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文人结盟的成因、类型及文学价值(2)

　　（ 三） 理学授道型。哲宗元佑年间，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朝臣形成三党： 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领袖的蜀党、以刘挚等为中心的朔党。随着刘挚去世，朔党不复存在； 蜀党凝结转换成为苏门文人群； 洛党则专注于理学思想的阐发。早在”元佑党禁时代，民间有两条师友承传的线索，一为伊洛渊源的暗中流传，一为江西宗派的形成“[3]（ P153）。其中伊洛一支的文人，因其文学成就较苏门、江西见绌而易为人所忽视。事实上，伊洛文人以宋代儒学的研究与教育为本业，在徽钦朝的艰难环境中结成了一个团体---北宋理学派文人群。

　　他们的结盟性活动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为传道授业的活动。程颐晚年在旧党遭受打击的环境中仍孜孜不倦地对后学予以指导、教诲，并培养出了杨时等着名学者。程氏去世后，杨时又成为新的中心人物，继续授业传道，并通过再三的传递，学问得以发扬光大。一为”礼节性“活动，如对一些当时知名的文人以文学进行纪念等。理学派文人以书院为平台，以师生传承为主要方式，以讲学为主要方法结成联盟。因为以传授儒学思想为目的，以教育为主业，他们具有重”理“轻”文“的文学思想倾向。理学派文人从宗主到低辈的成员，其交往的主要目的都指向”道“: 从上而下，是传道、授业、解惑； 从下而上，是学道、受业、明理。二程认为”学校是兴国治邦之本，是养贤育才之地，是移风易俗之所“[11]（ P288）； 而其讲学的主要”教材“是由周（ 周敦颐） 、程（ 程颢、程颐） 诸子沉淀思想而得的”理学“.这一派文人衣钵传承的意味浓重，是”理学授道型“的结盟。

　　三、文学意义

　　其一，苏门文人结盟凸显了苏轼的个性与风格，为”苏学“再兴奠定了基础。苏门文人群体中，苏轼的中心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即使同样享有声誉、身为其胞弟的苏辙也不能接续其位。苏轼去世后，苏过在一次敬贺苏辙的寿词中写道： ”吾道岂不尊，凛然干云霄。斯文有盟主，坐制狂澜漂“（ 《叔父生日四首》其一） ,表达出对以”盟“来”尊道“并寄希望于盟主（ 苏辙） 的想法，这代表了当时苏门晚辈的心声。然而苏辙为人内敛严谨，严峻的政治形势又迫使其刻意低调避祸，”自庚辰岁归颍昌，杜门不出今十年矣“（ 苏过《次韵叔父黄门己丑岁除二首》其一自注） ,无意也无力组织、管理苏门。

　　群体性的纪念活动强化了苏东坡的”名人“形象，甚至于”北宋后期大多数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几乎都囊括在苏门文人集团中“[12].建中靖国元年（ 1101 年） 七月，苏轼在常州病逝，引起了苏门内外乃至整个文坛的巨大震动，亲友门生哀悼不断，太学生也集体为其致哀。”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13],苏轼甚至被”偶像化“,出现了很多夸张的轶闻。《贵耳集》煞有介事记载道： ”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14]宋人笔记如陈岩肖《庚溪诗话》、张端义《贵耳集》、曾敏行《独醒杂志》等均录徽宗年间有道士向皇帝言苏轼死后为神仙之事。其文大同小异，前者云：

　　政和间……徽宗皇帝宝箓宫醮筵，常亲临之。一日启醮，其醮主道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诘其故，答曰： ”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始能达其章故。“上叹讶之，问曰： ”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 ”所奏不可得知，然为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苏轼也。“上大惊。

　　苏门热情洋溢地聚合，甚至树立了”西园雅集“这样文士风雅的典例。天下士人几乎望苏而拜。苏轼”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 《宝绘堂记》） 、理论上不把某种风格定为”独尊“地位的文学思想，创作实践中凝炼而成的”东坡范式“（ 原专指苏词，此处用来概指苏轼文学创作的整体风格） 等，经由结盟性的活动传播给整个文坛。这也催生了不少相关的笔记野史类作品，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洪迈《容斋随笔》等对苏门都有大量记录。苏门的结盟及其努力，为南宋”苏学“再兴奠定了基础。

　　其二，江西派对诗歌法度的总结和强调，促进了宋诗的定型以及嬗变。苏、黄都是宋诗大家，也都是宋调发展并得以定型的关键人物。苏轼诗学水平高，但他”泛文艺化“并”崇尚浑然天成“[16]（ P529），弗如黄、陈那样讲求法度，注重解决具体”技术“问题。时人将苏、黄之诗的不同比之为”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 若女子，便有许多妆裹“[17].苏在意诗歌创作的”道“,黄更重视”术“.”道“的领悟需要很高的禀赋，非人人皆可参透； 反倒是江西派的年轻人，可以从黄庭坚提出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理论主张那里学到”妆裹“的本领，纵使没有国色，也可端庄秀丽。

　　黄庭坚的创作理论颇具号召力，先前对苏轼有所推拒的陈师道见黄诗后尽焚己稿而从之，主动进行学习，”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 陈师道《赠鲁直》） .黄庭坚强调文法的传承，对后辈的指导亦异于苏轼。苏轼对学生的指导多偏重”启发“,黄庭坚则更像”培训“式的。他关注细节性的问题，如”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18],非常具体地讲授作诗的技巧问题。黄氏的诗学主张得到了后辈文人的普遍推崇，并以此思路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经由苏、黄、陈等代表人物的努力，异于唐诗风味的宋调最终得以定型。

　　然而”培训“所得的只是”技术“层面上的。要想追求”进乎技“的”道“,法度反而成为桎梏。黄山谷对于文法的经营与重视，也造成了该派文学创作过分注重文字技巧，内容题材拘泥于书斋。此后，求变的思维在江西后学中产生。徐俯晚年即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 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19],有否认师承山谷之意，”总要说自己独创一派，好教别人来拜他为开山祖师“[20]（ P121）。不过这也确实道出了北宋晚期乃至南渡初年一些江西派文人希图改变江西诗风、开辟新路的想法。

　　其三，伊洛文人结盟中形成了北宋理学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包括南宋在内的后世文学。以”二程“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大多持”作文害道“、”为文亦玩物“[21]的观点，因专注哲理的探讨而忽视文学，严重阻碍了这一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价值观上对于文学的否定，造成了其文学创作成就有限。理学派文人有限的诗作将宋诗喜好言理、偏于内省的风格发掘到了深刻而无处不在的地步，且将这种倾向以惯用使事用典的方式表现出来，由此强化了宋诗的特征，促进了诗歌自身的演化。

　　这种偏颇在南宋理学家那里得到纠正，理学家与文学家在北宋泾渭分明的局面有所改变，两者在南宋有相互融合的趋势，朱熹、叶适、真德秀等人甚至一身而二任。从程颐”作文害道“到朱熹”文以载道“局面的变化，是对”文“与”道“关系的一种”调和“和”矫正“.理学派文人通过结盟，传承了”时代化“了的儒学思想，形成宋代程朱理学； 与此同时，也把哲理思辨放大化，造成了”过犹不及“局面的形成。因有北宋理学派文人通过结成联盟对于理学的授道，才有宋代理学文化，南宋乃至整个后世文学受到了重要影响。

　　独学无友，切磋有益，结盟为文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以群体性活动形成的合力促进了文学发展。但结盟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放大了规范的作用，限制了群体中成员的自由发展。若勇于走出约束，则有可能拓出新路，开创一派； 若满足于身在众人之中的”安全“和”稳定“,却往往被埋没。宋代文人依靠结盟来增强自信心，凝聚力量，但也因之而作茧自缚。概言之，一个文人盟体过分依赖的因素往往反过来影响它： 苏门依赖苏轼的热力聚合，人去而盟散； 江西派死守文法，则创新的脚步被束缚； 理学派非”道“不论，因而竟放弃了文学。宋代文学至于北宋末年，在文人结盟中走向定型，又在遭遇瓶颈的局面中求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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