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观点的回顾与思考

　　摘要：通过对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关于城市结构和城市生活的主要观点的回顾, 厘清其理论的适用范围。指出在当代认识城市结构和城市生活问题所需考虑的新的因素, 并特别思考了其在当代中国城市中的可用性, 试图说明其形成机制的差异。

　　关键词：城市结构; 城市生活; 中国当代城市;

　　Abstract：Through reviewing the main viewpoints on urban structure and city life held by Chicago school, this paper explores possible applications of their theories.The paper presents new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for studying urban structure and city life, and especially consider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heory in the cities of China, and trie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on mechanisms of formation.Presenting new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in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urban structures and city life, the paper studies the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es and trie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urban formation mechanisms.

　　Keyword：urban structure;city life;contemporary cities in China;

　　芝加哥学派继承了19世纪欧洲思想家韦伯、奇美尔等对于早期城市生活的观察与观点以及社会心理学的成果, 通过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方法讨论早期的大城市问题。其对于城市结构和城市生活的观点极大的影响了后世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对于城市和城市问题的认识。帕克和当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另几位主将鲜明地提出:城市决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 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 相反, “它是一种心理状态, 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 …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它是自然的产物, 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在芝加哥学派看来, 城市作为一种人工的新自然、一种全新的延续文明的生活方式出现在历史之中。

　　以下通过回顾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观点, 结合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谈谈个人思考。
 

　　1 城市结构

　　1.1 生态学的视点:充满竞争的城市

　　城市社会学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芝加哥这样的急速发展的大城市的结构, 更进一步是要理解其土地利用模式和人口与机构在城市里的分布状况。

　　帕克认为人类生态学是考察城市结构最合适的角度。帕克说, “城市社区里存在一些因素, 它们导致一种有序的、典型的人口和机构组合方式。分离这些因素并进而描述由于这些因素的合力而造成的人口、机构群集方式的科学, 就是人类生态学。它不同于植物和动物生态学”。对于这些“因素”的实证调查及其“和力”的分析构成了芝加哥城市社会学者研究城市结构的重要部分。

　　生态学适合于城市结构分析。第一, 城市社会与生物界有相同的共生现象。共生指群体关系中个体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状况。共生的基础是差异, 城市越大, 劳动分工越细, 每个机构提供的服务越趋单一, 个体所从事的职业高度专门化, 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则越高。在城市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功能互补的机构往往分布在相互邻近的地域内。第二, 如同生物界一样, 人的本能就是要最大化自己的生存空间, 从而导致了城市有限空间中的互相争夺。城市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并不是随意进行的, 而是激烈竞争和适当选择的结果。

　　共生和竞争决定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框架。但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是经常变动的, 芝加哥学派用5个概念来描述这种运动:1) 集中:高级服务业的机构和设施向城市中心地区汇聚, 特别是对银行和商业来说, 在城市中心区集中起来会极大促进业务发展。2) 分散:指人口和机构离开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3) 隔离:由于竞争的结果, 相同收入、种族、宗教等因素的人群或相同职能的机构聚集在一个特定区域, 整个城市由一块块各具特色的地区组成, 彼此隔离。美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着与外界隔离的黑人聚居区和由外国移民组成的少数民族居住区。4) 侵入和接替:这是紧密联系的2个概念。如果一个群体离开它原来的居住地而进入另一群体的领域, 便是侵入;当后来群体取代原有群体并实施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时, 就形成了接替。

　　集中、分散、隔离、侵入和接替4种概念可以准确描述城市结构的运动, 但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隔离”是一种城市结构的普遍现象, 但是其形成机制在不同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城市中是不同的。芝加哥学派所谈的“隔离”形成的机制有2个: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二是美国城市中特有的多种族多国籍状况。而中国当代城市中同样存在隔离现象, 一方面也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运作的结果, 但显然不存在种族问题, 在这里凸现的是传统中国城市结构在人的心理结构上影响——封闭独立的院落作为城市结构的基本细胞。院落所表现出来的隔离的城市结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直延续的:合院—里坊—单位大院—居民小区。当然在近代化之前中国城市的隔离宗族伦理模式的物质呈现, 但有趣的是虽然这种宗族伦理模式在1949年后已被基本摧毁, 但中国的城市结构依然显示出强烈的互相隔离的特征, 虽然每个封闭的内部系统中并无太多实质的联系。不过这种以经济为唯一联系纽带的“社区”是否能够发展出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理想呢?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有可能会在这些目前看起来冷寂的居民小区中诞生出来。

　　再如侵入和接替这个概念。伯吉斯阐释这个概念的时候举了黑人和外来移民侵入第二环地带, 导致白人居民外迁的实例。这其中存在因果的倒置。事实的情况应该是:由于第二环地价的持续升高, 原有住宅业主面临地产交易以获得更大回报的诱惑, 导致业主不愿意投入更多资金改善住宅状况而年久失修。于是原有白人居民为了获得更高质量的住宅而向外迁移。那些暂时没有被拆除的住宅便被廉价的租给了穷人, 黑人和移民临时地添补了白人居民弃置的地带, 形成了一种“接替”。而不是像生态学的逻辑那样, 一个强势的物种“侵入”相对弱势物种的生存空间。这种逻辑很容易成为无视弱势群体利益的理由。

　　1.2 城市结构:同心圆模型

　　伯吉斯提出了一种解释城市结构和变迁的模式。通过对芝加哥城的分析, 伯吉斯认为, 城市结构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第一环 (即最里面的圈内) 叫中心商业区, 这是城市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地方, 只有实力雄厚的政府机构和高级服务产业 (办公、饭店) 。这里人口密度高、流动性最大、商业最为繁华。第二环为过渡区, 这里聚集了黑人、移民、流浪汉和其他下层居民, 还有工厂和仓库。第二环成为城市里房屋破败、世风腐化、犯罪率最高的地区。破落的第二环紧挨繁华的第一环看似荒谬, 其实自有道理。因为第二环总是面临着第一环内商业势力向外扩张的压力, 第二环的房产主既然明白他的房屋即将被第一环的人收买过去改作他用, 他们自然对维修那里的房地产不感兴趣, 年久失修, 第二环的房屋逐渐损坏, 只能出租给贫困居民和经济实力不强的工厂企业。第三环是工人住宅区, 这里环境比第二环要好, 住户为蓝领工人, 住房也是较简陋的住宅 (如拥挤的连排住宅或是廉价的预制独户住宅) 。其中一部分工人 (如德国人区) 会逐渐脱离此区域向第四环靠近, 同时又会有相当数量的新工人住户搬迁进来, 此区域也有相当的流动性。第四环是中产阶级住区, 白领阶层如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小商人、职员住在这里, 房屋以高级公寓和独门独院为主。第五环叫通勤区, 这是城市最外围的一环。上层和中上层社会的豪华郊外住宅坐落在这里, 居民大多在城市中心区工作, 他们使用大交通或使用自己的小汽车, 上下班往返于两地之间。

　　首先, 同心圆模式解释了城市居民社会层次和地理分布的规律, 这和城市的地价因素紧紧联系在一起:随着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其居住地离城市中心会越来越远, 从中心商业区往外看, 则依次是贫民区、蓝领工人区、中产阶级区和上层社会区。其次, 同心圆模式反映出各个地理层次之间的动态关系:城市地域存在着一种从中心逐渐向外扩张的趋势。当内环的人口和机构增加时, 它必然要侵入它外围的一环, 最终接替那里的人口和机构, 而外环的人口和机构也肯定会向紧挨着的外一环地区侵入。结果, 每一环的地域都会扩大, 城市按照相对固定的五环模式向四周蔓延。伯吉斯同心圆五环模式为城市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图表, 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城市结构及其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如果叠加上城市所在的具体地理因素 (山川河流) 的影响, 就能解释所有工业化城市的结构。

　　伯吉斯同心圆模型的不足主要体现在:1) 同心圆模型针对的是快速发展的中心大城市, 对于人口状况较稳定、第三产业比重不高的中小型城市而言并不适用;2) 同心圆模型过于简化, 无法表达城市中复杂的结构关系, 特别是文化等无法计量的因素干扰时, 这种简化的模型是无法说明问题的。作为一种宏观上说明城市结构的抽象模型不一定能将其套用在城市的局部上。后继学者在同心圆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系列城市结构模式, 可以看作是针对具体城市或是局部城市特殊状况的一种修正。无法否认的是, 同心圆模型所展示出来的城市结构和同心圆模型的规律有相当程度的符合。

　　以下是结合同心圆模型对中国内城类似区域的比较。同样是弱势群体被“抛弃”在第二环, 这和今天中国内城发展中的很多现象是十分相似的。比如上海市中心的老住区 (里弄、建国初期的工人新村) 。这些住宅在经历几轮房产买卖后, 大量的租用给城市贫民 (打工者、下岗职工) 。形成了内城的一种荒诞的“塌陷”现象。当然中国内城的塌陷往往是由于住区的特殊原因, 比如属于历史保护地段等因素造成的, 而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土地私有造成的。但其现象的同构异质性提示我们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土地公有的城市中, 一旦政府被开发商诱惑而强制进行内城开发, 那么这些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将何处安身?长此以往, 会不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方面最坏的例子莫过于新天地——称它为官商合谋而抛弃民众是一点不过分的。不幸的是, 新天地至今还在被当作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延续了城市文脉的美好开发模式四处传颂。这个问题可能要比内城原住民的流失而造成的城市文化的断裂来的更加严重。吊诡的是国内的规划和建筑学更多都是在关注后一个问题。其实中国文化的断裂 (包括城市文化) 从五四运动到文革一直是连绵不断的历史过程, 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自身就带有很强的自我割裂的特征 (极端者如土耳其) 。内城原住民的流失已是既成事实, 无法通过技术操作挽回。中国城市文化的断裂也是既成事实, 因为城市化很大程度上等于现代化, 而中国的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否定自身。除非我们能有新的文化自觉, 避免这种自宫式的 (甘阳语) 现代化而找到一种新的出路, 这个问题就是无法避免得。而现在对于中国城市规划者而言, 如何正视大量涌入的新居民才是最现实的问题。

　　2 城市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芝加哥学派通过对一系列城市问题的调查研究总结出出城市生活的特征。如城市中的报纸竞争反映出来的种族隔离问题和对于社会的控制;未成年人犯罪反映出来的传统社区中首属关系的瓦解和社会控制的增强;在《魔力·心理与城市生活》一文中, 帕克借用了人类学对于原始社会魔力-巫术的研究, 试图说明:除了纯粹生物性的对于城市有限资源的互相竞争和共生关系, 还有十分强烈的文化因素在城市生活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所以,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看作一种自然的生态结构, 是有其特殊语境的。帕克在引入生态学概念的一开始就试图划清了这种“自然”的边界。它更多是指人工化的自然——城市。

　　工业化后的城市完全不同于人类几千年来面对的充满诗意的自然。现代化很大程度上等于城市化, 城市作为现代人类所面的新的自然必然导致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即所谓的城市生活。帕克认为, 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从家族这样的首属关系变成了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次属关系, 首属关系的瓦解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传统意义上社区的解体。需要注意的是芝加哥学派关注的“社区”是典型的美国式的乡村社区, 构成了美国政治民主的基本单位。在帕克等人看来, 城市生活的逐渐显现极大的威胁了“社区”这种支撑美国社会秩序的基本细胞, 而越来越依赖制度力量 (法律、舆论) 来进行惩戒与管制。帕克希望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在城市生活中重新为社区组织的有效运作找到出路。帕克等人也因此更多的被认为是社会改革者而不是科学研究者, 也和其不强调数据计量统计而是以经验调查为主的研究手段有很大关系。

　　帕克在文中多次提到了利益为目标的次属关系带来的新的人际关系的不安。比如他提到由于人与人的交流的短暂与即时, 城市人刻意追求衣着容貌的虚荣;比如他讲那些原本在乡间小社会中被视为异类的怪才只有到了城市中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 (从流氓恶棍到怪异的科学家或是诗人) , 从而施展他们的抱负。前者直接催生了我们今天被叫做“时尚”的东西, 而后者的积极一面对于人类科学与艺术的深入思考有相当巨大的作用。这样的城市生活在今天依然如此, 只不过很大程度上它们已经被我们接纳为一种喜闻乐见或者说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 乃至于产生了讴歌城市生活的“城市主义者” (Urbanism) 。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去留念那种乡村的人际关系的丧失, 通讯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得人与人的交流完全脱开家庭-社区的空间束缚。虽然一个城市人可能和对门的邻居一辈子不说一句话, 但并不代表他不能通过电话这样的通讯工具和地球另一端的某人保持最亲密的关系。特别是21世纪以来网络技术的发展, 这种超越物质空间的交流变得更加日常化、民主化。是否可以说:人的关系其实不是被从首属关系退化成了次属关系, 而是变得更加多维度、更加民主。

　　从这个意义上说, 帕克的担忧是多余的, 他似乎还没有看到通讯技术对于人际关系的潜在作用。这和帕克等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美国乡村自治体情结有着深刻关系, 他们认为社区的瓦解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论、道德的沦丧。这种基于乡村自治体的社会理想至今在美国, 特别是主流白人阶层中仍然相当有影响力, 从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城市化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反城市”倾向。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式的郊区化, 赖特的“广亩城市”也可以称得上是这种理想的一个注脚。

　　以上, 我介绍了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生活的研究结论, 并试图解释帕克等人对于城市生活的立场。显然帕克的立场是批判性的, 他们希望以此建构出能延续以美国乡村自治体为基础的民主的社会秩序。但是城市随后的发展说明人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彻底虚无为对利益的诉求, 反而由于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相当的拓展。人与人的关系在城市中反而能够突破传统的约束, 比如家庭、宗族、宗族、国家这些界限。城市在民主化的交流中产生巨大的创造力。这是芝加哥学派所不能预见的。当然, 我们也看到典型的城市生活只在少数中心大城市才具有。帕克的“邻里”理想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依然主导了其城市生活方式, 这也是和美国的中心城市 (纽约、芝加哥) 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城市有显著差异的一点。特别是在讨论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时候, 如果不考虑其政治意义而不加区别的引入“邻里”概念套用在中国居住结构上, 是有很大问题的。随着经济全球化, 也许只有这些中心城市比如纽约、伦敦才完全符合帕克所定义的作为“新自然”的大城市。他们和其他城市不是简单的人口、面积的数量差异和等级转换, 而完全是一种独特的“城市”, 一个人造的自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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