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与人的发展经济学建立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谬误在于，尽管它是研究关于人的学问，但人的发展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种致命的缺陷导致其不可避免地陷入道德贫困和价值危机，正是这种危机，要求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和超越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和价值重建，从而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体系--人的发展经济学。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及其实质
　　
　　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研究应该蕴涵深厚的人学底蕴和人文关怀。然而，在经历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化和工程化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将最重要的精神品质丢弃，对商品、资本、财富和稀缺资源等冷冰冰的东西的兴趣取代了对有感情的人的关注，对财富增长的追求取代了对人的幸福生活的追求（当然它也追求幸福生活，但是那种幸福生活主要是停留在物质层面）。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将其归结为范式危机和方法论危机，然而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其实质是一种价值性危机，更深层次的则是一种发展性危机，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价值危机
　　
　　经济学的危机，首先应该从现实的经济发展危机中去寻找。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发生的几次重大经济危机都无一例外地印证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谬误与危机。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自身的研究方法和基本范式的变革，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现实经济危机，但是，它始终无法彻底地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因而始终没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把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带离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怪圈”,也没有人能通过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预测并阻止下一次经济危机的到来。

　　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曾经指出：“我们惟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

　　①工业社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主导下形成的产物，因而从根本上讲，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也是经济学的价值危机。不可否认，作为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规律的理论，长久以来经济学在解决诸如如何增值财富，如何利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技术手段以及管理制度实现稀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最大化利用等一系列问题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在 “经济为了什么”以及 “经济学为了什么”之类的价值性问题上却始终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与经济学最本真的初衷发生了很大的偏离，这种偏离最终导致经济学本身的价值合理性危机。经济学为商品价值和社会总价值的创造和增值提供了思想指导，但却没有为经济学本身的价值增值提供理论依据。相反，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庸俗化，经济学本身甚至是不断贬值的。

　　事实上，经济学的价值危机并没有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失，相反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理论革命之后，社会总财富仍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现实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国1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社会道德失序失范等这些问题，都有力地证明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失败，从而使得我们不得不对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工具或手段以及经济发展结果的正当性、合理性等作出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都表明，经济学并不具有 “天然合理性”.

　　如果说经济学利用稀缺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的最大化，那么生产过程中的非人化、分配过程的非正义从而导致人的不自由、不幸福，社会的不公正、不和谐，经济学又如何解释？总之，假如我们不能对“经济为了什么”或者“经济学为了什么”这些问题进行正面回应并作出合理的回答，那么，经济学本身就会产生价值合理性危机，从而迷失发展的方向。

　　（二）经济人的道德危机
　　
　　从另一个角度讲，经济学的危机又是经济人的道德危机，这种危机首先是源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经济学主要存在两个根源--“伦理学”和“工程学”,而且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都是作为伦理学的分支而存在的。关于这一点，阿玛蒂亚·森给出了一些具体事实作为判断经济学本质的传统实例。然而，随着现代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这两个根源逐渐被分离开来并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的工程学的方法论不断被固化和加强并逐渐占据绝对主导；而伦理学方法自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的200多年里，则不断被边缘化甚至淡出经济学的视野。这种剥离和截然不同的反向发展，造成了现代经济学两个根源隔阂的不断加深，从而进一步离间了经济学和伦理学。这种人为造成的、不自然的隔阂与分化，一方面把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另一方面又严重削弱了福利经济学自身，使其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并使其分析缺乏说服力，从而导致现代经济学的哲学贫困化。因此，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贫困化危机，就应该把经济学关注的焦点转向真实的人，而非抽样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而真实的人必然是一个复杂情感的集合体，显然自利并非唯一的动机，他的动机必然是多元的，“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动机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

　　②经济人的道德危机，还源自于“经济人假设”本身的缺陷和悖论。通常被认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和核心范畴的“理性经济人”, 只是一种存在于虚拟范畴领域的理想状态和基础假设。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的“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作为社会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人并不是孤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作为社会的人，便不可能不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况且人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会理性思考，还有丰富的道德情感，不仅有利己的本性，还具有利他的动机，然而经济学家们却在经济模型中偏爱利己本性而抛弃友善和道德情操，从而导致“经济人假设”与现实发生悖论。

　　僵化的理论假设必然造成僵化的理论体系，当“理性经济人”出现不道德、不理性的行为并导致严重的后果时，经济学却没有提供应对之策；他们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不必然导致社会上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当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出现失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时，主流经济学显然还是束手无策。这种假设是对人的道德本性的无视和剥离，而剥离了道德本性的理性经济人，能否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据世界经济论坛开展的一次投票结果显示，67.8%的人认为现今全球经济危机同时也是“道德和价值观的危机”.③这也证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危机是一种道德危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

　　（三）人的全面异化危机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是其人文精神传统的丧失，这就导致经济学尽管在数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对“人的意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忽视，由于对历史、制度、文化等要素的忽视，最终仍然不能回答和超越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学命题。

　　④正是由于这一根本缺陷，导致经济学在追求财富增值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这正是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最为致命的危机。尽管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经济学家发现并揭露了这一问题，然而并没有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而且这种揭露与批判显然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青睐和信服，他们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人类一步一步地走向人的全面异化的深渊。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中，马克思就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危机，并详细论证了工人是如何在国民经济学所力主的资本自由和竞争自由主导下如何被资本化、商品化和机器化的，而这些跟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点都脱不了干系，“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例”,⑤显然这绝不仅仅是马克思所处那个时代特有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正比例关系愈发明显。在资本和私有制统治下，人的本质不断变得支离破碎，多数人的本该享受生命本质的自由被无情地剥夺，人的发展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而资产阶级经济学正是赤裸裸的元凶之一。

　　马尔库塞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批判性品格，在他看来，“人类的需求是历史的需求”,因为它“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认为它是值得向往的和必要的”.⑥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代西方经济学显然直接参与这一社会缔造的全过程） 里，那种“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成为了一种普遍流行的需求，这些在马尔库塞看来都是“虚假的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也许对个人是最满意的，但如果这种幸福被用来阻止发展那种鉴别整体的疾病，并把握治愈这种疾病的机会的能力（他的和别人的）的话，就不是一种应维持和保护的事情。那么，结果将是不幸中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意识反映着这样的信念，即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不管怎么说，现存制度提供了商品。”

　　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幸福意识是在只剩下了技术理性这一向度的“单向度的人”及其组成的“单向度的社会”中间开始盛行起来的。在这种“单向度的社会”里，物的一般必然性解脱了道德心，内疚感也就没有任何地位，“算计清除了道德心”,理性思维完全战胜了道德情感，而且个体与整体“这种致命的联系被成功地压抑了”.这种社会是一种病态的社会，构成这个社会中的个体都是病态的人，是全面异化的人，而造成这一病态的根源是对工业文明的盲目崇拜（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工业化浪潮的主要推手），显然这种现代工业社会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相去甚远，因为在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

　　（四）现代性危机
　　
　　贝克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⑧然而主导着财富社会化生产的经济学理论在应对风险的社会化生产问题方面的能力却远远弱于它在促进财富的社会化生产方面的能力。风险的社会化生产造就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风险社会，在这个风险社会中，人类共同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资本、权力、技术及消费主义带来的最大、最集中、最严重的“整体的疾病”,造成这一疾病的根源则是传统经济增长观主导下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而作为这一理论与实践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西方主流经济学显然难辞其咎。

　　正如贝克所言：“对进步的信仰，是现代性对其变得具有创造性的技术的自信。生产力，以及那些发展并掌握着它们的科学和商业，取代了上帝和教会的位置。”

　　⑨这种所谓的“技术自信”或者说“现代性的世俗宗教”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加以利用从而导致了“技术至上主义”,并不断演化为那种曾经被哈耶克用作表达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致命的自负”,而近代以来一次次的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正是他们为这一“致命的自负”所吞下的苦果。

　　在这种“致命的自负”的精神导向之下，经济学家们一步一步把经济学带进了数理化和工程化的“死胡同”.在这个狭隘的“死胡同”里，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眼里的人类共同的母亲--地球不过是一个“聚宝盆”,他们时刻“算计”着养育我们的母亲身上的宝藏，并用数理方法、技术工程手段把奥妙无穷的大自然化约为可用数学算计、可为技术操纵、可用劳动征服的可用资源，其结果是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就创造了远远高于过去数千年所创造的生产力，他们因此沉浸于对大自然的胜利的喜悦之中，并为自己发掘资源、征服自然的智慧而欢呼喝彩。显然，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并精确计算出我们为现代化发展付出的代价是多么严重：“资本-财富”和“技术-理性”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人的欲望，从而刺激了消费主义的盛行，消费主义盛行反过来又不断强化资本的再生产功能，巩固资本的统治地位。他们共同向大自然无休止地索取资源、排放废物，无情地打破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代性危机”--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意义危机以及自然人功利目的化、自然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正如艾凯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

　　⑩毋庸置疑，现代化把人类社会带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富裕社会，同时也把人类社会带进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高风险社会，面对危机重重和风险叠加的现代性社会，如贝克所言：“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修正社会学，以便它能为社会和政治的重新创造提供一个新的框架。”

　　然而，我们还必须理智地认识到，作为现代性发展危机的真正“元凶”,经济学的修正也是至关重要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以及新的发展观念和理论体系的建构，都始终离不开经济学的参与。

　　综上所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其最致命的来源正是不断恶化的人的发展危机。这种人的发展危机（无人的发展） 表面上看是人类中心主义所致，实质上是人学空场所致，其根源则在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自利本性的偏爱、技术理性的自负以及对人的利他情愫的漠视，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漠不关心。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就伴随着对人学的研究，然而这种本应该置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的内容却始终是被置于不被重视的次要领域甚至被边缘化。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性超越--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建构
　　
　　（一） 经济学的价值性危机要求建构人的发展经济学
　　
　　人的发展经济学的价值基点在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和超越，正如前文所讲，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源在于其在对 “经济为了什么”“发展为了什么”这一类的价值性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有力的解答，这也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无法弥补的缺陷，这一缺陷，正如有学者所言，恰好是创立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背景和逻辑起点（朱巧玲，2012）。

　　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和致命的自负，最终造成了现实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人的发展困境，从而逼迫我们不得不反思经济学的价值所在和终极关怀。正是怀揣着这份反思和关怀，立足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必要对经济学发出一系列诘问：为什么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人们却仍不快乐？为什么有的人忍饥挨饿，有些人却奢靡浪费？为什么我们追求共同富裕，而贫富差距却日甚一日？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幸福指数却不断下降……这些问题都必然引发对经济学本身的价值性反思，即经济究竟为了什么？

　　经济学究竟为了什么？正如房龙所言：这个世界远不是一个幸福的世界。的确如此，一个极端不平衡的世界，一个处处存在危机和风险的世界，一个还存在战乱、饥饿、疟疾、恐怖袭击的世界，很难想象是一个幸福的世界。

　　总而言之，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伦理反思和价值批判的同时，还必须对经济学的价值重建进行有益的探索，这种价值重建必然包含一个重要内容：

　　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经济学的新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然后循序渐进地从专业角度阐述生活品质、安全感、社会公正、幸福、时间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即如何让经济增长促成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医疗保健、退休保障、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幸福指数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改善，从而创建一个更加幸福、健康、公平且更具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经济学是研究人的学问，那么经济学的价值重建的核心就是人的价值重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建构正是这一价值重建的过程，只有首先完成人的价值重建，我们才能够在以人为本原则的基础上创造一种经济制度，这种合理、公正、高效、可行的制度能够促成个人和市场、政府的合理分工与共同合作，从而提供人们真正渴望的事物--幸福、健康、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公平的薪资等--而不仅仅是更多的物质产品，保障每个人追求他们有理由珍惜的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和自由权利。

　　（二） 经济学的范式革命要求建构人的发展经济学
　　
　　“在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中，没有一个领域像经济学那样，在两个世纪的演进过程中，经历过那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骚动与革命，并对人类思想形态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无法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人的发展危机，都引发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反思和伦理批判，其矛头也必然指向经济学，因而历史上每一次大的世界经济危机都会引发对经济学的一次洗礼，引发经济分析、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等的革新。当下，人类获得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也面临着世所罕见的生态危机和发展难题，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对当前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一次巨大挑战，可见，经济学的一次新的范式革命在所难免。

　　所谓范式，由库恩最先提出并系统运用于科学的理论研究，一般是指科学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信念、共同方法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经济学的范式主要是指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共同体所达成并共同遵从的价值标准、理论假设、分析方法、基础模型和技术手段等学术规范。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说发展史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经历三次重大的革命，即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古典革命”和杰文斯、瓦尔拉斯以及门格尔等人发起的“边际革命”,以及创造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凯恩斯革命”（还有一种1命，除了此三次，还应该包括后来的“货币主义革命”“斯拉法革命”以及“理性预期革命”）。然而，这种经济理论的不断产生、分化、对立乃至最后的革新、综合之过程，在库恩看来，并不是波普尔所描述的科学知识成长的“不断革命”,而是范式更替的革命时期与1规时期，具有同一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从事难题探索和充实完善工作，这种发展属于常规理论发展。如果研究中出现与原有范式的核心和基点相冲突的反常现象，并积累到能引起危机，那么，或迟或早会形成颠覆旧范式的科学革命。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的经济学危机乃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

　　要根本解决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必须从范式上采取“革命”的手段，这种范式革命，在库恩看来，是“从一种处在危机中的规范过渡到一种新的规范，由此而能出现常规科学的一种新传统，远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是靠老规范的分析和推广来达到的。不如说它是这个领域按新原理的一种重建，是一种改变这个领域的某些最基本理论的推广，以及它的许多规范方法和应用的重建”.因而，从根本上讲，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理论革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范式革命，经济学需要的范式革命不是在原有的处在危机中的规范的基础上缝缝补补，而是彻底重建，是一种足以改变经济学的新的基础范式的推广，是理论规范和实践方法的彻底重建，而这一基础性的重建必须包含对每个个体的可行能力、自由权利、道德责任的理性分析和价值考量，必须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经济学的基础范式和核心主题，因而其本质是一种向人学的范式转向，这一范式革命和人学范式转向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体系--人的发展经济学。

　　（三） 经济学的本质复归要求建构人的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的本质首先应从经济学最本初的定义中去寻找，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认为，“被看作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第二，给国家和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因而在斯密那里，经济学就是富国裕民的学问和科学。这一定义和我国古代将经济定义为经世济民的本真是基本一致的。

　　按照马歇尔给经济学下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而，在其本质上便有着深厚的人学根基和伦理学渊源。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最本真的问题便离不开人的本质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的本质复归也就是人的本质复归，是将经济人与道德人有机统一起来，将多元化的动机作为经济研究分析的前提条件，这正如经济史学家罗尔在《经济思想史》中所说：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如果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学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而在 《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人类的行为是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以及以此易彼的倾向。

　　总之，回归到伦理进路上的经济学，或者说完成人学范式转向和价值重建的经济学，其本质就是研究如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使每个人都有能力过上自己向往的美好生活的科学。在此意义上，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建构意味着经济学本质的复归，这种复归也赋予人的发展经济学新的历史使命，关于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历史使命，笔者同意《改革与战略》杂志社巫文强社长的观点，即人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科学，应当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并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

　　这里纠正商品经济学，就是要纠正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偏差和谬误，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这正是要解决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人学空场或人学危机。因而人的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从真实经济学的角度寻求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以及人的自身发展危机之道，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测量手段去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探究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

　　萧伯纳曾经说过：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什么是幸福生活？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幸福生活？以及如何达到这样的幸福生活？这些都是经济学首先要面对的理论问题。商品、货币、资本和财富等只是使人生幸福的工具和手段，它们并不代表幸福生活本身，幸福生活更不是让人的私欲得到最大程度释放，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依赖传统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和工程技术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伦理学和人学的价值分析和考量。然而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和价值重建仍然只是刚刚起步，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建构任重而道远，因为它不仅仅是研究商品价值的科学，还是研究的人的价值的科学，这显然是需要很多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注释：

　　①哈曼威 《未来启示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②李贵仁、党国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生平与学术贡献》，载于《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1期第53页。
　　③达沃斯调查：2/3的人认为经济危机也是道德危机，网易财经网，2010-01-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