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慧城市新常态的特点和发展战略(2)

　　对此，既要有打攻坚战、啃硬骨头的准备，更要依赖创造性的智慧和针对性的具体方案。

　　三是“数据更加开放同时也更加封闭的斗争长期存在”.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开放是主流和大趋势。随着我国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的不断加大，大型电商获取市场化数据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社会各界对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的声讨及舆情压力，数据开放正呈现出一片喜人景象，比如： 国家数据（ NationalData. gov. cn） 、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 BjData. gov. cn） 和上海政府数据服务网（ DataShanghai. gov. cn） 等大型数据服务平台的投入使用，新浪微博（ Weibo. com） 、大众点评网（ DianPing. com） 、百度（ Baidu. com） 等互联网公司逐步开放其数据资源，共享知识（ Creative Commons） 、开放知识基金会（ OpenKnowledge Foundation） 、开放获取（ Open Ac-cess） 、开放街道地图（ Open Street Map） 、开放数据中国（ Open Data China） 、城市数据派（ Urban Data Party） 等国内外开放数据组织的兴起。[4]

　　总之，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我国数据开放的力度和范围将持续加大和加速，为智慧城市及相关行业提供丰富的生产资料。但另一方面，这绝不意味着数据开发共享已大功告成。首先，与数据更加开放相对的是“数据更加封闭”.由于长期形成的部门、行业的数据割据现状，也包括一些涉及国家和城市安全、商业和市场价值的数据普遍存在，使数据开放和封闭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在一些特殊背景下还会愈演愈烈。也可以说，在一些容易开放和共享的领域实现了开放共享之后，我们的信息化建设才开始逼近改革开放的深水区。这不仅是矛盾复杂且十分敏感的数据核心区，同时也是最难攻克的数据堡垒。如何打破这个僵化局面，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时间。其次，是“数据的可获得性”与“人的获得感”的矛盾将长期对立。获取数据的技术和渠道越来越多，但由于数据的不完整并与个体需求不对称，所以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不断重复“得来全不费工夫”和“回头试想真无趣”的反复轮回。

　　三、在新常态背景下确立适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战略框架

　　我国的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既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及主流保持了高度一致，也面临着如何适应新常态、驾驭新常态的战略自觉及选择问题。在新常态与旧结构相互缠绕、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持续增多的关键时期，主动适应城市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历史必然要求，深入研究并不断丰富对新常态的本质认识，为把握和应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层次矛盾及挑战提供理论工具，在此基础上研究和确立适合我国国情和时代需要的精准战略战术，为智慧城市建设应对经济波动、改善生态结构、减少协同阻力等提供有效有力的支持。

　　第一，对新常态开展逻辑界定和学术建构，在充分吸收并超越其经济学阐释的基础上，探索和完善有中国话语特色、符合国情民意的新常态理论。新常态这一概念肇始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总结。由于经济发展具有基础和主导性作用，再加上目前对新常态的研究解读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界，一种带有浓郁“经济学口音”的新常态，很快渗透到政治、意识形态、生态文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等社会生产的各主要部门，成为理解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趋势的关键范畴和解释框架。这里最需要警惕和关注的首先是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不同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新常态、文化发展新常态等，既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相通相关，也有基本的和重要的差别。只有充分研究并揭示它们各自的规律和特点，才能为适应新常态、驾驭新常态提供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其次则与我国经济学自身的致命缺陷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反复证明，以西方理论及学科框架为母体的相关经济学研究，由于在观念、方法、价值上过于“崇拜和迷信市场”,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很多解释和预测都是错误和相反的。为确保新常态在解释中国经验时的合法性，并在实践中符合当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利益和发展需要，有必要启动一种去西方经济学的先验批判程序，为新常态这个纯粹中国概念正本清源。由此可知，开展新常态基础理论研究，正确和全面认识新常态特有的丰富内容与内在机制，更好地发挥其理论指导和价值引领作用，是一件比任何具体领域的工作都要更紧迫的理论任务。

　　在中国全面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建立有中国话语特色、符合国情民意的新常态理论，对包括智慧城市在内的战略研究至少具有两大作用： 一是“立”,即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明确自己的新常态是什么； 二是“破”,即通过去西方经济学的先验批判来规避各种伪新常态的陷阱。

　　第二，回到中国文化和历史语境，新常态可对应于《易经》中的乾卦，其内在本质和发展进程均可以“龙飞之象”来代表和显现。

　　目前对新常态的各种解读，在方法上都属于西方的概念分析模式，从现象、经验出发归纳本质和一般性。这当然有其长处，但也容易导致“屁股决定脑袋”,站在什么立场和视角，就会归纳出什么样的新常态，很难找到真正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文化，中国文化本质上是诗性文化，其特有的诗性智慧不仅比概念分析方法直截了当，也更适合解释中国在人口、空间、发展阶段与层次、历史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复杂性。在中国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新常态的精神实质即《周易》中的“乾”卦。“乾”取象于“草木初生上出时冲破阻力掀开泥土刚健通达之状”,[5]是宇宙新事物、历史新阶段、社会新形态、生命新境界在发生发展时期刚健进取、生机勃勃的象征，这与西方哲学把发展等同于从低级到高级的机械过程不同。由于新事物、新阶段、新形态、新境界从“旧”中产生并被后者困扰、纠缠、挤压，所以需要结合不同的阶段和处境，处理好精进与渊默、开拓与蛰伏的矛盾，既不能任性恣意，也不要自暴自弃。正如“乾”卦所昭示的，在弱小阶段要“潜龙勿用”; 在快速发展阶段，既要“终日乾乾”,又要忧惧警惕； 而在鼎盛阶段，则要避免走向物极必反等。所以说，中国诗性智慧更深刻地认识到发展阶段和处境的复杂性。

　　这一来自《周易》的诗性智慧，不仅高于任何的概念分析及琐碎描述，同时也是对新常态固有精神实质的深刻把握。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可以把新常态描述为“龙飞之象”.在经济新常态下衍生的“中国外交新常态”“社会建设新常态”“政治新常态”“文化新常态”等，不仅在理论上没有超出“乾”卦的范畴，在实践中也只有遵循其基本原则才能实现各自的“元亨利贞”.而一个大国在从弱变强，从匍匐于地到“飞龙在天”这个过程中面临的复杂局面和矛盾关系，也远非西方经济学“不是政府有问题，就是市场有问题”这种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所能吃透和指点的。由于政府、市场和个人的需要与需求叠加在一起，智慧城市建设与我国以发展为精神实质的新常态高度一致。但同时也要看到，不同城市和区域的信息化程度、条件、需求不尽相同，研究和制定一种资源和条件可支持、社会和个体可承受、中短期和长期利益可衔接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途光明”而“道路曲折”,应取象于“乾”,确立总体理念和基本原则。

　　“十八大”以来，“刚健进取”渐成主流，我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金融等都在走高变强。正如“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的鲲鹏，大国腾飞需要集聚的巨大物质能量与精神条件，是国内外各种矛盾被充分搅动并日趋尖锐化的根源。在这种特殊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正确研判形势、制定战略方针至关重要。西方文化是理性文化，理性文化基于感性与理性、主体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进取与保守、“向左”与“向右”、“不是生，就是死”中只能两者取其一，这是各种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的战略研究多半“中看不中用”的根源。以“乾”卦为代表的中国诗性文化，作为一种超越二元对立、刚柔相济的战略思维，为我们思考和适应新常态提供了返本开新的哲学基础。从“乾”的卦象看，“乾”由六根阳爻组成，均呈刚健进取之态，充满光明和力量。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和处境中，无论如何都要生长、拓展。由此可得出一个总体理念即“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发展。这个“生”的实质是刚健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积极有为，反过来说，就是绝不能后退保守，“不管怎样都要发展”,并确立藐视一切艰难困苦的斗争勇气和文化自信，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在新常态中必须坚持的战略方针。但与此同时，还应研究和充分关注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乾”卦的六爻为例，一方面，由于都要发展，发展的需求过于强烈，不仅发展和退缩，甚至彼此发展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层次，都会相互缠绕，相互矛盾，相互斗争； 另一方面，由于发展阶段和条件不同，发展的目标和需求也不尽相同，如“乾”卦的六爻所揭示的，越在下面和开始的阶段，承受的压力就越大；而到了“中上层”和发展的高级阶段，局面就会完全不一样，直到完全占据有利和主动。

　　由此可以确定新常态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是“潜龙勿用”,即处于弱小、不利局面时，要韬光养晦，徐徐图之； 二是“利见大人”,在战略机遇期，要敢于“亮剑”,并突出和表现自己，彰显作为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三是在“刚健进取”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四是在基本面向好的情况下，偶尔出出格，试探一下，也不会有大问题； 五是在形势大好时，必须好好表现和发展； 六是一旦发现过热，就要及时检点反省，并准备软着陆。由于“道通为一”的原因，这些基本原则，既是国家之道和城市之道，也是企业之道和个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