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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诗歌中诗人的心态、题材及其艺术特征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莫砺锋
发布于:2017-06-12 共13488字
  摘 要: 对于晚唐诗风,前人的评述大多从宏观着眼,但也可以对晚唐诗歌进行微观性质的考察,考察角度包括诗人的心态、作品的题材走向与艺术特征三方面。晚唐诗人中并非没有胸怀天下的有识之士,但对于他们而言,治国平天下的功名事业已是渐行渐远的梦想。除了写诗之外别无他业,也必然导致晚唐诗人对诗歌价值的无比推崇。在并无情感驱动的情况下为写诗而写诗,易于陷入为文造情的窘境。相应地,晚唐诗中,咏物与咏史这两类题材特别繁盛。除了咏物与咏史等题材,晚唐诗人也力图开拓新的题材范围来创新,但因为缺乏关注社会生活的胸怀和眼光,求新往往流于险怪、荒诞。晚唐诗人在细节性的艺术技巧上刻意求工,带来晚唐诗体长于律体而拙于古风、重视琢句而不重篇章结构、意尽句中而韵味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 晚唐诗; 晚唐体; 微观考察。
  
  一。
  
  文学史的分期不可能精确到某个确定的年份,唐诗学上的“晚唐”也是如此。南宋的严羽首先提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和“晚唐体”诸称,并未指明其起讫年代。但他在“元和体”下注云“元白诸公”,而元稹卒于唐文宗太和五年( 831) ,白居易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 846) ,可见严氏所谓“晚唐”大概是从唐宣宗大中年间( 847-859) 开始的。无独有偶,陆游指责晚唐诗风说: “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又说: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到了元代,杨士弘在《唐音》中将唐宪宗元和( 806-819) 为晚唐之起点,所以贾岛被视为晚唐诗人。明初的高棅往往被今人视为“四唐说”的倡始人,其实他在《唐诗品汇》中对唐诗的分期仍是延续严羽的五分法,即分成“初唐之渐盛”“盛唐之盛”“中唐之再盛”“晚唐之变”与“晚唐变态之极”五个阶段。其中的“晚唐之变”包括韩愈、柳宗元、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贺、卢仝、孟郊、贾岛等人,实即今人所谓“中唐”.只有年代指“降而开成以后”,成员包括杜牧、温庭筠、李商隐、许浑等人的“晚唐变态之极”才基本符合今人所谓“晚唐”.到了晚明的徐师曾,才明确指出“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开成初年是公元 836 年。今人则多以唐文宗大和元年( 827) 为“晚唐”的开始,影响最大的要推傅璇琮、吴在庆编着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之《晚唐卷》。平亭众说,笔者认为还是最后一说较为合理。大和元年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等人已经去世,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王建等人已经进入晚年,比如张籍卒于三年以后,元稹卒于四年以后,王建卒于五年以后。至于年寿较永的白居易和刘禹锡,其创作高峰期也已过去。大和元年仍处于创作盛期的中唐诗人,仅贾岛一人,也已年近半百。相反,晚唐着名诗人多于大和年间或稍后登上诗坛。比如杜牧于大和二年( 828) 登进士第,许浑则于大和六年登进士第,诗名始着。稍后,赵嘏、马戴、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相继成名。从整体而言,大和以后的诗坛确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是为“晚唐”.
  
  那么,与此前的初、盛、中唐相比,晚唐诗坛上是否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呢? 对此,后人曾提出许多反证。有的论者指出晚唐诗歌中颇有诗风近于盛、中唐或成就不逊盛、中唐者,比如清人管世铭曾称赞三首晚唐人的五律: “温庭筠‘古戍落黄叶',刘绮庄’桂楫木兰舟‘,韦庄’清瑟怨遥夜‘,便觉开、宝不远。可见文章虽限于时代,豪杰之士终不为风气所囿也。”马戴则有多首五律名篇受到清人叶矫然的赞赏: “晚唐马虞臣’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右丞之’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也; ’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工部之’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也; ’积翠含微月,遥泉韵细风‘,苏州之’禁钟春雨细,宫树野烟和‘也; ’河汉秋生夜,杉梧露滴时‘,襄阳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也。岂复有人代之隔哉?”所谓“开、宝不远”,意即接近盛唐。所谓“右丞”“工部”“苏州”“襄阳”,即指王维、杜甫、韦应物、孟浩然等盛、中唐诗人。如果说五律是晚唐诗人特别擅长的诗体,那么卢汝弼因七绝《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被明人胡应麟评为“此盛唐高手无疑”,张乔的七绝《宴边将》与《河湟旧卒》亦受到清人沈涛的盛赞: “二诗试掩其名,读者鲜不以为右丞、龙标。然则初、盛、中、晚之分,其亦可以已乎?”而赵嘏则有七律深受明人赞赏: “赵嘏七言律有《题双峰院松》一篇,声气有类盛唐。”可见被后人评为接近盛唐诗风的晚唐诗并不限于五律一体。然而这种举例式的点评毕竟不足以揭示晚唐诗坛的整体风貌,例如吴融的七律颇受后人赞赏,明人许学夷云: “吴融七言律《太行和雪》一篇,气格在初、盛之间。’十二阑干‘’别墅萧条‘’长亭一望‘三篇,声气亦胜,其他皆晚唐语也。”吴融存诗近三百首,七律一体多达一百十九首,其中除三、四首外皆“晚唐语也”,实即整体风格不近初、盛唐。况且这种意见所涉及的晚唐诗人少如凤毛麟角,根本不能涵盖整个晚唐诗坛。所以,指出晚唐有少数诗人的少数作品风格接近初、盛、中唐,恰恰意味着晚唐诗风在整体上已与盛、中唐渐行渐远。
  
  更多的论者则认为晚唐诗在整体风貌上与初、盛、中唐的诗风判然有别。此类论者中偶有赞赏晚唐诗之自具面目者,如清人严廷中云: “盛唐诗如朴玉浑金,盎然元气; 晚唐诗如雕金琢玉,精巧绝伦。各有所长,不可偏废。争盛较晚,皆耳食之论,非本心语也。”但是多数论者则将晚唐诗之异于盛唐视为重大的缺点,从而对晚唐诗严词贬斥,如宋人计有功云: “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烦而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大抵王化习俗,上下俱丧,而心声随之,不独士子之罪也,其来有源矣! ”这样的论调在后代影响深远,以至于现代的唐诗学界对晚唐诗的研究远不如对盛、中唐诗之深入。笔者基本认同关于晚唐诗风有异于盛、中唐的观点,但不赞成对晚唐诗一笔抹杀。本文拟从诗人的心态、作品的题材走向与艺术特征三方面对晚唐诗歌进行微观性质的考察,从而揭示晚唐诗风的特点究竟何在。
  
  二。
  
  宋人俞文豹云: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孪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亦尽,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俞氏将晚唐诗风之不振归因于诗人自身,颇有眼光。下面对晚唐着名诗人的生平进行考察。
  
  晚唐诗人中并非没有胸怀天下、心忧国事的有识之士,比如前期的杜牧、李商隐,后期的罗隐、韦庄、司空图、韩偓,都对大唐帝国渐趋没落的命运心怀忧虑。但此时的唐帝国已经病入膏肓,士人纵有雄心壮志,也已无力补天。杜牧出身相门,夙以济时命世为己任,留心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早年作《罪言》《战论》等文,痛陈藩镇割据等时政之失,且曾注《孙子》,堪称豪杰之士。然而终生不遇,郁郁不振,仅以诗酒风流之浪漫文士着称于世。李商隐更是怀才不遇,襟抱未开,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沉沦下僚,仅以诗人名世。至于年代更后的罗隐等人,则是生逢季世,满腹凄楚,试读罗隐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韦庄的“今日乱离俱是梦,夕阳空见水东流”,司空图的“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哭。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韩偓的“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字里行间充溢着乱离时代的哀伤愤怨。对于晚唐士人而言,治国平天下的功名事业已是渐行渐远的梦想。在盛、中唐时代,虽然也有不少在政治上无所建树的苦吟诗人,但他们至少在主观意图上仍是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杜甫与李贺,分别是盛唐与中唐诗坛上苦吟诗人的典型。杜甫曾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在功名事业上并无建树,但是杜甫终身未曾忘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在其绝笔诗中依然难忘“牵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的政治经历,依然关怀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动乱局面,他几曾想做一个专业的诗人? 正因如此,南宋的陆游咏及杜甫时感慨不已: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 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至于李贺,曾因苦吟而使其母亲叹曰: “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 ”他仕途失意,其生命只有短短的二十七年。然而李贺在政治上努力进取,像“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瑏瑡、“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瑏瑢之类诗句,其雄心壮志昭然可见。晚唐的苦吟诗人则与杜甫、李贺分道扬镳。首先,从总体上看,晚唐诗人的生命中失去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年辈较高的姚合云: “世间多少事,无事可关心。”又云:“颠倒醉眠三数日,人间百事不思量。”年代更晚的诗人更是除了作诗之外别无所求,开成三年( 838) ,喜好五言诗的唐文宗曾欲设置“诗学士”七十二员,因李珏奏称“诗人多穷薄之士,昧于识理。……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而罢。虽然作为朝廷专职的“诗学士”并未付诸实施,但民间确实出现了以诗为业的士子,他们心目中的人生事业就是作诗。略举数例:刘得仁身为公主之子,然“自开成后至大中三朝,昆弟以贵戚皆擢显仕,得仁独苦工文。尝立志,必不获科第,不愿儋人之爵也。出入举场二十年,竟无所成,投迹幽隐,未尝耿耿。……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不汲汲于富贵”.李群玉“清才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咏自适”.曹松“野性方直,罕尝俗事,故拙于进宦,构身林泽,寓情虚无,苦极于诗”; “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周繇“家贫,生理索寞,只苦篇韵”.马戴“苦家贫,为禄代耕,岁廪殊薄,然终日吟事,清虚自如”.项斯“性疏旷,温饱非其本心。初筑草庐于朝阳峰前,长哦细酌,凡如此三十馀年”.连自身的温饱都“非其本心”而只顾作诗,真可谓专业诗人了。在这方面,方干堪称典型。方干“幼有清才,散拙无营务。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家贫,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娱。”“早岁偕计,往来两京,公卿好事者争延纳,名竟不入手。遂归,无复荣辱之念。浙间凡有园林名胜,辄造主人,留题几遍。”方干因此而在诗坛上享有盛名,吴融赠诗曰: “把笔尽为诗,何人敌夫子。句满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识朝,不识市。旷逍遥,闲徙倚。一杯酒,无万事。一叶舟,无千里。……一夕听吟十数篇,水榭林萝为岑寂。”方干临终前,语其子曰: “志吾墓者谁欤?能无自志焉。吾之诗,人自知之。遂志其日月姓名而已。”方干的生活形态和人生轨迹,完全符合前引俞文豹所云: “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像方干这样的“职业诗人”,在盛唐诗坛上是绝无踪影的。盛唐诗人中生活形态最接近方干的也许是孟浩然,李白称他为“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仿佛是高卧云山、绝意仕进的高士。其实孟浩然长期缠夹在出仕与退隐的矛盾痛苦中: 早年胸怀远志,意在用世,但举场不利,举荐无人,无奈之下才被迫退隐山林。这些心路历程在其诗歌中有着明确的披露: “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冲天羡鸿鹄,争食嗟鸡鹜。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直到晚年入张九龄幕时,仍在诗中偶然流露出用世之志: “谢公还欲卧,谁与济苍生?”无论心态还是形迹,孟浩然都与方干大异其趣。
  
  晚唐诗人既然除了写诗之外别无他业,就必然导致对诗歌价值的无比推崇。如果说唐武宗会昌年间杜牧赠诗张祜所说的“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仅是表彰他人的夸饰之语,那么司空图于唐昭宗景福年间所说的“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就是自表其志的心声了。在晚唐诗人的言论中,对诗歌重要性的论断层出不穷,比如裴说云: “苦吟僧入定,得句将成功。”竟认为写出好的诗句,意义同于大将征战成功。又如杜荀鹤云: “天下方多事,逢君得话诗。”世道不宁、天下多事之时,诗人相逢却只管谈诗。顾非熊应举落第,朱庆馀作诗送之归乡云:“但取诗名远,宁论下第频。”王驾落第,郑谷亦作诗送之云: “孤单取事休言命,早晚逢人苦爱诗。”他们竟认为落第并不足悲,只要作诗得名即可。薛逢上书宰相白敏中自诉穷困,却又自矜曰: “爰及成人,役思虑者三十年,着诗赋者千馀首,虽不足夸张流辈,亦可以传示子孙。”李洞死后,郑谷哭之云: “所惜绝吟声,不悲君不荣。”又云: “若近长江死,想君胜在生。”竟认为李洞卒于长江,而长江乃贾岛坟墓所在地,所以李洞之死犹胜于生。方干死后,杜荀鹤作诗哭之: “何言寸禄不沾身,身没诗名万古存。”孙合亦作诗哭之:“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他们异口同声地表彰方干的诗名,认为诗歌是比功名利禄更加重要的人生业迹。至于方干本人,则干脆认为作诗可以使人白日飞升: “别得人间上升术,丹霄路在五言中。”正因如此,韦庄于唐昭宗光化三年( 900) 上奏曰: “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惟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沾圣泽; 后来学者,更励文风。”韦庄提交的这份名单中,李贺、贾岛实为中唐人,李群玉生前实已及第,其馀的则是清一色的晚唐穷诗人。他们都擅长作诗,但在那个朝廷以诗赋取士的时代里偏偏不沾一名,所以韦庄要为他们鸣冤叫屈。但是从韦庄的奏文可以看出,他们除了写诗之外并无他能,他们的生平除了“丽句清词”外乏善可陈,这正是晚唐诗坛上独有的诗人群体。
  
原文出处:莫砺锋. 晚唐诗风的微观考察[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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