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经济效应的制约因素及优化提升对策

　　一、公共投资与经济效应的关系

　　所谓公共投资，是指政府通过对某些公共事业、基础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的一种资金运作方式。公共投资属于政府行为，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政府宏观调控， 因此公共投资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方式，其对我国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

　　1．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许多学者从理论和市政方面证明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即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公共投资增加，导致被投资单位的资本增加，流动性资本增加利于其交易的便利和科研从而实现创新，带动整个产业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根据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法 GDP=C+I+G+X 核算，其中 C代表消费；I 代表投资；G 代表政府购买， 即政府消费；X 代表进口。可以看出，投资和政府购买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政府公共投资能带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促进经济增长。

　　2．公共投资引导经济发展方向

　　政府政策对各个行业影响甚巨，民间投资亦容易受政府投资的影响，可能导致在某些产业领域中会产生乘数效应，促使其快速发展，从而对该行业起了推动作用，进而形成优势产业，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

　　二、探析制约公共投资经济效应的因素

　　1．公共投资定位不准确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 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处在逐渐由政府干预转移至市场经济转型之中，但转换速度太慢，政府依旧干预经济运行， 公共投资成为一种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导致公共投资定位不准确，偏离了公共投资预设的功能轨道。 一是政府公共投资在一些行业过度深入经济运行，严重制约市场经济发挥其“看不见的手”功能，造成公共投资不利的经济效应，并导致我国经济滞后不前，更严重者则使得我国经济衰退；二是公共投资过少， 导致最基本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如道路建设、社会医疗卫生保障等，阻碍区域经济发展。

　　2．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是许多经济学学者研究的热点。 最初的研究是凯恩斯学派的“希克斯-汉森模型”，探究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两个市场均处于均衡的状态下，政府投资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当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等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市场上供给增加，利率增加，使得私人投资的机会成本增加，使得私人投资一部分流入银行进行储蓄，因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3．公共投资结构存在问题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迅速，已于 2013 年超越日本，成为 GDP第二大国。但我国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未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步伐，并且我国城乡、工农业等二元结构障碍的存在，导致我国基尼系数为 4.7 左右，收入分配不均且差距越来越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公共投资结构有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倾斜和三个忽视。

　　一是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忽视其他类项目投资。 我国财政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土地财政，而政府也发扬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投资风格，财政大部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则用于其它类投资的财政收入较少，如教育、医疗等公用事业的投入较少，造成我国教育水平覆盖范围小， 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不健全，从而我国的基础教育和医疗保障方面存在很多难题；二是倾斜于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忽视第一产业投资项目。政府公共投资倾向于对工业、服务业等国企，包括国企员工福利、原料购入、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等各环节的投资，而相比而言对农业和农民的投资力度不大，从 2009 年对种粮大户或家庭农场一类开展补贴等投入，但投入较少，主要还是靠农民自己；三是倾向于城市地区忽视农村地区、倾向于东部沿海发展较好的地区，忽视西部贫困地区，使得我国的政府投资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

　　4．政府公共投资少，效率低

　　政府公共投资少，政府公共服务投入匮乏。 政府公共投资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和土地财政，其收入有限，导致政府可以用来进行公共支配的投资较少。又由于政府公共投资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因此政府公共服务投入较少，导致我国公共服务存在很多问题。 一方面，我国公共服务投资少，服务水平较低。 据统计，我国政府在此方面的投资是其他国家四分之一。 虽然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力度， 包括低保、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以及社会保险等，但仍然处于低水平状态，说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足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和人生安全，究其原因是我国公共支出匮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我国公共投资存在地域差异，公共服务业存在地域差异。 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集中在城市居民，而在乡村涉及的公共服务职能履行较少，例如，农民的社会保险体系水平远远达不到城市居民保障的三分之一；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实施的年份要晚于城市推行义务教育的年份；当前户籍制度造成的农民工难题也是公共服务不到位造成的，阻碍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

　　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政府公共投资较少；且我国是地大物博、人口聚集的发展中国家，结构复杂，公共投资效率低。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公共投资资金的来源较少，且进行投资的出资人多为政府人员，而政府人员由于投资收益与自身利益相关性较小且不承担责任而形成的敷衍的工作方式，不按规程办事，导致其投资动机偏误和投资风险很大，收益较小；二是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缺乏专门的教育，自身知识的欠缺无法进行最佳决策，并且政府缺乏制约机制，使得项目的公共投资的效率远远低于私人投资获得的经济效率。

　　三、优化提高公共投资经济效应的路径分析

　　随着当前经济体制转型与改革，我国政府应当及时进行其公共投资方面的调整，通过界定其投资范围、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其投资效率等三个方面优化提高公共国内投资经济效益。

　　1．明确界定投资范围

　　我国公共投资主体是政府，而我国事无大小，全在政府职责范围内，那么如何明确界定公共投资的范围是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 我们根据公共投资的定义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范围，一是公共事业。 公共事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指道路、建设器材等方面的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事业主要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例如，医疗保障体系、基础教育保障体系、保险体系建设等；二是基础产业。 所谓基础产业，就是支撑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 为国民经济提供基本生产资料的部门总称，它决定和反应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和运行速度， 如电力、水、能源、交通、运输等；三是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是指运用最新的科技技术发展国家医药制造、航天航空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国防军事用器等产业。这三类以外的盈利性产业，如房地产业等，不属于政府公共投资的范围。

　　2．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减小 政 府 投 资 挤出效应

　　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即增加政府公共国内投资的支出，使得经济中存在政府投资挤占私人投资，其机理在于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带来的利率变动， 因此要同期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从而调节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求关系，从而保持利率的稳定，减少私人投资的“被挤出效应”。

　　3．改善投资结构

　　我国公共投资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 因此要改善投资结构。第一，强化基础设施方面政府投资的同时，加强对其他类公用事业的投资。 结合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尤其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面临公共基础设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难题，因此国家要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对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资力度；此外，对其他类项目的投资也要加大力度，在当前综合国力的竞争就是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应当重视我国教育事业，如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事业， 并联合私人投资通过市场形成最佳的学校格局。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带动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刺激区域内需求，促进消费和生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和内需不足的问题，同时使得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自动得到改善；经济得到改善，反过来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第二，加大对农村和西部偏远地区的公共国内投资。 衡量一个国家的标准，不仅是 GDP 多少，而且还有人均国民收入和基尼系数。 因此要全面发展整个国家的经济，政府投资向农业和西部地区倾斜，大力扶持农业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距。

　　4．拓展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提高公共投资效率

　　我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单一，要拓展公共投资资金来源的途径，另外要通过引导私人资本进入，提高政府公用投资活动的出资人的风险安全意识和科学决策方面的教育水平。 第一，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公共投资领域。 如，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多采用BOT 模式和 PPP 模式， 实现逐渐完全由政府建设到私人资本进入公共事业建设，允许私人在一定时期内经营获利，最终再转交给政府的模式转换， 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公用事业资金的来源，也给私人资本增加了投资渠道，实现双赢；第二，对进行政府公共投资的出资人进行专业培训，或是在国考时定向招聘，以减少人为带来的投资低收益和低效率。不仅对出资人进行投资专业知识、有效规避风险的知识，还要建立责任追究制。 此外，建立政府外中介机构，通过中介对政府的资金进行有效配置，并在政府的监管下建立完善的公共投资管理机制；第三，完善相关法律。众所周知，政府部门遵从“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我们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实现政府公共投资有法可依，通过高效率的配置政府资金，实现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

　　参考文献：

　　[1]王威.公共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J].当代经济管理,2008(2):14-17.

　　[2]王威.公共投资效应的制约因素及提高途径[J].辽宁大学学报,2008 (3):123-129.

　　[3]孔祥利.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J].人文杂志,2005(2):74-78.

　　[4]王威.论我国公共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J].政治文明,2008(3):39-4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