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应地，经济发展冷点的影响因素是以1992-2013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概率为因变量的。京津冀地区沦为经济发展冷点主要受制于不适的坡度条件和低效的基础设施及限制的区域开发，而负向作用的海拔条件和正向的行政区划并不显着，如表3所示。区域开发因素对经济发展冷点有显着正向制约，倾向环保的区域开发地区因为所受发展制约越多而越容沦为经济冷点。基础设施和坡度条件对经济发展冷点则有显着的负向作用，基础设施越差的地区和坡度条件越陡峻的地区其沦为经济发展冷点的概率明显加大，而基础设施的负向作用略低于坡度因素（前者的负向作用强度是后者的 0.8 倍左右）。总体而言，经济发展冷点多受制于恶劣坡度条件而散布于自然环境陡峻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巨大，同时多是区域生态保育政策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开发受到诸多限制，基础设施效费比低下，现阶段很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彻底扭转其经济发展冷点趋势。
5 结论与讨论。
京津冀地区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失衡，这是现实困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识别量化区域经济发展冷热点的格局演化，梳理探讨经济发展失衡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引入DMSP/OLS 夜间灯光等研究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以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和冷点为研究视角，更为科学地探讨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也是本文最为重要的实证价值之一。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总体呈局部波动的集聚态势，集聚于1992-2000年趋于强化，2000-2005年持续集聚，于2005-2013年趋于弱化。区域经济发展冷点和热点的发生概率具有显着地方性特征，经济发展呈京津市区、京津郊区和河北区县城区、河北偏远县乡的3种阶段类型，京津市区和郊区之间、京津市域和河北省域之间都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所诱发的发展断崖。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和热点的格局演化整体分为3类17种模式，持续的热点、振荡的热点和振荡的冷点是主要类型。呈显着的同心圆圈层结构的经济发展热点自中心城区外延至远郊区县逐渐趋于弱化，京津市域尤为明显。呈明显的非圈层团块结构的经济发展冷点却并不存在显着的梯度变化，而在广大的河北偏远县乡地区总体上是集中连片式的。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热点概率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等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都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好的环境因素，而好的环境因素并不等于好的经济发展。相较于海拔高度等刚性约束，以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为代表的弹性约束对经济发展热点的作用强度更为明显。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的主要制约是坡度条件和基础设施及区域开发政策，而负向作用的海拔条件和正向的行政区划并不显着。
本文实证探讨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和热点的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不过尚需讨论格局演化的时段识别问题。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阶段有1992-2000年、2000-2005 年和 2005-2013 年 3 个时段，失衡诱因是自身累积效应还是外部政策作用都需进一步的厘清量化。未来研究将重点关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溢出效应，并引入空间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系统探讨近3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失衡是否存在区际协同或区内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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