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洧旧闻》与《东轩笔录》的内容与影响对比

　　摘  要：　《曲洧旧闻》与《东轩笔录》都是北宋时期的文人笔记, 所记事件雷同, 然内容却无一丝相和。通过对两书材料来源、内容、对后世影响三方面比较研究, 可以了解到两书的不同。朱弁的《曲洧旧闻》内容广博, 言语朴实, 多记前贤言行;《东轩笔录》作者魏泰描写深入, 笔锋犀利, 更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同为宋代文献, 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前者获得文人称赞, 后者却不为后人尤其是宋人的认同。在进一步探究社会变迁、政治环境、生平经历后, 可知作者的政治立场在后人评价标准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曲洧旧闻》; 《东轩笔录》; 比较; 评价;

　　Abstract：　“Old Stories in Qvwei ”and “Dongxuan Notes”are notes written by the scholars in the North Song period where although the events are the same the contents of stories are different. By comparing the source, content, and their later influence, the difference of the two books are discovered. Zhu Bian's “Old Stories in Qvwei”has a rich content written with plain language in which the stories are all about the saints' words and acts.Wei Tai's “Dongxuan Notes”reveals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with sharp words and descriptions. Although they are both of high historical value the former is generally worshiped by scholars while the latter is not agreed especially among the Song scholars. A further study on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writer's lif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writer's political st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standard.

　　Keyword：　“Old Stories in Qvwei”; “Dongxuan Notes”; comparison; evaluation;

　　一、两书资料来源及流传情况比较

　　朱弁字少章, 徽州婺源人。朱熹为做《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以记其行, 而《宋史》也大部采用行状而成《朱弁传》。他少年入京, 得到当时着名文人晁说之的赞赏, 并收其为弟子, 随老师居住在洧水边, 北宋年间未曾为官。因老师的缘故与当时的元佑派文人多有交际, 交游过程中了解到北宋年间人物轶事, 为《曲洧旧闻》的撰写打下基础。北宋灭亡后, 感愤莫名, 在无人敢应招为使臣的情况下, 毅然自荐出使金地, 并为金人所囚。而在金国也坚守臣节, 不愿仕金, 且收集抗金义士的事迹。宋金和议后, 被放归南宋, 却为秦桧所不容, 郁郁而终。

　　魏泰《宋史》无传, 事迹散见于他人传记与作品中, 字道辅, 襄阳邓城县人, 其姐嫁改革派人物曾布, 本人与王安石兄弟亲善, 与黄庭坚、黄大临、徐禧、章惇等交游。年轻时恃才傲物, 参加科举时因矛盾殴打主考官, 自此不被取应。常与上层人士交往, 故熟知朝廷故事, 尤其是王安石变法, 其作品《东轩笔录》记录很多有关变法细节, 史料价值很高。

　　两书后人多有着录, 从各个时期的目录学着作、收藏家的序跋中, 我们能看到他们的流传情况。明代抄本将《曲洧旧闻》与《东轩笔录》抄为一本, 从此种做法中看出, 在古人眼中, 两部作品其实有很多可以比较之处, 而沈敕的跋文也说道, “与魏泰之《东轩笔录》意义实相类, 而事语无雷同。”[1]是谓作品都记述北宋故事, 但两人对事件的看法却迥异, 后人对他们的作品的重视程度也可在着录和介绍中体现出来。

　　对《曲洧旧闻》和《东轩笔录》的着录, 宋代两部重要的目录学着作《直斋书录解题》与《遂初堂书目》都记录在小说一类, 可见, 他们的着作并没有引起时人的重视, 只做普通的小说看待, 并非重要史料。最早的《曲洧旧闻》版本, 是朱熹在朱弁卒后四十年 (1188) 所刊行状本,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未着录, 可见魏泰的作品流传早于《曲洧旧闻》。

　　而元代编修的《宋史》亦沿袭前人的看法, 将其编入小说家之流。三部作品对两书的评价较为笼统, 看不出他们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

　　两书着录的差异在于元代以后, 即明清两代。明代《文渊阁书目》将《曲洧旧闻》着录于子部杂家类, 较前人将文人笔记归于小说类, 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往后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将其归为杂家杂说, 可见明清文人对这部作品的重视。而《东轩笔录》则有很大不同, 元代以后只在傅维鳞《明书经籍志》中着录为史杂一类, 其他目录学作品依然将其归为小说家, 评价亦多继承《郡斋读书志》中宋人的观点。但从各个版本的序跋中, 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文人已经注意到了《东轩笔录》的史料价值, 尤其在缺乏北宋史事资料之时。孙矿跋文中有言:“二书笔力不相上下, 第宋人谓魏泰所记多不公。然晦翁辑《五朝名臣录》, 采《笔录》甚多。少张系同宗, 又为作《状》, 乃此帙顾无取, 岂未之见耶!”[2]他的质问之语是对前人评价的有力驳斥, 体现后人通过研究, 突破宋人思维障碍后站在更广阔视野下的看法。

　　二、两书内容之比较

　　《曲洧旧闻》与《东轩笔录》都是宋代文人笔记, 形制基本相同, 内容丰富, 但无固定核心。所包括的内容也大致相符, 都记载了北宋的先祖圣德、人物轶事、政治斗争、典章制度。但《曲洧旧闻》的内容更加丰富, 除上述之外还记载了北宋的山川物产和宗教的相关内容, 史料包涵更加广泛。“石炭”条有记:“予观前汉地理志, 豫章郡出石, 可燃。隋王邵论火事, 其中有石炭二字。则知石炭用于世久矣。然今西北处处有之, 其为利甚博, 而豫章郡不复说也。”[3](P137)为今人研究北宋煤炭使用情况提供了宝贵史料。在有论及政治斗争的条目中, 朱弁因老师的缘故, 更加偏向于元佑党人, 记载故事之时对他们多有肯定, 语言中政治倾向明显, 比如吕申公谦退条“吕申公公着当文靖秉政时, 自书铺中投应举家状, 敝衣蹇驴, 谦退如寒素”。[2](P137)于元佑派其他士大夫的事迹盖如此描写, 而对于改革派则不惜以神怪故事加以抹黑, 如“蔡准侍郎少年时见鬼怪”条, “蔡侍郎准少年时, 出入常有二人, 见于马首或肩舆之前, 若先驱, 或前或却。问之从者, 皆无所睹”。[2](P194)而后蔡京出生后, 其中之一不见, 再蔡卞, 则都消失。这是将蔡京兄弟比作鬼怪, 而降生人间, 以此表达内心对蔡京家族的不满。朱弁的描写大多如此, 对新党的贬低, 对元佑及先哲的赞颂, 态度溢于言表。

　　魏泰《东轩笔录》相较朱弁的作品则多记有地理沿革、金石古器方面的内容。部分记述审定严谨, 能让今人从他的叙述中看到北宋年间的社会风俗和文人轶事。他笔下的宋人更真实, 与以往宋人笔记中的记述不同, 没有为厚风俗而一味褒奖。比如关于北宋汴京故事“旧传东京相国寺乃魏公子无忌之宅, 至今地属信陵坊, 寺前旧有公子亭, 丁谓开保康门, 对寺架桥, 始移亭子近东寺。”[4](P148)生动再现了东京布局和相关典故。记述人物轶事则与朱弁不同, 他多客观陈述, 评论不留痕迹而态度蕴于字里行间。“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璋家犯销金, 即日下有司, 必欲穷治。知开封府沈构从容奏曰:‘陛下出继仁宗, 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 学士为我平之。’”[3](P114)一则小故事, 表现英宗的虚伪与懦弱, 没有明确表明态度, 但从记述中则能看出讥讽之意。除此外, 魏泰因家世, 多与熙宁改革派人物交好, 对改革的细节了解较多, 作品中很多关于改革的故事, 对王安石、曾布、章惇等人则持肯定态度, 与朱弁有很大不同。

　　两书有九条共记之事, 从这些事件写法对比中更能看出两人态度的不同。《曲洧旧闻》中“仁宗从包拯谏罢张尧佐宣徽使命”条记述了仁宗因张尧佐是其宠妃的叔父而对他超擢升迁, 但遭到朝臣反对, 最后纳谏收回成命的故事。从朱弁的角度, 则仁宗乃仁君, 能够听从大臣的意见, 不为外戚违反规制。但此事并未就此结束, 《曲洧旧闻》没有继续记载, 《东轩笔录》则更加详细, 将始末记录了下来, “未几, 尧佐复除宣徽使, 知河阳。唐谓同列曰:‘是欲与宣徽, 而假河阳为名耳。我曹岂可中已耶?’同列依违不前, 唐遂独争之, 不能夺”。[3](P79)可知, 仁宗并非从谏, 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达到目的, 起先只是权宜之计。对于朱弁是不知后续发展, 抑或是为突出仁宗形象而故意仅止于此, 今人已不得而知。而“王韶罔上陷老成”条, 则表达了他对改革派政策的反感。“逵知其必生边患, 用备边财赋连及商贾, 移牒取问, 诏读之, 怒形颜色, 掷牒于地者久之, 乃徐取纳怀中, 入而复出, 对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问韶, 韶以元牒缴进, 无一字损坏也。”[2](P104)在朱弁的记录中, 王韶阴险狡诈, 用计骗取神宗信任, 打击老臣郭逵。但在魏泰的笔下则完全不同, 王韶乃是能隶, 老将郭逵懦弱无能, 阻碍王韶的方略, 经过一番较量后, 王韶取得朝中信任。他在王安石和神宗的帮助下, 开辟熙河取得重大成绩。由两事的不同评价, 可见着作风格和作者立场的不同。

　　三、两人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及受到的评价比较

　　《曲洧旧闻》的撰写, 是朱弁在金人领地时完成的。他的人生经历坎坷波折, 在金人领地的作为, 使后人对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儒生推崇备至。但作品中并没有对金人政治、社会的直接描写, 只是加入了他在被拘留期间的交游和景物物产情况, 更多的是回忆北宋故事和贤者士大夫的言行。通过对故国的缅怀, 他思考了北宋灭亡的原因, 与许多文人一样, 他将一切都推给了熙宁年间的改革, 以及改革所带来的党争。魏泰《东轩笔录》在广度上不如《曲洧旧闻》丰富, 但他对政治活动的描写更加细致深入, 没有耗费大量笔墨赞扬皇帝圣德和士大夫的贤明, 而是通过陈述的方式让人们了解北宋社会更真实的一面。但有的内容审定并不严谨, 失于疏略, 破坏了“先贤”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 受到抵制与非议。

　　《曲洧旧闻》为各代藏书家褒奖, 从各个版本的序跋以及目录作品的着录中能够看出, 后世文人对朱弁及其作品的推崇。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而王安石之变法、蔡京之绍述, 分朋角立之故, 言之尤详, 盖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 深于史事有补, 实非小说家流也。”[5]清代修四库的文臣对作品中有关内容评价较高, 区别其他宋人笔记, 可见《曲洧旧闻》考核严谨内容详实, 可备修史者采用。相较朱弁的个人品德, 清人更看重其史料价值。而在张海鹏的跋文中, “汉苏子卿啮雪龙荒, 图显麟阁, 奇节卓千古, 得宋朱少章先生而接武矣”。[6]张海鹏的跋文更注重朱弁的个人品德, 将之与古代名贤相较。从以上评论中可以看出, 《曲洧旧闻》无论是作者的个人品格, 还是内容的真实性都得到了后人的肯定。

　　魏泰的作品《东轩笔录》相较《曲洧旧闻》, 则更多的是争议, 不为人所赞许。宋代着名的目录学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评价:“泰, 襄阳人, 曾布之妇弟, 为人无行而有口, 颇为乡里患苦。元佑中, 记其少时公卿间所闻成此编。其所是非, 多不可信。”[7]晁公武从魏泰的个人道德品质和作品的内容出发进行批判, 他生活的年代距离魏泰较近, 其判断当有依据, 他的评价对后世影响很大, 后人多继承他对《东轩笔录》的看法。相对宋人的观点, 清代四库馆臣更加理性, “则泰是书宋人无不诋讥之, 而流传至今, 则以其数自报复恩怨外, 所记杂事亦多可采, 论古者颇籍以为考据之资, 故亦不得而废焉”。[5]清代考据学运用广泛, 此言必然有其依据, 《东轩笔录》虽有条目考核不精, 但并不能掩盖其价值。但总的来说, 对魏泰及其作品评价不高。

　　从评价中, 我们能看出后人普遍对朱弁及其作品推崇有加, 而对魏泰则颇多毁议, 尤其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其原因一方面, 朱弁淡薄名利为国守节, 才华横溢而不张扬, 性格品质更加符合宋人对传统士大夫的印象。而他的作品亦符合当时着文激浊扬清的社会潮流, 多记载先贤善事, 从情感上更能为宋人接受。另一方面, 他的观点更偏向于元佑派, 反对社会改革, 代表了广大士大夫的利益。北宋灭亡以后, 南宋在道学支配下, 将变法及与之相关的士人推上了耻辱柱, 士人总结北宋灭亡的原因多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及后来的绍述活动。而魏泰与王安石兄弟, 曾布、章惇等改革集团成员亲善, 在其作品《东轩笔录》中多有回护, 这些看似偏袒实则客观的描写为后人所不容, 他们将对魏泰的政治偏见掩饰在厌恶魏泰豪纵不容人的性格之下, 连同原本有很大价值的内容一同贬低。

　　四、两书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原因

　　就时间上来说, 两作品代表了北宋中期和末年的不同风格和社会情状。《东轩笔录》创作于北宋中期, 此时, 长久以来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正困扰着当政者, 但这些情况并非无法改善, 王安石所代表的改革派正为解决这些积弊应运而生。魏泰与王安石、曾布等相善, 对那场并不算成功的改革了解甚深, 同时能够接触到很多后人眼中的名人士大夫, 这些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相对真实可靠的史料。他性格豪纵不羁, 不畏惧权威, 虽是高官贤者, 同样不一丝苟合。此时, 朝廷政治斗争并不算严重, 改革派与反对派都能够在朝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 各阶层的矛盾也相对缓和。他在创作过程中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而畏首畏尾, 政治倾向并不明显, 虽亲故也毫不为其隐, 笔锋险峻, 揭露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而朱弁创作《曲洧旧闻》之时, 北宋已经灭亡, 其所生活的年代社会危机空前强大, 朝中上位者堕落腐朽摆弄权术, 小人为获得权位不择手段, 党争形势严峻, 部分有才能的士大夫不愿阿谀当权者, 宁愿隐居也不愿为官, 而有的则得不到重用无法施展抱负, 社会风气恶劣, 阶级矛盾尖锐, 起义风起云涌。然而整个国家并没有意识到灭国之祸即将到来, 依然沉浸在丰享豫大的盛世图景之中。有的文人士大夫想用自己的文笔, 记录贤士大夫的言行和先代帝王的圣德事迹, 企图改变这种浮躁的社会风气, 有的则将个人的兴趣从朝政转向自然逃避社会现实。这些思想在朱弁的作品中都有体现, 同时也包含了他对北宋灭亡的思考。在他苦苦找寻灭亡原因之后, 最终和许多文人一样, 将之归于新政对祖宗之法的违背和对社会风俗的破坏。

　　五、结语

　　通过对两书的对比研究, 能够看到北宋中期到末年的社会变迁。自中期王安石改革之后, 政治斗争不断, 国力在一次次的内斗中耗尽, 政治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文人创作风格的转变。魏泰创作《东轩笔录》时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揭露社会黑暗, 抨击高官们的寡廉鲜耻;到《曲洧旧闻》中, 朱弁记录先哲们的言行, 对国家灭亡的思考, 缅怀故国的风土人情。两人虽然性格经历不同, 但这种风格的转变, 正反映文人对国家前途的忧心。后人对两书的评价也不尽相同, 大多数文人对朱弁敬重有加, 对他的作品推崇备至, 而对同样很有史料价值的魏泰的作品却大加批评。从这种不同的评价中, 我们能够看出政治因素对文人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以及古人对个人品质的注重。作为今人, 要从客观的角度看待前人的作品, 不能让偏见主导我们的眼光。

　　不同时代的文人受限于社会历史环境, 被各种因素所影响, 导致他们的作品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对《曲洧旧闻》和《东轩笔录》的比较, 能够了解到两部作品风格的不同和转变的轨迹, 进一步探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平经历, 能够了解社会风气的转变对文人的影响, 清晰的看到北宋自中期到末期社会风尚的转变。从作品的流传和后世的评价中可以看出, 《曲洧旧闻》相较于《东轩笔录》更为后人尤其是宋人认可。在比对后人的评价后, 我们能够了解到政治因素对文人评价作品标准的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弁.曲洧旧闻[M].沈敕楚山书屋刊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 嘉靖三十四年 (1555) .
　　[2]朱弁.曲洧旧闻[M].明代抄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
　　[3]朱弁.曲洧旧闻: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4]魏泰.东轩笔录:第十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5]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6]朱弁.曲洧旧闻[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孙猛, 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