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文人结盟的成因、类型及文学价值

　　文人尚盟并俨然成风，堪称宋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现象之一。北宋徽宗、钦宗两朝处在历史衔接期，这一时期的文人结盟在整个有宋一代颇显特别，对于文学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形成原因

　　文人结盟的认定主要考虑一是有一位中心人物，即所谓“盟主”; 二是成员多秉持相近的文学主张，坚持较统一的文学观点和创作理念； 三是主要的交流方式与文学创作有紧密关联，一般要有一定的实际活动如拜谒来往、结社聚会、诗文唱和等。文人结盟当然非肇始宋代，但至此尤为兴盛。宋初文士仿慕唐人，通过怡老会、同年会等组织尝试性结盟，还未形成特色。北宋中期文人以文坛领袖为中心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 甚至有西园雅集这样赫赫有名的案例） ,结盟形式更加成熟，元佑年间更成为文学史上结盟的辉煌时段。南渡后文人结盟则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政治关联性，与北宋有明显差异。

　　宋代文人结盟风气兴盛，与独特的时代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宋朝统治者施行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国策，建构起文人政治的格局。宋廷曾三次对“结盟”与否进行讨论[1]（ P15），而当时官吏普遍具有文人身份，他们极易将“结盟”倾向无意识地带进文学活动中。这令当时的文士获得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具备了结交成为群体的条件。文人结盟以文事为联系纽带，与政治关联颇密，甚至一定程度上“文学结盟是政治结盟的逻辑延伸”[2]（ P128）。因此与此前历代相比，宋代文人的结盟更加普遍、持久而声势浩大。

　　处在历史衔接期的徽、钦朝的文人结盟，既有整个赵宋一代的历史原因，又是特殊的时代环境使然。一方面，文士对于朋党有了新的理解和接受。“君子有党论”在宋初几朝的论证及其传播，使广大文人普遍产生了结成群体乃至联盟的倾向。熙、丰党争的现实，诱使不同主张的文人各自向群体靠拢。诸如“我亦漫浪者，君何许同盟”（ 黄庭坚《以酒渴爱江清作五小诗寄廖明略学士兼简初和父主簿》其五） 、“只有诗盟偶未寒”（ 陈与义《又和岁除感怀用前韵》） 、“诗盟聊可歃铜盘”（ 陈与义《张迪功携诗见过次韵谢之二首》其一） 等，文学联盟的观念常流诸笔端，并且涌现出江西派、理学派等文人群体。另一方面，政令刺激也是重要诱因。徽钦时期，新党独政，蔡京等人对元佑旧臣立“党人碑”,施以党禁。如此极端化的政策几乎以强权方式褫夺了当时文人自由活动的可能，造成了文学创作上的消极生态。生存压力加之禁而愈行的逆反心理，使得单个作家唯各自向适合的团体靠拢，试图通过群体来消弭或至少减轻政治上的压迫所造成的损害，“在荒谬的时代面前，个体是孤单的。但当这些孤单的个体团结起来，就足以形成群体的力量”[3]（ P153）。

　　二、主要类型

　　文人聚合的动机，有的出于对某个人物的崇拜，有的出于对某种理论的赞同，有的则是对某种事业的共同追求，由此形成了北宋后期文人结盟的三种主要类型。

　　（ 一） 热力聚合型。苏门文人群的存在历史跨度较长，从神宗熙宁年间开始酝酿至北宋亡，经历半个多世纪，其间历神、哲、徽、钦几朝，走过辉煌时代，也遭逢了徽钦时期的困境。作为承接元佑而来、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人群体，苏门是聚合型结盟的代表。

　　结盟的文人群体中，中心人物即盟主的作用非常重要，其个人人格或某方面才能为众人所推崇，对成员有明确指导举动； 成员则愿意向其靠拢； 两者在互动中取得了切磋共进的效果。苏门的精神领袖无疑是苏轼，群体的凝聚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他在文坛中的巨大威望。苏轼性格热情开朗，乐于奖掖后学，联络文友，“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4]（ P436）。神宗在位年间，苏轼已名扬天下，他热情延揽晚辈才俊，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积极响应。“四学士”、“六君子”等看重苏轼“文宗”的地位与影响，纷纷聚于他门下，并逐渐成为苏门的骨干。另如李之仪虽未列“六君子”,但终身崇仰、追随苏轼，“空惭南郡三家学，赖有东坡一集诗”（ 李之仪《读东坡诗》） ,成为苏门中坚定的一员。唐庚与苏轼则更似于“神交”的方式。“后四学士”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另有晁说之、毛滂，以及苏过兄弟等，也是苏门的重要组成人员。

　　因有“士无贤愚，惟其所遇”[5]（ P351）的观念，在与晚辈后学的交往中，苏轼是相当主动的。如熙宁五年（ 1072 年） 、十年（ 1077 年） ,苏轼多次称赏黄庭坚的诗文，主动表示友善。张耒原本受知于苏辙，后为苏轼赏识。甚至后来贬谪海南，苏轼还热心教导琼州青年姜唐佐，鼓励他积极进取，谱写了扶持边远地区后学的文坛佳话。《冷斋夜话》卷十八载：

　　公（ 苏轼） 尝杖而来，指西木榻自坐其上，问曰： ‘秀才（ 姜唐佐） 何在？’……言： ‘入村落未还。’有包灯心纸，公以手展开书满纸，嘱曰： ‘秀才归，当示之。’“[6]这则故事将苏轼乐为人师、关怀后生的热心描述得相当生动。正是由于他的热情奖掖，诸多年轻的文士对之如众星拱月、奉若神明。”东坡的气质，可以说是一种偏于情绪的多血质“,”情最盛，意次之，智又次之“[7]（ P87），凭借自身的威望及热情，苏轼主持了一个”热力聚合型“的结盟文人群体。苏门凝聚对苏轼的过分依赖，导致了苏轼去世后群体的离散。一者，江西诗派酝酿于苏门衰落中。

　　黄庭坚另起炉灶，锤炼江西诗法，也引导了一部分原来学苏的后学转而师从之，极大地分散了苏门的”人力资源“.再者，留在苏门中的成员也被”去中心化“.晚辈苏门文人常在作品中书写被边缘化的感觉，苏过等人诗中即反复陈述自己”江湖“的身份。政和七年（ 1117 年） 春，苏过、苏迨及颍昌诸公卿后裔，与移知颍昌府的叶梦得唱酬并集有《许昌唱和集》，风流儒雅虽极一时之盛，终究非苏门主导。第三，一些学苏的后辈诗人甚至转而投向执政的”新党“以致人品遭人质疑。如毛滂在苏轼去世后先后依附曾布和蔡京兄弟，早先受苏轼、刘安世等前辈赞誉的吴可后来与宦官梁师成关系密切，”小坡“苏过也因曾客佞臣高俅之馆而为赵鼎臣作诗《闻苏叔党至京，客于高殿帅之馆，而未尝相闻，以诗戏之》嘲笑。

　　此间苏门式微的情况颇似唐代韩愈为中心的文人群体及其古文运动。苏门已不能与元佑年间的汇聚一堂、主导当时诗坛文坛之盛相比，或云已由一个”文人集团“降格而为”松散的文人群体“[8].

　　（ 二） 文法传承型。苏轼在诗歌方面最得意的弟子黄庭坚摒弃了热力聚合的模式。他讲求文法，凭借实用性的理论主张赢得了众人的拥护，宋代诗坛第一大宗派---江西派在北宋末年由是得以形成。宏观地看，江西派文人之聚合可谓是”点“与”线“的联接。建中靖国元年（ 1101 年） 至崇宁四年（ 1105 年） 间，受黄庭坚直接教诲的洪刍、高荷、吴则礼等后辈，围绕黄氏谪居地鄂州、荆州、宜州形成了地理上的”一组点“.以学黄为宗尚的其他后辈文人，以小群体的形式连成”一线“.他们是受黄氏倡导的文法思路吸引。原先受教于苏门者如韩驹、李彭、何觊等转而学黄。又如陈与义及其小群体本来较为独立，因服膺经吕本中等传播的山谷诗学，在诗风上与黄、陈（ 师道） 呈现一致[9]（ P143 -144），成为”三宗“之一和”江西派后期之振响与趋变“[10]（ P545）。总之，他们是由对江西派旗帜性纲领的认同而凝聚的。

　　后辈文人向黄庭坚靠拢的主要动机，是学习其为文作诗的方法。他们对于结盟群体有积极体认，如李彭《用师川题驹甫试卷后韵》诗云： ”谁谓涪翁呼不起“、”丘壑同盟从已定“、”有人应作画图看“,表达了对于黄氏宗主地位、结盟团体及其建构方式的认识。黄、陈（ 师道） 不吝所学，积极与后辈文人”互动“,来往酬唱中逐渐建立起一套较为稳定的理论主张。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理论主张，都是在与江西派诗友交往、探讨的过程中产生的。由此足见，山谷诗学并非故意为之，而是经过了初时零散感悟到较为成熟系统的理论化的过程，其实现的途径就是与诸师友门人的交流。他将自己文学创作的点滴灵感以书信等”应用文体“传递给他人，而这些凝结了他苦心孤诣的”研究“结晶得到了众人的赞同，由是得以推广； 这一过程也是众人凝聚、结为联盟的过程。江西派将为文作诗的法度传承了下来，提高了整个群体的水准。凝聚众人的是以山谷诗学为代表的江西派”学问“,这与苏门主要是借助苏轼个人凝聚力显然不同，江西派结盟堪称”文法传承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