。罪犯家庭支持的途径主要有亲情会见（包括远程视频会见）、通话、共餐、通信、汇款、亲情帮教等。

　　狱中罪犯失去自由，与社会交往中断。家庭支持是狱中罪犯唯一能获得的最直接和最经常性的狱外支持，正向、及时的家庭支持使罪犯得到亲情感化，增强改造信心和抗压能力，有效应对服刑不适，降低服刑焦虑，顺利再社会化。但当前在押罪犯家庭支持的意愿、内容、方式、能力等与罪犯亲情需求、监狱改造规定、狱内亲情教育、民警认知等不协调，减损了家庭支持的效果，影响了家庭支持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因此，如何使家庭支持与罪犯需求、监狱改造、狱内亲情教育、民警认知等取得协调一致，最大化地发挥家庭支持在罪犯改造中效用，提升改造质量，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一、罪犯家庭支持的情况

　　（一）低度家庭支持。

　　由于家庭贫困、家人文化水平低、年老体衰、路途遥远以及罪犯与家人关系冷漠等原因，导致家庭对罪犯的亲情会见、电话、信件和经济物质支持减少，家庭支持间隔时间长，支持度低。低度家庭支持的罪犯遇到服刑挫折时，极易产生自卑、孤僻、自暴自弃等消极心理和自伤自残、违规违纪等抗改行为。

　　（二）高度家庭支持。

　　家庭经济状况好，家人和睦，交通便利，罪犯与家人关系融洽，罪犯家庭会定期会见罪犯，主动与罪犯通信通话等，及时给予罪犯物质、情感帮助。高支持度的家庭和罪犯对监狱的教育改造措施认同度高，家人带给罪犯的正能量多，罪犯的服刑适应性较佳，改造信心较足。

　　（三）家庭负支持。

　　家人通过亲情会见、电话、信件将社会上负能量信息、家庭的不幸不顺等告知罪犯或者责难罪犯，引发罪犯心理不适，导致自伤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如家人在会见、亲情通话中将孩子成绩不理想、配偶在外寻新欢、家人生重病死亡、假释监外执行申请不畅等信息告知罪犯，或者对法院的判决、国家的刑事政策、监狱的饮食医疗等发表偏颇的看法，对本来就存在认知偏差的罪犯犹如火上浇油，引发更为激烈的抗改行为。

　　二、在押罪犯家庭支持的困境

　　（一）家庭支持意愿与罪犯亲情需求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不愿或无力支持罪犯。因罪犯恶行给家人带来巨大名誉伤害、沉重经济负担，或者因罪犯屡教不改，家人对罪犯失望之极，从而不情愿、不主动申请对狱中罪犯进行帮教，采取疏远态度。也有部分罪犯由于家庭贫困、地处偏远、通讯设施欠缺等客观原因，导致家人亲情会见、通信电话稀少。思家念亲的罪犯长期得不到家庭情感、经济帮助，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关怀，安全感和归属感丧失，情绪波动性大。二是罪犯不愿或冷漠对待家庭支持。家人积极申请亲情帮教罪犯，期望罪犯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但罪犯因自己恶行给家人带来的巨大伤害，愧疚见到家人，对家庭支持充满矛盾与冲突，暂时掩藏对亲情的渴望，往往把对家庭的愧疚转化为对社会的不满，甚至把不满与愤怒发泄到管教民警的身上。也有部分成长于再婚、单亲、暴力型等家庭的罪犯，从小缺乏亲情关怀而导致亲情观念淡薄，平时聊及亲情家人也产生共鸣，家人亲情会见时却爱理不理，遇事时，亲情抛之脑后，处理问题时暴力倾向明显。三是家庭支持内容与罪犯支持需求不一致。家庭支持中，家人对罪犯的饮食、衣服、药品等物质支持关注多，而对罪犯的精神支持、心理支持关注较少。在亲情会见、通话通信时，“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身体好不好”等主题是家人问得最多的话题，而对罪犯的心情是否愉快、情感是否郁闷、与罪犯及民警相处如何等话题聊得很少，家人真正理解体会罪犯内心感受的较少。会见通话中，即使罪犯聊到心理郁闷、情感困惑时，家人却常常以“别担心”“别乱想”“慢慢来”来安慰罪犯，简单的安慰替代深层的沟通、疏解，使罪犯的不良情绪无法宣泄，积郁心中。

　　（二）家庭支持内容与监狱的期望不一致。

　　监狱期望通过家庭会见、亲情电话信件及时将家人身体健康、孩子学习进步、子女工作顺心、政府帮扶等正向信息向罪犯传递，让罪犯安心改造。但是，在亲情会见、通讯中，家人经常向罪犯传递父母生病死亡、房屋拆迁不公、邻里关系不睦、配偶与他人关系暧昧等负面性信息，使罪犯卷入种种“不幸”之中而感到苦恼，在心中埋下怨恨的种子，强化反社会人格。此外，在会见、通讯中，家人经常将家庭遭遇的不幸归因于罪犯，流露出对罪犯的责备、抱怨、失望的情绪，也会引发罪犯沮丧、自责等不良情绪。

　　监狱期望家人会见、通话能劝说引导罪犯认罪服法、服从管教，发挥舒缓服刑压力、疏导异常心理、激发改造信心等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家人与监狱缺乏沟通，对监狱执法情况不了解，对罪犯狱中改造表现不知晓，致使家庭会见、通讯就成了聊聊家长里短的事。罪犯家人与监狱相互不理解和抱怨，使难得的会见和通话效果大打折扣。此外，许多罪犯都主观地认为法院判决不公或过重，不认罪悔罪，在亲情帮教中，家长支持或附和罪犯不合理诉求，甚至按照罪犯意思反复上诉、申诉，导致罪犯心理畸形发展，产生极端的抗改造行为。

　　（三）家庭支持诉求与监狱制度安排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会见和通话时间方面。罪犯会见、通话是监狱一项严肃的执法工作。《罪犯会见通信规定》规定：亲情会见、通话一般每月1次，会见时长一般不超过30分钟，通话时长一般不超过10分钟。但许多时候，罪犯家人认为会见时间短，又有玻璃相隔，只能匆忙交流几句，深度不够，尤其路途较远、经济贫困家庭到监狱会见帮教一趟不容易，转了许多车，费了许多周折赶到监狱，隔着玻璃交谈半个小时就结束了。亲情电话也是如此，经常话没有说完、事情还没有讲完，电话就按要求挂断了，家人和罪犯对此抱怨较多，希望能够作适当延长。二是信件寄送的及时性方面。信件是罪犯与家人连接的纽带。罪犯通过信件知晓父母子女的身体工作学习情况，以及国事家事等，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和安心改造。借助信件，家人了解罪犯的改造学习、减刑假释、监狱规章纪律等情况，使家庭支持更有针对性。但是，现实中罪犯的来往信件因按程序拆阅、审核导致周期长，信件寄送、收发慢，寄出一封信半个月甚至1个月都收不到，罪犯家里急事被耽搁，罪犯思想、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解决。三是给罪犯捎带物品方面。监狱相关制度规定：会见时物品“零带入”。但罪犯家人认为物品“零带入”的规定太严，人性化欠缺。对罪犯贴身衣物和药品应考虑带入。如应允许带入内衣内裤，冬季防寒用品、厚毛衣、特效药等。

　　（四）家庭支持教育与监狱亲情教育缺乏呼应。

　　一是家庭支持仅是家人与罪犯的单向支持活动，监狱与家人的互动支持少。当前，罪犯的家庭支持主要由罪犯家人发起，是罪犯家庭的自觉行为。每次会见、通话聊的都是家中情况，只是家人与罪犯的互动，监狱与罪犯家人的双向交流少，家人无从获知罪犯改造行为表现方面的信息。家人与罪犯会见、通话后，极少有管教民警回访罪犯家人，获取家人对罪犯帮教的反馈，了解罪犯家人对罪犯改造、情感情绪等方面的反映，以及对监狱工作的建议等。二是会见、通话等亲情帮教活动与监狱开展的感恩教育、孝文化教育等亲情教育活动不相互呼应。目前，监狱还没有将会见、通话、信件、入监帮教等家庭支持活动与狱内的感恩教育、孝文化教育、个别化的亲情教育等帮教活动进行一体化设计，狱外狱内亲情教育脱节，监区仅将亲情会见、亲情帮教等家庭支持活动作为任务来完成，仅作为一次亲情会见、亲情帮教而已，只关注过程，而对帮教效果如何较少关注，帮教后的追踪教育和巩固教育较少，使亲情帮教的情感张力及辐射力度不够。狱内的感恩教育、孝文化教育也仅作为单一专题型教育项目开展，亲情感化的效果微小。

　　（五）家庭支持的独特作用与监狱民警对家庭帮教的认知存在偏差。

　　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管教民警能够按照监狱要求开展罪犯会见、通讯、亲情帮教活动等，但对家庭支持在罪犯教育改造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与罪犯家人合作改造罪犯的意识欠缺，思想上认为罪犯都是寡情薄意之人，如果有家庭责任感就不会犯罪了。因此，对于罪犯的亲情会见、电话等诉求不在意。日常教育管理中，很少花时间去了解罪犯的家庭、亲情关系，思考罪犯对亲情的态度，很少会打出“亲情牌”，用亲情帮教的方式去改造影响罪犯。对罪犯的违纪违规问题处理就事论事，对照处罚标准去批评、扣分，很少去思考罪犯违规违纪的家庭原因。此外，基层管教民警工作头绪多、责任大、要求严，而亲情帮教活动耗时耗力，带来额外负担，亲情帮教活动能省则省。日常亲情教育花在面上的功夫多，深层次了解、研究罪犯的家庭、亲情情况及原因少，将家庭支持引入罪犯教育改造中意愿不高。

　　三、罪犯家庭支持困境的应对策略

　　（一）重视亲情信息收集和运用，增强家庭支持的针对性。

　　亲情是人类最原始的、无法选择的又无法被替代的情感，亲情是激发罪犯积极改造的内驱力。狱中罪犯无论罪行多么恶劣，犯罪手段多么残忍，亲情这一人类最本真的东西都难以忘却，难以泯灭。罪犯家人尽管因罪犯的恶行给家庭的声誉与经济带来的巨大伤害恨得咬牙切齿，但与罪犯的亲情无法割舍。家庭支持、亲情关怀对罪犯的改造作用是其他任何改造手段无法企及、难以替代的。因此，在罪犯改造中，管教民警应重视罪犯亲情信息的收集，适时稳定罪犯改造情绪，增强其改造信心。

　　养成亲情的收集习惯。日常管理中要注意收集、了解罪犯的家庭经济、亲情关系、婚姻状况、子女教育等情况，知晓其个性特点、亲情态度、家庭变故、亲情帮教需求等信息，建立罪犯亲情关系数据库。这样，在教育改造的关键点，遇到改造障碍时，各种信息才会信手拈来，及时施以亲情帮教，产生恰到好处的结果。

　　研究亲情的运用艺术。亲情观很强的罪犯，心中放不下家人，经常会因母亲生活没着落、父亲病情加重等流露出伤感情绪和唉声叹气的情态。此时，要因势利导，引导其好好改造，多争取劳动报酬，减轻家人负担，鼓励家人定期来监会见罪犯或者通话交流。对于家庭贫困或家人生病引发家庭支持不到位的罪犯，管教民警可以通过申请经济救济或援助的方式让家人来监亲情帮教，也可以通过拍摄视频与照片或远程视频会见的方式，帮助罪犯与家人取得联系，消除罪犯内心的思念与担心，让其有所寄托。对于心理上盼望家庭支持，但因自身犯罪给家人带来巨大伤害，行为上不愿与家人会见、通话的罪犯，管教民警要摸清其最在意的家人，在罪犯违规时邀请其内心最在意的亲人写信或者突然来监会见帮教，然后与其谈亲情、聊家庭，这样恰到好处的家庭支持，有利于消除罪犯家庭情感障碍。

　　（二）建立监狱与罪犯家庭沟通机制，避免家庭支持的片面性、单一性。

　　建立监狱与罪犯家庭有效的沟通机制，畅通监狱、罪犯、家人之间信息流动，使家人及时获知罪犯的改造情况和亲情诉求，对罪犯适时提供针对性的帮教支持。监狱能够动态掌握罪犯家庭的变故和服刑危机，便于适时启动家庭支持。打通监狱与罪犯家庭沟通机制，需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1. 建立协同教育机制。

　　做好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监狱、家庭都有责任，不能一头热一头冷。首先，协同教育需要罪犯家人有合作教育意识。不论家人的文化程度如何，从事何种职业，家庭经济如何，罪犯家人都应抽出时间来监会见罪犯或与罪犯通话通信，协助监狱做好罪犯的改造工作。对于罪犯服刑中出现的问题，家人应及时通过亲情会见、电话或书信对罪犯进行沟通劝说，舒缓罪犯改造情绪。其次，协同教育需家庭支持与监狱改造要求保持一致。无论监狱还是家庭，对罪犯提出的要求、教育，在方向上要保持一致和统一，共同的教育和要求使罪犯的改造方向更明确，避免不知所措和冲突。最后，协同教育还需要突出监狱指导作用的发挥。家庭支持的内容、能力、方式与监狱的教育改造要求存在差距，这就要求监狱主动向罪犯家人介绍正确的支持方法，宣传会见通讯规定和刑事司法政策，让罪犯家人配合监狱共同对罪犯进行亲情教育，保证家庭支持在监狱的指导下取得正向的效果。

　　2. 建立信息定期通报机制。

　　对于罪犯思想、学习、劳动、人际交往、奖惩情况，监狱或管教民警应及时通过电话、书信、视频、短信、家访、寄送告知书、教育改造报告书等方式告知家人，让罪犯家人更好地关注罪犯的改造动态，引导家人对罪犯改造给予知情、关心、协助，激发罪犯家人共同承担罪犯教育改造的任务，增进对监狱工作的理解、支持。

　　3. 建立帮教回访制度。

　　罪犯会见、通话后，管教民警应该及时回访罪犯家属，了解家人与罪犯的交流情况和罪犯反映的问题，家人对罪犯心理、行为、情感情绪的直觉感受等，及时掌握罪犯的思想情绪动态。

　　4. 建立多样的信息沟通渠道。

　　在监狱管理局网站、监狱外网或12348法律服务平台上增设“亲情帮教”信息化平台，罪犯家人凭密码进入平台查询罪犯的刑种刑期、考核奖惩、改造规划、减刑假释等信息。同时，在亲情帮教平台设立“帮教接待日”专栏，公布监狱接待日时间，罪犯家人可以在“帮教接待日”专栏预约登记。接待日当天，监狱安排管教民警及监狱狱政、教改、刑罚执行等部门面对面与罪犯家人交流沟通，解疑释惑，提高家庭支持的便捷性。也可以在监狱设立亲情帮教服务热线或利用家人来监会见罪犯的机会，安排管教民警与罪犯家人互通情况，共商帮教对策。

　　（三）开发系统化的亲情教育项目，提升罪犯领悟家庭支持的能力。

　　家庭支持要达到安抚罪犯情绪、提升改造信心的目的，需要罪犯具有领悟家庭支持的能力，具有感恩的心和家庭责任感。否则，家人会见，罪犯对家人不会敞开心扉交流，说话语气生硬，对家人的苦口婆心不领情。罪犯家庭支持领悟能力的提升，单次的会见、单个亲情帮教活动，难以唤醒罪犯孤寂的情感，需要狱内系统化的亲情教育与狱外家庭支持相互配合，双轮驱动。

　　系统设计亲情教育文化。监狱要把亲情教育纳入教育改造规划，建设与亲情相关的监狱文化，坚持经常性亲情教育与适当的集中式亲情教育相结合，确保亲情教育的“长效”与“实效”。通过狱内亲情主题雕塑、亲情图书阅读、亲情歌曲的播放、亲情书信写作、亲情名言标牌的设立等经常性亲情教育方式营造浓浓的亲情文化。适当的集中式教育通过设立“亲情教育月（周）”进行，在“亲情教育月（周）”开展亲情图片展示、亲情短视频征集、观看亲情电影、做亲情讲座、讲亲情故事、亲情帮教主题活动、给家人制作亲情礼物等活动，使罪犯了解亲情、体验亲情、回报亲情，激发感恩之心，树立感恩意识。

　　系统设计亲情会见方案。狱中罪犯由于隔离容易产生陌生感和疏离感，所以常不知如何与家人互动，不懂得如何维护家庭关系。因此，会见前，管教民警对罪犯进行以亲情为主体的讲评教育、个别谈话教育，引导罪犯关心家人，感恩家人，主动向家人汇报自己的改造情况，多说一些抚慰的话语，多传达一些忏悔与认真改造的话语，求得家人的谅解和帮助。会见中，民警要正确引导罪犯家人，多向罪犯传递正能量的信息和鼓励改造的话语，传递对罪犯改造的信心和家庭的理解与接纳。会见后，民警要趁热打铁，鼓励罪犯谈谈亲情教育的体会，及时巩固帮教成果。同时，民警要主动与罪犯家人沟通会见情况，研判罪犯心理、行为问题和改造风险，便于及时处置。

　　系统设计节日亲情教育项目。充分挖掘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纪念日中的亲情色彩，比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儿童节、重阳节等，引导罪犯以各种方式积极表达亲情关爱，审视分析家人对自己的帮助付出，反思自己对待家人的态度，如“六一节”的“寄语儿女”亲情信件等实践活动，帮助罪犯重构家庭认知，修复家庭关系。

　　（四）构建家庭支持服务体系，增强家庭支持能力。

　　罪犯的家庭支持经常因家庭经济的困难、家人支持知识的缺乏、支持时间的冲突而中断。为使家庭支持在罪犯服刑期间持续进行，需要树立“帮助罪犯家庭就是帮罪犯”的理念，从经济、教育、时间等方面构建家庭支持服务体系，提升家庭支持的能力，稳定家庭支持功能。

　　提供经济支持。对于因家庭贫困导致的支持难，监狱通过建立贫困罪犯家庭扶助基金或者联系帮教志愿者、帮教机构、社区给予罪犯家人亲情会见的经济扶助，使其家人能够到监狱会见罪犯，感受人间真情。也可以向地方司法行政部门或人社部门申报，将没有一技之长或失业的罪犯家庭成员纳入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和公共就业服务范围，增强贫困罪犯家庭的造血功能，提升家庭支持能力。也可以争取居住地司法行政部门安装的亲情电话和远程视频会见系统，保持罪犯与家人联系不中断，让罪犯在家人关心中改造。

　　强化教育支持。针对支持知识缺乏或因罪犯犯罪行为对家庭造成的巨大伤害等引发的支持难，以及对监狱教育改造工作不知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法规政策不理解引发的抱怨而带来的不满，监狱要通过制作微视频、微电影、抖音、动画、宣传手册等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家庭帮教、心理疏导、刑事法规等方面知识，让家人掌握沟通技巧，理解监狱改造，知晓政策法规，引导罪犯家人向罪犯提供有价值的关心、尊重、爱护和心理支持。监狱也可以联合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帮教志愿者和帮教机构深入罪犯家庭进行专业指导和服务，将罪犯在狱中的改造表现、悔罪书信、视频等与家人分享，化解家人与罪犯之间的情感疙瘩，争取家人亲情电话或会见罪犯，培养家庭支持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适当的时间支持。时间支持是指监狱综合罪犯家庭和罪犯改造情况，本着服务和矫正理念，对家庭支持的时间和次数作适当延长和增加，满足家人与罪犯深度沟通交流的需求，提升改造效能。对于路途遥远、家境不好、家庭成员缺损等会见难、通话难的家庭，监狱可根据情况适当延长会见、通话时间。特殊情况，需要家人配合教育矫正和心理疏导的罪犯，可以适当延长时间便于深谈。对于改造表现优秀的罪犯，可以满足罪犯家人增加亲情帮教次数或者亲情共餐的诉求。在罪犯会见、通话日期安排上充分考虑罪犯家人工作、劳动的特点，尽量安排在罪犯家人休息、空闲之时，方便罪犯家人来监会见或者亲情通话，保证家庭支持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