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杨芳灿山水诗创作转变及其原因分析

　　摘    要：　杨芳灿游历广泛，创作了大量山水诗。其山水诗创作呈现阶段性转变，前期清新华艳，中期苍劲雄健，后期质朴悲凉。杨氏诗风前后迥异，原因在于:他既宗法李商隐，又受到袁枚“性灵说”及吴镇“格调说”的影响，诗学主张不断改变;江南与陇右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巨大，其诗歌创作得江山之助;宦海沉浮及岁月流逝使其心境逐渐平和。杨氏诗风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其诗歌创作不断摆脱模拟、自成一家的过程。

　　关键词：　杨芳灿; 山水诗; 诗风; 转变;

　　Abstract：　YANG Fangcan had a wide range of travel,leaving a lot of landscape poems. His creation showed a stage change. The early stage was fresh and gorgeous,the middle stage was magnificent,and the late stage is simple and unadorned. The reason of YANG's poetic style change was that he not only learnt from LI Shangyin,but also was affected by YUAN Mei's and WU Zhen's style,so his poetics proposition was constantly changing.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betwee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Longyou area,it was helpful to his poetry creation. Moreover,the ups and down of officialdom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also calmed his mind. The influence of the three factors changed YANG Fangcan's poetics style. The changing process was also the process of getting rid of simulation and shaping self-style in his poetry creation.

　　Keyword：　YANG Fangcan; landscape poem; poetics style; change;

　　清代山水诗创作蔚为大观:王世祯力主神韵，创作了大量山水诗;袁枚倡导性灵，在前人山水诗的基础之上自成一格;杨芳灿出生于江南，受业于袁枚，任职于甘肃，山水景物在其诗歌中频频出现。因地域的巨大差异及心态的不断转变，杨芳灿的诗风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山水诗创作最能体现这种变化。他的《芙蓉山馆诗钞》前三卷多描写江南景物，四至六卷以甘肃风景为主，七、八卷则作于讲学之途，题材多样，风格迥殊。前人对其诗文的研究已有颇多成果，且多集中于他为官陇右期间的创作，有意无意忽略了山水诗这一主题。对其诗风的变化，亦仅以为官陇右为界，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未深入剖析其诗风变化的深层原因。本文以《杨蓉裳先生年谱》为参考，以杨绪容、靳建明点校的《杨芳灿集》为对象，从其中所收录的《芙蓉山馆诗钞》八卷、《诗补钞》一卷中选出近110首山水诗来探究杨芳灿诗风转变的历程。

　　一、山水诗创作的转变历程

　　杨芳灿是乾嘉诗坛清新华艳诗风的代表人物，与之交好的洪亮吉曾以“金碧池台”[1]6来形容他的诗歌。但清新华艳只能代表杨氏前期诗歌风格，综观杨芳灿一生创作，虽以华艳为主，但其诗歌前后风格迥异。以其山水诗为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乾隆四十三年之前:清新华艳

　　杨芳灿错彩镂金的诗歌风格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六朝及晚唐，尤其是李商隐诗歌的模拟。《蓉湖曲》描写江南水乡的美景，恰如六朝民歌般清新绮丽:“黄蝶盘徊依彩袖，青禽来去啄红巾。红巾彩袖纷无数，吴娃玉腕轻摇橹。”1短短几句，蓉湖傍晚之景便跃然纸上，色彩的强烈对比使诗歌更添艳丽之感。正如洪亮吉所说，杨芳灿“诗如金碧池台，炫人心目”。杨氏对李商隐的模拟最为集中。他留下了诸多集句诗，就是以集温、李二人诗句为主，其《春夜微雪效玉溪生体》更直接标明效仿李商隐，其山水诗如《秋江泛月歌》则近于李商隐的《燕台四首》。李商隐这组诗以春夏秋冬为序，抒发对思慕女子的相思之情，借奇幻的想象及秾丽的辞藻形成一种哀艳朦胧的意境。《秋江泛月歌》首先用“江妃扶月出紫云，天香瑞彩含氤氲。婵娟临水鉴孤影，七宝阑上娇娥嚬”四句勾画出一个孤独的神女形象，其次用华艳之词“紫晨”“碧空”“霞彩”“琉璃”等营造出迷离之境，最后的“奈寡姮娥自不情，今宵照断还家梦”流露出哀伤之情。杨氏这首诗的构思、用词、意境，处处可见李商隐的影子，其清冷华艳的风格也与之相似。此外，其《秋夜词》四首浮美华艳，也酷似李商隐的《无题》。

　　杨芳灿19岁时，因伯父杨潮观引见，拜入袁枚门下。袁枚主性灵，杨芳灿受此影响，诗歌亦于华丽之外别开清新之气。如《夜探若冰洞》:“山气夜冥冥，阴崖守巨灵。松荒闻鹳语，洞古带龙腥。一径破云白，双峰削玉青。坐来烦虑遣，泉韵入清听。”山气、阴崖突出“夜探”的视点，松荒、鹳语、龙腥表现出若冰洞的清幽，破、削两个动词，白、青两种颜色尽脱浮华之词，迸发冷冽之气，最后一句以禅理入诗，更觉清峻淡远、诗味醇厚。《舟过秣陵口号》同样体现了他对“性灵”的追求，诗云:“萧疏风柳白门湾，依旧寒潮寂寞还。指点夕阳红尽处，残霞一抹六朝山。”这首诗以七言绝句的形式写景，读来朗朗上口，清爽不拖沓，而且将萧疏的柳树、寒潮的往复放置在夕阳西下、只余残霞一抹的背景之下描写，更显寂寞冷艳的景物特征。虽是写景，却使人顿生怀古之意，景与情融，堪称佳作。
 

　　杨芳灿这一时期的山水诗以富丽华艳为主，因模拟痕迹过重、描写范围过于狭窄，导致诗歌个性不够突出，限制了其诗歌成就。尽管后来在袁枚影响之下稍洗浮华之色，但其错彩镂金的底色仍存。滥用华丽辞藻，失于堆垛和烦琐，就容易淹没诗中之情，这也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如洪亮吉就曾指出其诗歌多肉少骨。晚清时期对他的批评尤甚，陈廷焯云:“金匮二杨(蓉裳、荔裳)，工为绮语，高者亦不过吴薗次、徐电发之亚，不足语于大雅。”[2]118朱庭珍评曰:“杨蓉裳、荔裳昆季，学初唐四子及温李西昆者也。华多实少，有腴词未剪，终累神骨之病。蓉裳颇工四六，诗则品格不高。”[3]2366同样指出其诗歌的丰腴之病，可见杨芳灿前期诗歌成就不高。

　　(二)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五十二年:苍劲雄健

　　杨芳灿生于富庶的江南，自拔贡被任命为甘肃伏羌县令便有怀才不遇之感，一直闷闷不乐。彭文勤安慰他:“人生遇合，命也。知县任亦匪轻，努力为之可耳。”[4]644素有大志的杨芳灿困于边陲小吏任上，对景伤怀成为这一时期其诗歌创作的主流。《花朝前一日赴兰州途中杂题》是他启程赴甘肃途中所作，其中“渭流清宛宛，薇出绿差差”“一片秦关月，流光入远春”等诗句虽涉陇中景物，但清新雅致，风格一如前期。不过此诗多感伤行旅漂泊之苦，已稍带悲凉之感，亦可把它视作杨芳灿诗风转变的起点。《六盘山》《过德隆县》《宿高家堡》《晚至西巩驿》等诗雄壮之气更浓，但此时的杨氏沉溺于自伤自叹，其中“故园归未得，薄宦意如何”“局促嗟卑宦，蹉跎愧壮年”等诗句流露出委屈和伤感，内容狭窄，格调不高。

　　《伏羌纪事诗》是杨芳灿诗风的转折点，吴镇评价此诗乃“有物之言，可参史乘”[4]121，认为这首诗大类杜诗，可称史诗。杨芳灿此后的诗作，风格多以苍健雄浑为主。甘肃高山叠起，景色粗犷，杨芳灿这一时期的山水诗也多写得气势豪迈，如《贺兰山积雪歌》描写作者面对“银涛百丈拔地起，玉龙蜿蜒露脊尾”的贺兰山大雪堆积之景，不禁高呼“安得手携九节杖?直上层巅披鹤氅，一曲高歌众山响”，豪迈之情油然而生。面对黄河冰封雪冻的罕见景象，他在《黄河冰桥》中写道:“河身冻欲僵，泽腹坚如症。一片玻璃魂，滉漾生镜菱。”除此之外，北邙山、熊耳山、函谷关、石佛峡等景观纷纷成为杨芳灿的描写对象，或嵯峨，或诡奇，或雄壮，与他前期诗歌形成鲜明对比。《空同山记游一百韵》是这一时期杨芳灿的山水长篇，诗以“空同镇西陲，五岳推为伯”起首，突出崆峒山在众山中的雄伟姿态，叹服其“天骨瘦癯”“万景丽崎”的挺拔峻丽，进而对它的渊源进行考证。诗人深入山中，以三个景点切入，详细描写了崆峒山的景观。中峰以仰视视角展现，“列嶂”环绕，树木葱郁，隐藏其中的道观“空香纷绕”，玄鹤高飞，观之令人飘飘欲仙。北岭则“首俯尻益高，脰悁目先逆”，其险峻之势，令人心惊胆战，“危峰名磹，长松荫交格。掀腾轧波涛，抝怒摧霹雳”亦将北岭的“崛奇”之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俯视西台，观其峰峦轩昂，“哀壑”湍急，景色幽翳绮丽，清新之境使作者心情得以放松。诗末诗人再次抒怀，“奇观摇心魂，狂饮豁胸臆”，此时壮阔美景冲淡了作者自伤其身之情，情感升华赋予诗歌宏伟的气魄，更显雄浑。这首诗想象奇诡，将崆峒山峰林耸峙、危崖突兀之景层层写出，结构严谨，语言刚健，堪称杨芳灿山水诗的压卷之作，也是历来描写崆峒山的典范之章。

　　此时的杨芳灿不仅诗风发生了转变，审美也发生了转化。他在《松花庵诗馀跋》中写道:“凡应酬之作，及稍涉绮艳者，均可不存。叶脱而孤花明，云静而峭峰出。”[5]杨芳灿此时已有意避开绮艳之风，如王昶所云:“且甘肃界穷边，风沙苍莽，山谷岨绝……往而开拓心胸，发皇闻见，悉其学与才以见于诗。山林台阁之语，益不足以限君也已。”[6]2杨芳灿此时处于政治上升时期，春风得意，雄心勃勃。甘肃壮阔的景观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拓宽了其诗歌内容涵盖面，也使其万丈豪情得以抒发，故他这一时期的山水诗大多苍劲有力、气势雄壮。

　　(三)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二十年:古朴悲凉

　　目前学界流行的看法是，杨芳灿进京任职后才形成其后期质朴淡雅的诗风，其实不然，杨氏在甘肃的最后十年里诗风就已发生变化。《夜过弹筝峡》与《重过弹筝峡》两首诗可看出明显不同。《夜过弹筝峡》作于乾隆五十一年由京师回甘肃期间，此时杨氏因弹劾事件心中愤懑未除，重回甘肃让他更添漂泊之感。他在诗中云:“数遍青峰不见人，肠断天涯远行客。弹筝峡里寒水清，弹筝峡畔孤月明。”孤寂之情溢于言表。《重过弹筝峡》作于嘉庆三年任平凉知府时，此时杨芳灿已四十六岁，心态渐近成熟，面对同样情景，其诗云:“客路重听吟兴惬，清音渐遥人出峡。回首残霞空外销，一痕纤月如银甲。”作者思及往事，引起内心无限感慨，但并未采取直抒胸臆的方式，而于景中写情，故使诗歌余味悠长，带有古朴之风。此时，甘肃之山也不再一味以雄浑面貌展现，如《雨中看山》写西北高山在秋雨浸润下清冷明静的景象，秋雨如洗，山色更翠，其骨“崚嶒”，其气“萧澹”，无一丝妩媚之色，深微幽静，让作者凭栏高吟，一畅胸臆。此诗清雅质朴，实为杨氏后期优秀之作。

　　入京之后，杨芳灿诗歌以唱和应酬为主，内容虽狭窄，但表现手法上融早年清新华艳与中年苍劲悲凉为一体，呈现出清新瘦硬的风格特征。如《为吴兰雪题秦淮春泛横卷兼忆旧游》回忆少时秦淮之景“风扉树绿围鸦桕，露井花红绽鸭桃”，《秋夜词》描写秋夜之“峭风吹堕小蟾蜍，露脚斜飞入帘隙”，《雪夜》渲染雪夜之幽“云阴千嶂冥，雪响一楼清”等，于清新中蕴含苍老，冷峭中包蕴古朴，甚为脍炙人口。正如法式善所云:“君生于吴而宦于秦，诗则工于诸体，而皆出之以真。又能神明规矩，不沾沾法古，而古人之妙尽有。就今所诣，已将于义山、山谷之间高置一座，况日进而不已耶!”[6]4这也说明杨芳灿在艺术上已完全摆脱模拟之气，而独创一家、自成高格。在京五年，应是杨芳灿一生中最安闲的时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诗歌冲和淡然而不失瘦硬。就其山水诗而言，在杨芳灿晚年静谧色彩又逐渐增强。《自金果洞至北山深处》描写北山深处古柏高悬、野草丛生、蛇虫恣肆之景，与前期《夜探若冰洞》对比，此诗用词造句更为老练，从细微处着笔突显其幽深，最后一句“背山幽路涩，竹栅两三家”颇为古朴，且与整篇意境切合，浑然一体。法式善《梧门诗话》评道:“蓉裳之诗，人但知其惊才绝艳，不知其清峭幽冷处尤入王孟之室。”[7]191指出杨氏后期诗风特征，颇有见地。杨芳灿后期山水诗中也体现出悲世悯人的儒者情怀，经过汜水时，面对波涛怒浪，寒天冻地，他写道:“长征吾意倦，转惜仆夫劳。”他不再局限于感伤自身，转而关注百姓之苦，其诗歌意蕴更为深厚。

　　二、诗风转变原因探析

　　杨芳灿的山水诗由清新华艳转为雄健悲壮，再转为质朴悲凉，变化巨大，原因在于其诗学主张的转变、外部环境的变迁以及自身心态的变化。

　　(一)转益多师

　　杨芳灿出生于无锡的书香世家，其祖父杨孝元、父亲杨鸿观俱有才名。杨氏早期诗歌模拟六朝和唐诗，如查揆所云:“农部之诗，上规六代，下掩三唐。”[8]572而其尤喜晚唐，特别是李商隐。他曾表明自己的诗学主张:“姱容修态，丽而不竒，不却罗绮，亦调胭脂……抗手千古，玉溪我师。”[4]3杨芳灿既学六朝，又标榜李商隐，加之江南山水的秀美绮丽，故而他早期的山水诗极尽雕琢之辞。

　　跟随袁枚学习之后，杨芳灿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自云:“余幼时作诗，喜学三谢及青莲，未免句摹字仿。”[4]639意识到自己作诗的模拟之病。袁枚推崇性灵，即强调诗歌创作要抒发真情实感。他尤为憎恶明清之际诗坛上贵古贱今、宗唐宗宋的倾向，甚至把明七子宗唐之诗称为西施之影，可见他对盲目模拟之风的反对。他教导杨芳灿:“昔王朗欲学华子鱼，唯其似之太过，所以去之愈远。吾辈读书时要与古人合，落笔时要与古人离也。”[4]639隐晦批评了杨芳灿诗歌的模拟之习。杨芳灿受益颇多，称“余于是始悟作诗法”[4]639。王培荀评价杨芳灿云:“先生虽为袁简斋及门，诗实不相袭也。”[9]52认为杨芳灿并未学到袁枚的性灵之气，诗歌不脱华艳色彩，显然王培荀的观点过于片面。对杨芳灿山水诗的分析，可以证明其作品并非一味作绮丽之语，且杨芳灿也颇为赞赏具有灵趣的诗歌，他在《药林诗钞序》中云:“是以锦缋摛华，不敌花蘤之美;丝竹发响，终逊山水之音。情至者语自真，志合者声自雅，激扬钟律，照发襟灵，不烦雕饰之功，动合茎英之奏。此东方生之憺辞，而漆园吏之天籁也。”[4]487可见，杨芳灿无论是其诗学主张，还是创作实践，都受到性灵派的深刻影响。

　　在甘肃与吴镇的交往，也影响到杨氏的诗学观念。乾隆四十六年，杨芳灿与吴镇于兰州相识订交，之后，两人常一起品评诗文，往来密切，在频繁的交流中，二人的诗学观念也互相影响。吴镇继承其师牛运震的主张，倡导格调。杨芳灿受吴镇影响也颇为重视格律。杨氏晚年回京之后，诗歌虽以唱和应酬为主，但格律益工，颇为人所称道，如吴嵩梁赞其诗云:“蓉裳农部才华绝世，与弟荔裳方伯早负盛名。十年以后，诗律益细，而藻采不凋。”[10]2649“诗律益细”之功实赖于他把格律和性灵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避性灵之浅率，又去格调之涩闷，调和二者所长，不仅提高了自身诗歌的艺术价值，终成乾嘉诗坛巨擘，而且为后世诗人创作提供了范例，具有典范意义。

　　(二)江山之助

　　地域差异是影响文学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国南北风景迥殊，其于文人创作亦影响深远。关于南北文学的论述，近代学者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讲解最为详细，他从语音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对南北文学进行分析，又勾勒出先秦至清末南北文学的不同，关于清朝的论述兹转录如下，以供参考:

　　清代中叶，北方之土，咸仆僿蹇冗，质略无文;南方文人，则区骈散为二体:治散文者，工于离合激射之法，以神韵为主，则便于空疏，以子居、皋闻为差胜;治骄文者，一以摘句寻章为主，以蔓衍炫俗，或流为诙谐，以稚威、容甫为最精。若夫诗歌一体，或崇声律，或尚修辞，或矜风调，派别迥殊。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闻也。故观乎人文，亦可以察时变矣。[11]111

　　地域与诗风关系密切，北方宽广无垠，故其诗歌多豪迈奔放，南方山明水秀，诗歌多清新绮丽。地域风貌影响诗人审美观，而审美观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诗风的变化，杨芳灿诗风的变化与地域差异密切相连。他生于江南，任职于甘肃，就两地经济状况而言，明清之际，江南是全国经济与文化中心，商品生产发达，流通规模空前。陇右处于三秦和西域的过渡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发，且地处高原，气候恶劣，不利于农业发展，较中原和江南地区更贫穷落后。杨氏《宁夏采风诗》深刻反映了宁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状。社会人文方面，江南普遍重视文化教育，崇文尚教的文化氛围更使此地人才辈出。据统计，明清之际，全国有四分之一的状元皆出于此，清代常州诗人群更是名家辈出。与之相比，陇右民风彪悍，且回民众多，汉回之间时有摩擦，战争不断，故多忽视文化教育。自然环境方面，无锡位于江苏省南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湖光山色，风景秀丽，得天时地利之宜。杨芳灿生于此地，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温床，且兼“无锡介乎浙右之地，无名山大川之艰。”[12]97身处江南绮丽的山水景色中，杨芳灿前期的山水诗也多描写秦淮歌舞、秀美山川，展现了南方文化的秀美纤细。陇右多险山、戈壁、荒漠，山川雄奇，更有黄河横贯其中，杨芳灿也惊叹其壮丽之景:“未尝不览山川之雄奇，睹云物之环丽，悲英豪之芜没，慨陵谷之迁贸。思托诗歌以放怀抱，无如性灵坐夭，烟墨久疏。始叹江山之助人，不敌风尘之困我也。”其苍茫壮阔与杏花微雨的江南截然不同。陇右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杨芳灿山水诗描写提供了大量素材，而荒寒凄苦的气候也磨炼了杨芳灿的意志，使他的诗风逐步转向沉雄悲凉。

　　(三)心态转变

　　据载，杨芳灿生时有“五色雀翔集双树间”[4]633，虽属荒诞，但杨芳灿确实天资聪颖。他三岁习《四书》，四岁诵唐诗，过目不忘，令人称奇。习举子业后，在乡试、科试、岁试中“古学、经解、时文俱第一”[4]640。钱维乔《旅宿不寐忆同里故交得诗八首》其七忆杨芳灿，诗云:“当代无徐虞，梁溪得嗣音。才犹同韫玉，俗竟少分金。弱弟为秦赘，新知感越吟。青云宜努力，剑气不终沉。”[13]128此诗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秋季，杨芳灿时年二十四岁，尚未拔贡，但已有才名，钱氏此诗肯定了杨芳灿的才情，并激励他应继续努力。总而言之，杨芳灿在江南生活志得意满，这也是其前期诗歌基调轻松愉快的原因之一。

　　任职甘肃之后，杨芳灿诗歌开始发生变化。乾隆四十六年，伏羌回民起事，攻陷河州，王廷赞和杨芳灿合力平定了这场战乱。乾隆四十九年，石峰堡回民暴动，进攻伏羌县城，杨芳灿身为县令，冒着生命危险提前防守，使得无一旅之师的伏羌县城坚如铁壁，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历经两次战争，杨芳灿变得更加坚定。后杨芳灿因守城之功得福康安保奏，进京觐见皇帝，却忽遭弹劾，谓其“冒销军饷，拥厚赀，是以眷属先行矣”[4]650。皇帝虽未惩罚，但仍勒令追赔。交付完赔金，他几陷于绝境，自云“寓中十指浩繁，而炊火往往断绝”[4]650。政治不顺令他心灰意冷，为请罪避嫌，卸伏羌事。后虽仍奉旨回甘肃任职灵州，但灵州任上未发生大的灾难及战乱，杨芳灿政务之余以编书、交游为乐。前期政治失意使其参政热情减退，如他所云:“客心淡无营，禅关掩虚静。”加之生活安稳，杨芳灿心态也由愤激转向平和，其诗风也逐步发生转化。嘉庆五年，杨芳灿入京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从边疆小吏一跃而成朝廷命官，特别是在嘉庆六年担任《会典》编修官后，官职虽不高，但足享翰林清誉。京城文人众多，杨氏进京之后，便与张问陶、汪端光、赵怀玉、法式善等文人交往密切，为诗词之交。此时他的诗歌多唱和及即兴之作，反映其生活及心境的平和。嘉庆十一年，杨氏因丁忧辞官告归，后为生计故，辗转于浙江、陕西、成都等地书院，于嘉庆二十年客死成都。杨氏后期历经生离死别、流寓他乡、生活困窘种种状况，加之自身年老力衰，一草一木都能触动其悲凉之情，故此时山水诗不再是他豪情壮志、诗歌酬和的载体，转而抒其家园之痛、生命之悲，风格以清幽孤寂为主。

　　三、结语

　　杨芳灿早年山水诗以古体诗为主，尤以七言古诗居多，晚年则近体诗增多，尤以七律为主，这与他晚年崇尚杜甫的创作路径相合，也有助于把握其诗风的变化。从内容方面将其细分，可看出他主要环绕“游玩观赏”与“羁旅抒怀”两大主题而写。游玩观赏类的诗歌主要创作于他二十六岁之前及补灵州知州以后，此类诗歌描写入微，状物生动，或轻松愉悦，或雄浑壮阔，叙事性更强。以羁旅抒怀为主题的诗歌多创作于初任甘肃及后期奔波讲学期间，借景抒情，且能融情入境，诗歌基调幽寂悲凉，抒情性更强。这两大主题的山水诗创作也与其诗风转变密切相关。

　　总而言之，他前期以李商隐为学习对象，后调和性灵说和格调说，使其诗歌逐步摆脱模拟。又因前后生活地域的差异及心境的变化，诗风也由雄豪转为古朴。就其山水诗创作而言，任职甘肃期间创作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但与其弟杨揆、张问陶等相比，他的山水诗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数量都略逊一筹。以杨芳灿之才、所历之境，实属遗憾。然杨氏山水诗为清代山水诗及陇右诗都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重要性不可忽视。对之进行分析，可有助于理解其诗风转变历程，亦可加深对杨芳灿本人文学创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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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本文诗歌均转引自杨绪容、靳建明点校的《杨芳灿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