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国家经济金融化、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联

　　引 言

　　现代经济是开放性的经济，也是货币金融经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指引下，摆脱金融抑制，走上了经济金融化的道路。经济金融化是虚拟的货币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渗透和同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两股潮流的相互融合，给全球的经济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增添了新的困难。

　　发展经济学对经济金融化的研究由来已久。

　　激进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明(1957) 提出了构建世界资本积累和发展模式。该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现象，应该依附于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结构主义学派中普雷维什(Prebisch) 认为，“中心—外围”
的格局主导着世界。这样的格局促使贸易条件和国际投资都远离处于外围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吸收这些有利条件，从而产生“回波效应”。而钱纳里(Chenery) 和斯特劳特(Strout) 认为，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需要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来平衡。从古典主义的立场看，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认为，世界各国在贸易自由化下只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都是有利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发展中国家则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以上的三种学派都有共同点，即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扮演好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仅仅是角色分配上的不同而已。

　　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深入，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结构主义等学派的理论已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发展中国家不满足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低端地位，希望通过增加自身的竞争力以提高国家实力。这就需要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解决自身的系统性问题。而在这些国家中，收入分配问题是重中之重，收入分配问题所带来的政治、社会、环境、文化等问题严重地威胁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稳定。曾国安(2002) 研究数据表明，54．4%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 0．4，基尼系数达到或超过 0． 5 的发展中国家占22．2%，有4 个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甚至达到或超过了极不平均的0．6。因此，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的公平，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经济发展，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推进经济金融化的重要环节。

　　一、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

　　(一) 关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研究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阿德尔曼(Adelman，1974) 研究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非呈现“向下涓滴”效应。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没有因工业化的展开和 GDP 的增长而得到改善，相反，其收入在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研究发展中国家，必须结合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潮流，即经济金融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古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 通过对 36 个国家一个世纪的情况所作的国际比较研究，认为金融的加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加速期是一致的。麦金农(Mckinnon，1973) 和肖(Shaw，1973) 根据金融压抑而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提出了金融改革措施，如利率自由化和银行竞争，金融改革与财政改革、外贸改革同步，减少小经济单位的贷款限制等。

　　这表明金融自由化与深化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展现了新活力，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提供了方法。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之所以没有呈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向下涓滴”效应，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处于技术刚性、制度刚性、结构刚性的失衡状态。因此，也就没有产生“向下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也没有向社会各阶层进行有效分配，形成帕累托最优。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障碍有: 刚性和不完善市场结构，导致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生产要素投入取得的收入有较大差别; 贫困人口拥有生产要素较少，导致处于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贫困人群向较高阶层自由流动;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成员获得生产要素的制度环境、权利与机会的公平不能保证。阿德尔曼(Adelman，1978) 和罗宾逊(R obinson，1978)指出，市场结清过程虽然决定收入分配，但收入分配显然还受到制度刚性和市场对非均衡调节不完善的影响。

　　(二) 关于“倒 U”曲线的理论解释与争议

　　库兹涅茨(Kuznets，1955) 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一个扩大的阶段后逐渐变小。随后他提出了“倒U”曲线假说，认为自然经济向工业化转变时，收入不平等程度将随着经济增长由扩大转向平稳，然后逐渐变小。在这个模型中，横轴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纵轴表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由于该图形呈“倒 U”形，故称“倒 U”曲线假说。库兹涅茨假设将收入分配部门划分为农业、非农业两个部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化有三个因素，即: 按部门划分的个体数的比率; 部门之间收入的差别; 部门内部各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库兹涅茨认为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非农业部门的不平等程度比率加大，整个社会的分配趋于不平等状态;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较高水平，虽然处于支配地位的仍是非农部门，但比率变化所起的作用将缩小，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缩小，使不平等程度提高的财产成分在个人总财产中所占的比率降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使得各部门内部的分配趋于平等，从而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趋于均衡。如图 1 所示，在这个模型中以人均收入为横轴，收入差异为纵轴。

　　曲线的顶点表示收入差距最大，顶点的左边表示在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顶点右边表示经济发展到了较高水平，收入差距将继续缩小。

　　

　　尽管库兹涅茨曲线提供了一种分析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方法以及解决办法，但关于该模型却存在争议。阿德尔曼(Adelman，1973)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倒 U”曲线，穷人的收入份额随着经济发展急速下降，然后逐渐平缓，呈现“倒 J”状。而理论研究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倒 U”关系。区别在于过去由于技术限制，仅仅限于某个阶层可以投资工业，而现在工业生产条件走向成熟，因此呈现“倒U”型关系。但是，由于现阶段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国际分工加剧，投资工业人口范围扩大，所以并没有出现“倒 U ”型关系。钱纳里(Chen-ery，1975) 对 1950—1975 年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数据分析表明，最低收入群体人均收入下降了15． 8% ，中等收入群体下降 12． 7% ，最高收入群体却增长了 5%，达到了 55． 4%。该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倒 U”曲线并不能准确反映收入差距，甚至某些情况下出现相反的情况。

　　二、经济金融化、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联系及互动

　　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或者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展现出的经济活力以及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表现出的巨大成就，许多经济学家应重新审视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失衡的现象。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经济的全球化，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问题需要与当前经济发展趋势接轨。

　　(一) 经济金融化的理论分析

　　麦金农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问题进行了经验总结。他认为在政府主导的自由化过程中对政策的实施应该循序渐进，要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汇政策的实施进行排序。因此，政府应首先实施财政控制，确保财政收支平衡，扩大税收范围，实施低税率政策。在此基础上实施经济金融化政策，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放开金融管制与银行业准入门槛，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通过外汇的自由兑换，建立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的流动渠道，逐步实现经济金融化。

　　《1996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对经济金融化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参考。报告指出，经济自由化与宏观经济稳定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减少贸易限制，打破垄断。健全金融体制，金融机构在市场中应扮演好融资人的角色，促进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政府应扮演好“裁判长”的角色，改变国家控制银行垄断金融资源的状态。

　　(二) 经济金融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

　　经济金融化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使用金融工具所占的比重。从理论上讲经济金融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直接，经济金融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通过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为经济增长带来动力，从而改变收入分配。如图 2 所示。

　　

　　过去二十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平均速度不到 4%，但是，国际资本的流动速度却达到了13． 96% 。从数据上看，资金流是生产增长速度的4 倍，这表明金融在经济层面的比重越来越大。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衡量的是一个国家金融经济对国家整体经济的贡献率。20 世纪 90 年代初，发达国家金融相关率最高时在［3． 26，3． 62］，一般在［0． 3，1． 5］，但是，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表明，金融相关率并非越高越好，应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现阶段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美国是 0． 07，英国为0． 35，德国在 0． 15 左右，法国最高时在 0． 20，意大利稳定在 0． 20。一战以后，二战以前，以上几个国家大体在［0． 7，0． 8］。以上统计数字表明:(1) 经济增长初期，国家间差异较大; (2) 经济进入发达阶段时，金融相关率的差距开始缩小，这表明社会资产金融化程度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提高，各个国家间发展水平差距变小; (3) 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金融化程度会逐步提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能够缩短经济建设的时间，加快经济现代化进程。

　　(三) 经济金融化通过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作用

　　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是双重的。在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较为完善，政府配套政策的有效运用，所以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逐步减少。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僵化的体制、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但是，经济增长不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充分条件。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的支持，世界依然处于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状态。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扩大是因为在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成果在转变为收入的这一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并不是因为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1． 库兹涅茨曲线与经济增长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在达到顶点以前，都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步扩大。因此，解决收入分配的办法有两种: (1) 应该大力发展经济，努力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最大增长点以后的水平; (2)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通过政策、制度体制，改变经济结构等方式对收入分配方式进行有效传导，以达到贫富差距的缩小。

　　尽管第一种办法似乎可行。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无法明确判断 GNP 的最大点的位置，也就无法判断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所需要的时间。考虑到社会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如果社会问题的总爆发点在最大化点左边，这样会对经济产生反作用，社会的动荡加剧经济的衰落，如图 3A(横轴为人均收入，纵轴为收入差距) 所示。

　　在图 3A 中，根据第一种办法很可能会造成在经济尚未增长到最大化之前，社会矛盾爆发并与收入曲线相交于顶点的左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停止，人均收入急剧下滑，整个国家会陷入经济倒退的状态。而且由于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并持续一段时间，从而造成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不能从倒退的阴影中走出来，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均是如此。

　　图 3B 是采用第二种办法，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采取相关措施缓解社会矛盾，改变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的情况，改变社会矛盾逐渐上升的趋势。

　　社会矛盾趋于缓和，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经济增长不会发生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同时，相关配套政策与制度的实施，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因为经济增长的周期会拉大，人均收入会进一步增加，分配差距过大的现象也会得到缓解。

　

　　2． 经济金融化为收入分配提供物质基础

　　恩格斯说过: “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因此，在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上，为防止社会各阶层收入过大，就必须依赖于经济增长，以促进人均收入的增加。现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遇到了瓶颈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共同特征就是通货膨胀严重，资本固化以及投资渠道堵塞，资源垄断。低收入群体由于缺乏投资渠道只得将钱存入银行，但是银行的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造成低收入群体实际财产缩水，而高收入群体控制经济资源，实际财产增加。因此，经济金融化能够提供较多的金融工具，放开金融业垄断，增加投资渠道，促进资本流动。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基础上，开放金融投资渠道，缩小分配差距。

　　3． 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要素

　　经济增长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增加，而生产要素的增加并不是数量上的扩张而是质量上的提高，个人收入分配取决于生产者等要素投入者投入要素的数量、投入要素在市场中的需求程度以及要素转化为产出的比率，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参与收入分配。

　　而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消费、出口，但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普遍存在投资产业的集中化，投资数量过度，由于缺乏市场需求，存在大量的浪费，继续投资只会加剧通货膨胀。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持续低迷，贸易量不断下滑，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品技术含量过低，出口也不能带动经济。因此，经济金融化作为服务业的一类，既能够为市场提供生产要素，又能够增加市场消费渠道。而消费者投资于金融业，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又能够增加市场的消费。无论是从农耕经济还是从工业经济上看，经济金融化能够比农耕经济和工业经济带来更多的资本要素，而经济金融化又能够带来更高的技术要素和知识要素。因此，资本、知识、技术要素能够比劳动要素带来更多的回报，这也就比以往低收入群体单纯依靠劳动要素带来更多的收入。共享金融资源，能够解决资源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4． 经济金融化与就业

　　经济增长影响着就业率。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率有着密切关系，即失业率每高于1% ，实际 GDP 便低于潜在 GDP 2% 。因此，生产要素的增加，带来经济增长，能够促进投资率的提高以增加就业机会。这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经济增长与就业，需要与本国的资源禀赋相一致。以中国为例，大量的劳动力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素质的人才并不匮乏，拥有能够进行资本操作和风险控制的能力。因此，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资本的增长，在等量的资本推动下促进经济金融化的发展，以经济金融化带动就业，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通过宏观调控手段鼓励经济的金融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布局，保证经济金融化与经济增长的合理平衡，做好风险控制，推进经济增长与缩小收入差距的协调发展。

　　三、关于经济金融化与收入分配的几点评论

　　(一) 从制度源头分析

　　经济金融化能否成功实施，取决于该国的经济体制与制度建设。良好的制度与体制建设能够使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互推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稳定、有效、协调发展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提高。良好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能够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区域经济、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同时，收入分配的公平反过来推动经济增长。首先，收入公平是相对的公平收入分配制度。在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的环境下，相互之间的利益比较上有所不同，从而形成收入差距，但在合理区间的收入差距能够提高劳动的积极性和生产动力。其次，建立健全要素分配制度。在市场经济下，按要素贡献的大小进行合理分配是符合生产规律，促进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制度要求。

　　再次，要建立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二次分配，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稳定的区间内，避免社会的两极分化，维护社会稳定。最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法律手段维护社会公平。

　　(二) 改善经济结构

　　经济金融化客观上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增加金融工具的使用比重。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讲就是通过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比重和构成来表现。因此，经济金融化就是在经济结构中增加金融资料的生产比重，进而改变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经济金融化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确保收入公平分配。反之，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使要素配置趋于合理，进而在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构建产业的集群优势，推动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三) 政府的合理决策

　　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符合经济规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目前都进入了经济增长的瓶颈期，需要通过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经济增长，经济金融化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经济活动实质上是经济中的有限资源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矛盾，只有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经济金融化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市场提供强大的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等，能够使发展中国家走出经济不均衡的泥淖，实现在新的水平上的均衡。然而，这个过程较为漫长，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但是，经济金融化既能够改善收入水平，也能够加大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政府在初次分配后，通过再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过程中，容易造成生产效率的衰退，因而政府需要降低市场干预带来的负效应，这就需要选择合理的干预方式并将副作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因此，应该建立一个高效透明的政府，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避免权利寻租，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实现管理权、所有权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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