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和社会之悲研究郑珍杜甫诗歌中的悲剧意识

　　郑珍，字子尹，1806 年出生于贵州遵义的一个儒医之家，卒于 1864 年，清代诗人，经学家，古文家，在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清史稿》称他为“西南巨儒”。他在少年时代就充满豪迈之气与宏伟之志，《和渊明饮酒二十首》道“少志横四海，夜梦负天飞”，二十岁被选为拔贡，主持拔贡考选的为宋诗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程恩泽，后程调任湖南，便招郑珍入幕，对其细心培养。

　　郑珍得治学门径，在经学、文字学方面都有突出贡献，诗歌创作方面成就尤高，着有《巢经巢诗钞》九百余首。郑珍在诗画等方面没有系统的理论着作，但关于诗歌却又一些独到的见解，他提出诗歌要抒写真性情，强调养气，反对摹拟，主张诗歌“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但反对摹拟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拒绝继承前人的艺术经验，这点上，郑珍做到了借鉴前人的艺术手法抒写自己的真性情。“郑珍学宋诗，通过苏、黄而探源于杜、韩。

　　杜甫对郑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忧国忧民的情怀，以时事入诗，以俗语入诗，以及炼词炼律等，郑珍都吸取了丰富的营养。”郑珍以忧国忧民之情融入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其诗被称为郑珍时代的“诗史”一点也不为过。郑珍诗与杜甫诗不仅在内容上具有相似性，诗歌所反映出的生命悲剧意识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值得我们研究。

　　郑珍诗歌风格多样，危峰险水的“奇奥渊懿”，晚年诗作的“质朴醇厚”，亲朋之情的“酸涩淳厚”，风格的多样性与诗人个人情感遭遇和时代特点密切相关。同样，杜甫的有欢快的，也有充溢悲剧意识的诗歌，以第二类诗作所占比重为多，历来学者评价杜甫诗歌风格为“沉郁顿挫”。两位诗人有相当一部分诗歌表现了悲苦的情感，反映了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悲苦之情既有国家之悲也有个体遭遇之苦，有个性，也有共性，体现了不同时代的诗人共同的悲剧意识。本文将从个体之悲和社会之悲两方面研究郑珍杜甫诗歌中蕴含的悲剧意识。

　　一、个体之悲
　　
　　(一)政治理想之悲
　　
　　少年时代的杜甫怀揣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会当凌绝顶，一览纵山小”(《望岳》)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自信。“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此诗矫健豪放，生气蓬勃，表现青年时代的杜甫豪迈的志向和自信积极的精神。后杜甫结束游历生活来到长安被困守十年，这时期大唐逐渐衰落，朝野昏暗腐朽，人民生活困苦。杜甫来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城，主观上想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客观上杜甫在这里既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土壤，又目睹了朝廷的昏庸腐朽和百姓的悲苦生活。杜甫在长安应诏到转向投诗干谒均以失败告终，这时的杜甫经济困窘，“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真实记录了他的艰难生活。在困守长安的最后一年，他拒绝了河西尉这一肥缺，情愿饿死也不“凄凉为折腰”。最后官定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但这时却又是安禄山造反之时。后肃宗即位，杜甫只身北上，途中为叛胡军俘虏，押至长安。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关心仍是国家的光复。

　　后来“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感动肃宗被任命左拾遗，但一直因救房琯之事不受肃宗重用而被贬。759 年，杜甫弃官，原因主要是对政治和统治者彻底的失望，在《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杜甫道:“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表达了对昏君的憎恨和政治理想的绝望。

　　从青年时代的期盼到亲身实践理想再到降官被贬，总体说来杜甫的政治生活就是一场悲剧。这期间的诗表现了杜甫的满怀希望、热切自信、忧伤委屈之情。在忠君报国思想的指引下，杜甫并没有找到治国平天下的报国之路，他自称“儒”，却生活穷困，回到家门听到的是家人因小儿子饿死的悲号之声，杜甫的内心承受巨大的伤痛，他自愧道“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即便如此，他仍旧坚持儒者的节操。生活困窘时，他说“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目睹不平时他感叹“纨绔不饿是，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晚年感到儒术难起时他无奈地自称“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年岁已大，报国无望时他更是感慨“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出江陵南浦》)，可见杜甫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继承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强的精神。即便如此，时代因素注定了杜甫忠君报国的政治理想是一场悲剧。《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以说是杜甫政治生涯的饱含血泪的总结，忠君爱国和怀才不遇、忧国忧民和思念家人等思想情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

　　与杜甫人生经历极为相似的郑珍在道光八年(1828 年)考取秀才，“我年十七八，逸气摩空蟠。

　　读书扫俗说，下笔如奔川。谓当立通籍，一快所欲宣。”(《阿卯晬日作》)少年时代的郑珍充满了自信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道光十七年(1837 年)与莫友芝满怀希望进京会试，但最终落榜回遵，“忆我丙戌年，春风三月时。驻马樊仲国，渡江恣盘嬉。背载双葫芦，笑杀襄阳儿。兴到即野饮，菜花迷大堤。寻碑万山顶，访古习郁池。晓探鹿门去，晚度檀溪归。落日三板船，快泻青琉璃。苍苍渔梁渡。余映依山陂。同袍两三人，今或宰木累。

　　当年仲宣楼，爲我作生期。城头一挥笔，顷刻千字诗。瓠落秖无用，成就苍髯髭。风雪满天地，江山寂如遗。残檠照顔色，小火不上衣。岂独倦意，伤怀空自知。”(《樊城感旧》)诗歌描写了樊城美好的自然风光和淳朴善良的百姓，表现了郑珍当年恣意游玩、充满希望的情怀，那时的郑珍对前途充满了自信。后来三次进京会试，均未中试，期间1844 年进京后身染眼疾和疟疾，39 岁的郑珍看清了人生，他感慨道:“一病天涯死更生，命存那复计浮名。却思万里南归路，如此孱躯不可行。鞠骥苍凉断鹤哀，廿年九宿试官槐。掷将空卷出门去，王式从今不再来。”郑珍从 17 岁开始参加秀才考试，20 岁拔贡考选、四次乡试，三次会试，历经 22 年，均失败，晚年时期留乡讲学。他在《西家儿》中写道:“州家久罢童子试，乡贡长停鸣鹿声;处处卖官贱如土，阿爷只识求科名。”真实地揭露了官府公开卖官鬻爵，向百姓敲骨吸髓、收受贿赂的黑暗腐朽的一面，“太息庸臣丧国戚，年来中外事全非”更是清醒的看到国家满目疮痍，深陷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自己进仕之路被阻，郑珍无比惆怅失望，颓废与愤懑之情交织，遂发出“王式从今不再来”的决绝之语。在经历了希望和不断的失望后，郑珍一方面感到无路实现政治理想，一方面从亲身经历中目睹了民生疾苦，这给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现实基础。这些都跟他的思想密切相关，“郑珍毕生研读儒家经典，其哲学观、人生观、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都打上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深深地影响着郑珍;不论是穷还是达，都应加强自我修养，郑珍一生也是依照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修养门径研究经学、文字学和写作诗歌。他虽科场不顺，但仍坚持读书写作，这正是儒家顽强坚持不懈精神的表现。科场失意并没有让郑珍颓废，虽有归隐林泉的思想但也未忘怀时事，他任学官，当讲席，为的是教化和救贫百姓，这与道家出世思想完全不同。

　　虽然政治理想破灭，但郑珍与杜甫两位诗人都以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关心民疾，以细微的观察把社会现实写进他们的诗作，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民生疾苦。

　　(二)社会理想之悲
　　
　　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里提出“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的志愿，前一句是要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贤君，下句表达了使老百姓过上太平安康日子的社会理想。杜甫认为要实现“再使民风淳”的社会理想就要先做个好官，把皇帝变成贤君。杜甫并不拒绝做官，但他拒绝做敲骨吸髓、榨取百姓钱财的河西尉。这是杜甫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无时无刻地不在关心百姓，甚至把百姓疾苦放在第一位，《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门……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一进门杜甫就听见酸楚的哭声，原来他的小儿子饿死了! 杜甫悲痛之余马上想到:秋收过后粮食不缺，原不该有人饿死，但贫苦人家却仍然不免饿死，指出官府的昏庸无能。自己不服兵役不交租纳税，但也免不了这样悲惨的遭遇，那平民百姓的日子就更加辛酸。由自己的遭遇想到广大百姓的一样的悲惨生活、农民们倾家荡产，再想到缺吃少穿远守边防的士兵，字字句句都渗透着杜甫忘我的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思想，这是先天下将社会理想的实现寄托在皇帝和一己之力上，这是他热爱人民思想的局限所在，也是他社会理想破灭的原因。把社会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昏庸的皇帝和黑暗腐朽的朝廷上无疑是竹篮打水，水中捞月。晚年的杜甫对社会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百姓的痛苦来自社会的不平等，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在《述怀》里提出“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的愿望，虽然无贵无富的社会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充分表现了杜甫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这都是建立在对百姓深沉的热爱基础之上，“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记录了杜甫和百姓一起哭唱的感人场景。能够站在百姓的立场看社会问题，体现了杜甫思想较传统儒家如孔孟等把贫富贵贱的等级悬殊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郑珍在《为宦子蕃作山水因题》里描述了理想的社会:“作儿不知孤，作夫不知鳏。物丰阜九州，时和绝三斑。相逢各欢喜，对坐无狙奸。常持一壶酒，静与孤云闲。”郑珍的社会理想是人们都生活在民风淳朴，物产富饶，和谐美好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反映了郑珍及当时人们“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这与“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1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描述一致。但这样社会理想的实现要求社会清明，朝廷君臣一心，选贤与能，官吏尽职尽能。但郑珍生活的时代却是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在他三十五岁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五岳游侣歌送陈焕岩归南海》针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朝廷的腐朽无能以及家国之屈辱悲愤道:“南楼日出见海东，五朝风静玻璃钟。

　　何物蠓蠓一虮虱，不值半矢天山弓。富哉中华亿万镪，拱手掷向波涛中，君归试看五色羽，迩来恐化青蚨去。更寻喑虎今在无，终古衔碑奈何许。

　　因君一喟暗伤神，五岳何须有外臣。”鸦片战争惨败，金钱和文物被掠夺，郑珍遂而发出把列强赶出中国的呼声。郑珍虽偏居西南潜心着书，但对时事的关注和敏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关怀社会的精神。国家危难重重，朝廷黑暗腐朽，官吏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盘剥百姓，民生凋敝，《捕豺行》:“人豺夜行如楦麟，官豺昼聚称上宾。邑中豺伯纵豺食，群豺饱卧东城闉。”《晨出乐蒙冒雪至郡，次东坡江上值雪诗韵寄唐生》:“最有移民可怜愍，十十五五相携持。涕垂入口不得拭，齿牙噤痒风战肌。壮男忍负头上女，少妇就乳担中儿。老翁病妪呻且走，欲至他国知何时。”两首诗描绘了百姓生活的惨状，揭露了官府坐视不理以及对百姓的盘剥压迫。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各地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战乱不断，国中少良臣，这些都注定郑珍的社会理想蓝图是不可能在他的时代里实现的，也注定郑珍的社会理想也是一出悲剧。

　　(三)思乡孤独之悲

　　杜甫思想孤独之悲的诗作主要反映在他的流离漂泊的中晚期。756 年 － 759 年是杜甫陷贼为官时期，是他创作最重要的四年，社会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时期，杜甫共写了 200 多首内容丰富的诗歌，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有反映思乡孤独之悲的诗句。思乡是杜甫诗歌的悲剧主题之一，表现了作者的悲剧意识。着名的《月夜》就是被困长安、望月思家所作，“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一句表现了杜甫希望家人团聚，诗歌情感温婉感人。“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对雪》)、“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述怀》)则是杜甫与家人音信断绝数月，对家人牵挂担忧之情。国家之难和与亲人分离之苦交织缠绕，字字充溢着巨大的悲苦之情。760 年 －770 年十一年间是杜甫的漂泊和创作时期，这时期的诗歌主要是抒情性质为主，但也有思乡之作。“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卷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描绘了杜甫流落梓州时愁多知夜长的悲凉场景:夜深了，残月映帘，诗人听着江声却无心安睡。多年来奔劳凄苦场景历历在目，想到自己命途多舛、前途无望、拙于生计的窘况，诗人内心愈发不能安宁，自然也就彻夜难眠了;诗中“客”、“秋”、“残”、“老”等词语塑造了一个漂泊异乡、天涯做客、孤独忧愁的诗人形象。此诗集思乡和孤独之感为一体，借景抒发了诗人内心的苦闷忧愁之情。“圣朝无弃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残生事，飘零似转蓬。”(《客亭》)
　　
　　杜甫感叹一生飘零孤苦就如转蓬;这时期的杜甫生活艰难，甚至连亲友也不理他了，登上岳阳楼，悲痛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秋日荆南述怀》);他曾自叙“穷途那免哭? 身老不禁愁”，说自己一生尽是悲愁(《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杜甫 770 年由长沙往岳阳经洞庭湖写下来他的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总结了在蜀十年，在楚三年的羁旅时间和地域，“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一为想到许久不得家书，二来感叹作客异乡常有生命威胁的事情发生，离世前的杜甫在此诗里流出思乡孤独的悲苦之泪。

　　“从郑珍早期十来年的诗作来看，如果说青年时代有较浓的”物情共清暇“的情调的话，而壮年以后作品的苦涩酸辛的情味逐渐增厚，关怀民瘼，反映民间疾苦的内容逐渐充实。”但其中不乏表达思乡孤独之情的作品。“近行十几日，只如旦暮间。远行十几日，恍若不计年……倚篷久惆怅，此意谁复怜。入坐长叹息，晚炊起寒烟。策名公家方言，其实止求食。一饱甯必官，吁嗟远行役……梦醒觅娇儿，触手乃船壁。我本窗下人，胡爲异方客? 身世难尽言，去去自努力。记我出门时，梅花绕茅亭。携儿坐石上，吹笛使酒醒。山妻持镫来，大字写纵横。妹女各袖扇，争书压吾肱。閧閧一宵事，不知难已鸣。今朝梅树下，小卓当窗棂。寒日在黄叶，萧萧儿授经。读书究何用，秖觉伤人情。不学耕亦得，看我黔阳城。”(《出门十五日，初作诗，黔阳郭外，三首》)郑珍因目的地不同而感觉在外时间特别长久来表达对家乡的思念，惆怅叹息着在梦中寻觅娇儿，伸手却触到冰冷坚硬的船壁，失望落寞无以言表，只能叩问上苍“我本窗下人，胡爲异方客”，夜深人静之时浮现在作者脑海的仍是家中亲人欢聚的美好画面，表现了诗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落寞孤独和思乡之情。另《度岁澧州寄山中四首》:“我行三十日，至此醴水头。客心念岁尽，晚具稍使优。遥怜思子人，对食双泪流。劝母莫泪流，儿今饭澧州……弃置难弃置，悲端满天地。去年客罗山，千里度除岁。所依爲至亲，亲念亦稍慰。今宵此一身，计集几双泪。”也表达了郑珍羁旅异乡的思乡孤独之悲。1836 年，郑珍至云南平夷作幕宾，虽然了解了滇东的风土人情，但“计来真自苦”，郑珍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羁旅异乡勾起了郑珍的家乡之思:“蚕豆香浓非故国。马头春暮动归心。愁看落日停鞭处，晚饭妻儿语树萌。”(《之卑浙厂道中》)异乡蚕、马头春暮、夕阳西下让作者思念起了家乡，想象妻儿在树荫下说话的温馨场景更勾起了作者归乡之情。在平夷听到莫友芝落榜的消息后写了《寄答莫五》来劝勉友人，同时也叙述游幕平夷的困窘状况以及对家计之忧。游幕生活让郑珍更加清醒地认识了官场的黑暗腐朽、科举制度的不合理，第二年春，郑珍便毅然辞幕回乡。

　　这类诗歌还有很多如《思亲操》“他家有子兮乐团栾，朝出耕兮夕以还。乃独在余兮，哽不可言。”同样表达思乡孤独之情。二、社会之悲杜甫时代的大唐帝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剧烈的变化，以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为转折点，杜甫和大唐的命运都以此为分水岭。杜甫四十四岁前的 712 － 755 年间是唐朝的昌盛太平时期，由于唐玄宗初期的努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此诗描述了当时国家昌盛、经济繁荣、人民富足的美好画面。

　　杜甫早期生活还是悠游自在的，他的先祖是北方大士族，远祖为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是当时有名的诗人，父亲杜闲，做过奉天县县令，母亲崔氏出自大族。杜甫的青少年时代因家庭环境优越，不仅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还受到良好的教育，过了几年欢快的漫游生活。755 －770 年，是杜甫去世之前十五年，“这是大唐帝国由繁盛走向衰败，由强大走向削弱，由统一走向割据的时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同时爆发，而以民族矛盾为其主要矛盾的时代，同时也是人民灾难深重、民族危机深化的时代。”造成各种矛盾深化的原因，杜甫认为一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咏怀》)即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二是“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壮游》)统治阶级的铺张奢侈所致;三为“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遣怀》)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造成。在杜甫的诗歌里一方面反映了这期间百姓的痛苦生活，一方面痛斥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昏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身陷长安，他目睹了昔日繁华之城战火后萧条残破的景象，写下了这首传唱千古的名诗。杜甫身陷战乱仍不忘分析祸乱的根源，“明眸皓齿今何在? 血污游魂归不得”(《哀江头》)杜甫在诗中批判了玄宗的荒淫误国。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安史之乱爆发，受害最深的当属无辜的百姓了。杜甫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深刻反映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及痛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诗歌真实再现了百姓及诗人的悲惨遭遇，可以说是一幕幕时代的悲剧。这些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悲剧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和悲剧色彩，表现了作者在客观大背景下强烈的悲剧意识。

　　同杜甫一样，郑珍时代早已不是康乾盛世。

　　“郑珍八岁时，李文成的天理教在河南起义，林清领导几百义军攻打皇宫……就贵州而言，各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阶级的斗争从未间断，自康熙到同治都有起义……就国际环境而论，沙皇俄国闯入我东北地区……一场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郑珍诗歌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最具代表性的是七哀诗:《南乡哀》、《经死哀》、《绅刑哀》、《抽厘哀》、《僧尼哀》、《移民哀》、《禹门哀》。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官府的腐朽黑暗，官吏对老百姓的无情盘剥。“提军驻省科军粮，县令鼓行下南乡。两营虎贲二千士，迫胁富民莫摇指。”咸丰十年，田兴恕为贵州提督带兵入黔，设厘金，解助军饷。邓姓县令任意掊克，设置各类捐税名号盘剥百姓。军人不保家卫国，反而将兵器指向无辜百姓，甚至发出“汝敢我违发尔屋，汝敢我叛灭尔族”的淫威之辞。百姓不堪重负，“田宅卖不足”，遍地是丧家失亲人者的哀嚎:“促呼捉子来，且与仗一百……呜呼北城卖屋虫出户，西城又报缢三五。”百姓面对的一是课税的名目繁多，“喝尔当捐若干石，火速折送注岌”(《禹门哀》)，官吏们“旬日坐致银五万”，而百姓则“呜呼南乡人民苦诉天”;二为官吏的残酷无情，“催纳捐欠声如雷”，“长官切齿目怒瞋”，“未至一日出者埋”表现了官吏们的无情冷漠，残暴蛮横;三为痛苦的生活，“走报其翁已经死”，“南门生吃人”，百姓们走投无路，被逼上死路，但生命的结束也没能唤起官兵的半点怜悯，这些都是当时百姓悲惨遭遇的真实描述，这是诗人之悲也是国家之恸。

　　郑珍与杜甫虽然不是同时代诗人，但两人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却又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从两人的诗歌中，不仅能看到两位诗人对自我的关注，也能够看到作为儒者的两位诗人在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中对国家和百姓的关注。他们以强烈的爱国之情关注现实、反映现实、讽刺鞭笞朝廷的昏庸腐败;以赤诚的怜悯关注生活在痛苦中的百姓，用诗歌再现百姓的生活状况，对黑暗现实的关注和反映体现了强烈的悲剧意识，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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