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潜力评价

　　旅游业发展潜力是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潜在的、在一定条件刺激下能够发挥出来并能促进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能力［1］。近年来，主成分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先后用于区域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中。生态旅游正成为旅游实践与学术研究的热点，生态旅游目的地发展潜力与竞争力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黄钟浩［2］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现实竞争力、潜力竞争力、环境竞争力 3 个方面构建了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胡晓晶［3］根据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演化特征用德尔菲法构建了一个由决定因素与支持因素构成的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多评价指标体系模型。较多学者则以某一典型类型生态旅游地如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等为研究对象进行生态旅游开发潜力评价的实证研究［4 －6］。但尚未有文献关注区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作为一种负责任的旅游形态，区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与传统区域旅游发展评价指标应有所差异。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川、贵、云、藏、陕、甘、青、新、渝、桂和内蒙古等 12 个省市区，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72% 。该区域跨越多个纬度带，几乎囊括了所有地貌类型、气候垂直分异明显，生物多样性突出，造就了原始、奇异、壮观的自然生态环境，富集了一大批世界级生态旅游资源，奠定了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生态旅游中心区域的基础。文中以生态旅游内涵为基础，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省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对西部十二省市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进行测定，可为西部地区甚至中国生态旅游战略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 1 关于生态旅游的界定与形态

　　对生态旅游的界定是构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与前提条件。文中研究支持生态旅游至少应符合以下四个条件［7］:1) 以相对未受干扰的自然环境为基础; 2) 学习、教育。学习、教育是生态旅游者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主要形式，也是生态旅游区别于其他自然旅游形式的重要特征，游客通过学习教育而了解、欣赏直至保护自然环境; 3) 可持续性。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的根本区别在于追求生态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效益的可持续性; 4) 是一种旅游活动。生态旅游首先而且也根本上是一种旅游活动，因此，它坚持并遵循旅游活动、旅游产业的基本特征。

　　以 Lawman ＆ Drust 的"软(soft) /硬(hard) 生态旅游"为基础，根据实践中生态旅游遵循以上条件的程度，可以划分出三种生态旅游形态: 严格生态旅游、中间型生态旅游、一般生态旅游，从严格生态旅游到一般生态旅游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程度变化，三者并无明显的界限［7］。生态旅游的多形态性是对生态旅游地利益相关者、环境资源、旅游设施、旅游体验差异的适应性表现。严格生态旅游通常与原始的自然环境相关、对旅游设施与服务要求较低、政府制定严格的生态旅游框架与约束条件、各方利益相关者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获得最大效益。一般生态旅游的极端就是大众旅游。不同空间区域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旅游业发展程度各异而应重点选择不同生态旅游形态。

　　1．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说明

　　综合各类研究成果，从生态旅游资源潜力、生态旅游需求潜力、生态旅游支撑潜力三个方面构建了省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该体系包括三层: 最高层为目标层即省域生态旅游发展综合潜力; 第二层为要素层，包括 4 个评价要素; 第三层为指标层，共 11 个评价指标。各指标内涵与数据获取方式如下:

　　(1) 生态旅游资源潜力。生态旅游资源是发展生态旅游的物质基础。各类保护地由于拥有突出的自然环境质量、优美的风景等杰出的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的主要物质载体。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以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和水利风景区等经营管理单位为载体的多类型生态旅游目的地体系［8］。其中自然保护区由于拥有相对未受干扰的自然环境，较好地涵盖多种自然资源类型和保护地类型，与生态旅游理念契合一致，能较好地代表各省生态旅游资源状况。加之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历史较长，体系较为完整，统计资料相对齐全。因此，文中选取自然保护区作为各省生态旅游资源的代表。

　　生态旅游资源规模以各省自然保护区总面积来测定。生态旅游资源品位采用赋分的方式计算。每处世界遗产(含自然遗产与双遗产) 20 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 20 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按成立年代计分，50 年代计 10 分，以下每个年代减 1 分，2000 年后成立的归为一类; 省级自然保护区凡于 80 年代前成立的计 4 分，以下每个年代减 1 分，2000 年后成立的归为一类。为量化省域生态旅游资源整体特色，借用生态学中群落多样性指数计算公式 Simpson 多样性指数来测量生态旅游资源类型多样性，即:

　　　
　　其中 D 为生态旅游资源多样性指数，Ni为第 i 种生态旅游资源类型数目，N 为所有生态旅游资源总数，该指标同时反映了各省生态旅游资源分布的丰度与均匀度。以我国自然保护区类型代替省域生态旅游资源类型，共分为 9 大类型，即森林生态类、草原草甸、荒漠生态、内陆湿地、海洋海岸、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地质遗迹、古生物遗迹。以上统计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环保总局官网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中心，数据截止时间为 2011 年。生态旅游资源不仅包括原生的自然环境，还包括在此环境中世代栖生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以各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测度各省民族文化资源丰度，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各省公报。

　　(2) 生态旅游市场潜力。市场大小是影响生态旅游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以省域城镇人口数量(C5)与 1000km 范围内省会城市数量(C6) 测量各省一级客源市场规模。以各省省会城市为中心，以 1000km为半径统计 C6 值。距北京、上海、广州的距离指数(C7) 用以测度各省二级客源市场规模。长三江、珠三江与京津冀区域是国内重要的客源市场，也是国内生态旅游的重要客源地，可作为各省二级客源市场。以三个区域的中心城市上海、广州、北京为目标城市，计算各省省会城市与目标城市的距离指数。

　　

　　Ti表示第 i 个省的距离指数，Pij表示第 i 个省会城市到第 j 个目标城市。城市间距离由各城市经纬度坐标经一定方法计算而得［8］。以入境旅游增长率(C8) 衡量各省远距离客源市场规模。生态旅游的学习教育性特征要求潜在生态旅游者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各省大学(大专以上) 程度的人口数量(C9) 评判潜在生态旅游者质量。C5、C9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中心，C8 数据源自 2013 年各省旅游统计公报。

　　(3) 生态旅游支撑潜力。选取生态文明程度、生态环境质量和旅游发展潜力与政府支持等指标衡量省域生态旅游发展的经济、环境、旅游与社会支持度。鉴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生态文明思想的高度契合，文中研究未单纯使用经济综合竞争力来测评省域生态旅游发展的经济支撑潜力，而采用"生态文明程度"这一更能体现生态旅游发展理念的指标。生态文明程度表示以最少的资源和最小的环境代价带来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计算公式为生态文明程度 = (地区人均 GDP/地区生态足迹) (全国人均 GDP/全国平均生态足迹) * 100，其本质在于以更少的生态成本获得更大的经济产出，它客观地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生态文明程度。各省生态文明指数数据源自文献《谁的生态最文明》［9］。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引自孙东琪［10］的《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态势及其空间分异分析》，该指数通过综合评价各省生态破坏因素、自然资源因素与环境污染因素获得。旅游发展潜力指数引自王学峰［12］的《区域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生态旅游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也与政府的发展理念与支持相关。鉴于该指标数据获得的有限性，文中暂以分级评分法将支持度按从低到高分为 1 －5 个等级。评价标准包括各省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数量的多寡与各省是否完成省级生态旅游规划、各省"十二五"旅游规划中对生态旅游的重视程度等内容。

　　1． 3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运用层次分析法(AHP) 确定各指标权重。通过征询专家意见构造判断矩阵，选取旅游、林业、地理等领域专家 50 名，就反映省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大小的上述各指标相对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运用 yaahp软件构造判断矩阵数据，并对一致性进行判断，最后获得权重结果(表 1) 。要素层以生态旅游资源潜力的权重最高，为 0． 5247，与生态旅游主张以原始的自然环境为基础、环境保护等基本理念一致。其次为市场潜力(0． 3338) ，支撑潜力的权重最低为0． 1416。资源潜力要素层下，生态旅游资源价值的权重最高，达0．2667，其次是资源规模和资源多样性，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权重最低。市场潜力要素层下，权重最高的三个指标为:1000km 以内省会城市数量、距北京、上海、广州的距离指数、各省大学(大专以上) 程度的人口数量。支撑潜力要素层下权重从高到低依次为生态文明程度、生态环境质量、旅游发展潜力和政府支持度。

　　1． 4 模型构建

　　

　　中 xi为原始数据，x'i为标准化后的新值。省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分为生态旅游资源潜力评价、生态旅游市场潜力评价和生态旅游支撑潜力评价等单项要素潜力评价与综合潜力评价。

　　

　　其中: Ujk为第 j 个省第 k 个单项要素潜力评价得分，xij为第 j 个省第 i 个指标的标准化得分值，Wij为第 j 个省第 i 个指标相对于总目标层的权重。Aj为第 j 个省生态旅游发展综合潜力得分，n =3。

　　

　　2 结果与分析

　　以公式(1) (2) 计算西部十二省市区生态旅游发展资源潜力、市场需求潜力、支撑潜力及综合潜力(表2) 。

　　2． 1 统计分析

　　资源潜力前三名依次为四川、西藏、云南，均值 0． 1911，其中宁夏、青海、甘肃、陕西、贵州、重庆等 6 省市低于均值，变异系数 44． 50%，表明各省资源潜力差异很大，其中最大值四川是最小值重庆的 5． 13 倍。

　　资源潜力大小与资源禀赋有关，各省自然保护区的级别、规模与多样化性既受自然环境影响，也与省域经济状况、城市与农村发展、政府重视程度等多种因素相关［13］，四川、西藏、云南、新疆省域面积广阔、保护区规模较大、富集优质生态旅游资源，资源潜力较强。

　　市场需求潜力均值 0． 1778，变异系数达 46． 14%，省际差异显着。整体排序遵循区位条件良好、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等原则，四川、重庆、陕西、广西位居前列。地处西部腹地的宁青藏云四省区，区域经济落后，距离客源市场十分遥远，市场潜力低于均值而较弱。

　　支撑潜力均值 0． 0654，重庆、广西、四川最高，贵州、内蒙古、宁夏排名最后。变异系数高达 61． 42%，最大值重庆是最小值宁夏的 10 倍之多。分析发现，2009 年，拥有最高生态旅游支撑潜力指数的重庆市在全国生态文明程度排序中列 12 位，而最低支撑潜力指数的宁夏排在最后一位，在生态环境质量与区域旅游发展潜力指标中，重庆与宁夏的差距都超过 2 倍，归根结底表明西部各省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耗竭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综合潜力指数均值 0． 1689，从高到低依次为四川、云南、广西、内蒙古、陕西、西藏、甘肃、新疆、贵州、重庆、青海、宁夏，仅前四名高于均值。生态旅游发展综合潜力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小，仍达到 25%，表明各省内部在资源、市场与支撑三方面此强彼弱的"跛脚"现象较为普遍，仅四川一省三单项要素潜力评价均居前三，综合潜力最高。

　　

　　2． 2 西部省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功能分区与发展策略

　　根据潜力得分将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分为四级: 极强潜力、强潜力、一般潜力、低潜力。按综合潜力等级可划分出西部十二省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功能分区及其资源潜力、市场潜力、支撑潜力级别(表 3) 。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省市区具备中等及以上生态旅游开发潜力，中国西部省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良好; 极高潜力区与高潜力区多分布于经济相对发达、区位条件较好且优质生态旅游资源富集地区。为实现生态旅游产业效率最优，各功能区应针对性地选择驱动模式、生态旅游形态与定位。

　　(1) 极强潜力区。仅四川一省，该省在资源潜力、市场潜力与支撑潜力评价中都达到"极强"，属于综合驱动型生态旅游模式。四川省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是西部经济中心，旅游业发达，政府对生态旅游支持度较高，严格生态旅游、中间型生态旅游与一般生态旅游均适宜发展。应把握多重优势，利用生态旅游促进旅游产业转型，立足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市场，打造生态旅游精品，努力建设成为中国生态旅游示范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旅游产业。

　　(2) 高潜力区: 包括云南、内蒙古和广西三省区，占 1/4 的比重，该区仍荟萃高品质生态旅游资源，市场需求潜力高或中等，属于"资源 + 市场"驱动型，仍是生态旅游发展的优质潜力区，严格、中间与一般生态旅游适宜发展。建议本功能区以政府主导生态旅游产业，重视培养生态旅游理念，培育生态旅游企业，提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降低经济发展中的环境资源代价，将生态旅游列为省级旅游中长远规划中的重要目标，积极申报建成一批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打造成为西部生态旅游示范省。

　　(3) 中等潜力区: 包括陕西、贵州、西藏、新疆、甘肃、重庆、青海，占 58． 33%。此区大多因在资源、市场与支撑三项潜力评价中不同程度"跛脚"而落入中等潜力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态旅游资源条件中等但市场潜力较高者，如陕西、贵州、甘肃、重庆，可归纳为市场驱动型模式，适宜发展中间型与一般型生态旅游，于省内局部区域重点培育一批生态旅游精品，打造国家级与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重视将省内优质生态旅游目的地与邻近区域联合发展，融入更大区域的规划中。由于资源潜力有限，应重视次生自然环境建设，大力发展一般生态旅游，为广大游客提供亲近自然的机会。另一类的市场与支撑潜力较弱却拥有高品质生态旅游资源，如西藏、新疆，是典型的资源驱动型中潜力区，是西部生态旅游的后备军，适宜发展严格生态旅游，吸引小众、高端生态旅游者。青海省虽资源潜力评价为中等，但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赋予其高品质的生态旅游资源，只是因自然保护区建设略为落后，仍可与西藏、新疆划为同一类型。

　

　　(4) 低潜力区: 仅宁夏一区。此区在资源、市场与支撑潜力都不具备优势。宁夏因地处青藏高原区、东南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三个自然区域的交汇地带，河流、沙漠、高原等多种自然资源汇聚，塞上江南、大漠风光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可选择发展一般型生态旅游，以传统大众旅游整合带动发展，探索"大众旅游驱动型"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加强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寻求时机申报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积极建设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成为西部生态旅游的协作者。

　　3 讨论

　　文中研究尝试构建了区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体系，以自然保护区为生态旅游资源的典型代表，对中国西部十二省市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进行评价。但是由于学术界与业界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对生态旅游的不同理解可能导致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各指标权重的差异; 同时，由于生态旅游在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尚未有独立的统计数据，因此，借用自然保护区数据代替有可能导致评价结果出现偏差; 再者，生态旅游实践尚在探索中，部分指标数据无法获得，例如生态旅游支撑潜力指标中的经济、环境皆有明确指标测度，唯独未有恰当指标测评社会支持度，仅以政府支持度来替代，甚至连政府支持度也难以获得明确的数据与资料。国内生态旅游模式到底有哪些? 生态旅游发展潜力的功能分区与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作用机制究竟如何? 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研究。

　　4 结论

　　(1) 中国西部省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表明，四川为极高潜力区，云南、内蒙古和广西为高潜力区，陕西、贵州、西藏、新疆、甘肃、重庆、青海为中潜力区，宁夏为潜力区。西部各省生态旅游发展潜力总体良好。极高潜力区与高潜力区多分布于经济相对发达、区位条件较好且优质生态旅游资源富集省份。

　　(2) 生态旅游极高潜力区、高潜力应资源、市场与支撑条件，将生态旅游纳入省内旅游产业重要规划，在生态旅游理念推广、生态旅游企业培育、生态旅游产品打造等方面发挥示范与领头作用，引领旅游业向环境友好型产业转型。

　　(3) 市场驱动型中等潜力区是西部生态旅游后备军，宜以良好的市场潜力为基础，于省内部重点培育一批生态旅游精品，加强区域协作，建设次生自然环境，满足客源市场需要; 资源驱动型中等潜力区宜发展严格生态旅游，保护好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

　　(4) 低潜力区应以传统大众旅游整合带动发展一般型生态旅游，探索"大众旅游驱动型"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成为西部生态旅游的协作者。

　　参考文献：
　　［1］杨敏． 青海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评估［J］． 统计与决策，2006(14) : 102 －104．
　　［2］黄钟浩，方旭红，张宁，等． 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28(2) : 75 －78．
　　［3］胡晓晶． 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时空演变及提升战略研究［D］． 中国地质大学，2010．
　　［4］廉同辉，王金叶，程道品．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 : 1613 －1619．
　　［5］王霄，黄震方，袁林旺． 生态旅游资源潜力评价 － 以江苏盐城海滨湿地为例［J］． 经济地理，2007，27(5) : 830 －834．
　　［6］向延平． 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竞争评价: 一种生态位方法［J］． 林业科学，2011，47(4) : 152 －158．
　　［7］David Weaver． Ecotourism［M］． John Wiley ＆ Sons Australia Ltd，2001: 43 －51．
　　［8］钟林生，王婧． 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现状调查分析［J］． 生态学报，2011，31(24) : 7450 －7457．
　　［9］郑晓兴，孙铭，陈鹰． 基于 GIS 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区域生态旅游适宜度评价［J］． 生态学杂志，2006，25(11) : 1435 －1441．
　　［10］杨开忠． 谁的生态更文明［J］． 中国经济周刊，2009(32) : 8 －12．
　　［11］孙东琪，张京祥，朱传耿，等． 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态势及其空间分异分析［J］． 地理学报，2012，67(12) : 1599 －1610．
　　［12］王学峰． 区域旅游发展潜力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27(12) : 203 －208．
　　［13］韩忠民． 知经纬度计算两点精确距离［J］． 科技传播，2011(6) : 196 －194．
　　［14］闫 颜，王智，高军，等 ． 我国自然保护区地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生态学报，2010，30(18) : 5091 － 5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