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音系的审音者持有“存雅求正”的理念
我国历史上传世的文献音系，大多是为了共同语编制的，比如《切韵》、《中原音韵》、《韵略易通》等韵书；《韵镜》、《切韵指南》等韵图；陆德明《经典释文》、颜师古《汉书注》、贾昌朝《群经音辨》等音注；崔世珍《四声通解》、日译汉音/吴音等译音材料，无一不是反映共同语的。虽然，也有明确记录方言的文献，但通行范围有限，没有多大影响。
诚如上节所论，由于历代共同语本身缺乏明确的有效的规范，因此，我们看到的语音史文献所记录的共同语音系也就有了文章开头所说的复杂情形。
文献音系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是审音者（文献编制者）持有的“存雅求正”的审音观念引发的。
所谓“审音理念”指的是历代学者在编制书面文献音系、组织字音系统的时候，他们所秉持的理念、思想。张玉来（1999:7-8）阐述了“存雅求正”作为一种审音理念的内涵：“所谓‘存雅’就是依据传统韵书所演化下来的语音系统进行归类，所谓‘求正’就是依据‘规则’音变来审定音系……‘存雅’与‘求正’实际上是近代韵书编制者们的一种对音系的认知态度，是认识问题的两个角度。”具体说来，“存雅求正”的审音理念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
首先，体现着述者对现实语音的理解认知。编制反映汉语共同语音系的书面文献，只有融入实际语音，才能避免其语音系统成为空中楼阁，悬置无用。例如初唐公孙罗《文选音决》注明使用共同语注音①，但其音注系统却有典型的南方语音色彩，如：从邪不分、船禅相混。再如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起例》云：“从葺《音韵》以来，每与同志包猜，用此为则。平、上、去本声则可；但入声作三声，如平声‘伏’与‘扶’、上声‘拂’与‘斧’、去声‘屋’与‘误’字之类，俱同声，则不可。何也？入声作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毋以此为比，当以呼吸言语还有入声之别而辨之可也。”这句话明显表明了周德清立足实际语言的观点。兰茂《韵略易通》、桑绍良《青郊杂着》、毕拱辰《韵略汇通》等近代北音韵书，尽管对某些语音特点的处理有保守之处，如保留入声，但又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全浊清化、？ 声母消失、韵部合并、平分阴阳”等明清共同语的主流特点。
其次，反映了着述者审辨语音的能力，即“以时音为主架又适当区别一些旧的读书音类”（张玉来2007）。如何区分字音类别，表现了着述者审辨语音的能力。中古音义文献中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例子最为典型，一方面他的音注中有大量从邪相混、船禅不分的例子，另一方面首音和又音却又显示陆德明能够区分从与邪、船与禅（沈建民2007:58-62）。再如《窥基音义·序品第一》“制止”条：“诸市反。非纸，亦非旨。”这条音注显示窥基分别支、脂、之三韵，不过这种区分很显然带有《切韵》音系的痕迹，因为窥基在自己的着作中，许多音切都注明征引自《切韵》。近代汉语文献中也不乏此类例子，例如明清官话韵书中往往会分立出入声，这是因为“从前的读书人几乎都把入声看作‘正音’或‘雅音’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本方言中如果没有入声似乎是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无入声的文人在编撰韵书、韵图时，有的要把入声字独立出来，掩盖入派四声的事实……”（耿振生1992:153）刻意分辨入声，显而易见，是韵书编纂者在分立传统的读书音类。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忽略对古人着述、审音理念的萃取，只是笼统地说古人记录的是读书音或口语音--当然这也暗含了学者们对古人审音理念的认知。为了说明“存雅求正”与“口语音”、“读书音”在审音理念上的区别，我们先对“读书音”和“口语音”两个概念做出解释。我们赞同李新魁（1991、1998:15）、邵荣芬（2008:5-8）等学者对“读书音”和“口语音”的解释，即读书音和口语音在音位系统上没有太大出入，两者在字音层面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存雅求正”作为一种审音观念和音系安排的方式，与“读书音”最大的差别在于：“读书音”只在音类层面对“口语音”进行调整，不会涉及到音位层面。而“存雅求正”的处理方式，既有可能是对音类层面的调整，也有可能是音位层面的调整。下面列出乔中和《元韵谱》和毕拱辰《韵略汇通》的音系特点，以便对此进行说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元韵谱》与《韵略汇通》在语音特点上具有极多的相同之处，例如全浊声母清化、-m 尾的消失、平声的分化、全浊上的消变等。但两者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是在入声的处理上，《元韵谱》是以单独的调位来体现，而《韵略汇通》则是以塞音韵尾[-?]来体现。无论哪一种表现方式都已经影响到了音位系统。
《元韵谱》和《韵略汇通》的情况是比较简单的情形，相较之下，《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的情形已经让人很难说它们是同一时期的同一共同语记录了。例如：《蒙古字韵》的汉字组织在形式上保存全浊声母、部分重纽对立、有平上去入四声；《中原音韵》全浊声母消失、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差距造成的，不过，我们只要考核任何一个方言，就会发现，“读书音”从来不会脱离“口语音”,只是在音类上会存在差别。而《蒙古字韵》与《中原音韵》之间的差别，已不是单纯的音类有别，而是整个音位系统都有不同。我们认为《蒙古字韵》与《中原音韵》之间的差别，是由于“存雅求正”的审音理念导致的，“把《蒙古字韵》看成是脱离口头的书面的音系，才能够解释两者的不同。”（张玉来2007:16-41）
四 历代文献音系表现出的“存雅求正”的语音特点
将传世的书面文献音系的结构进行分析归纳，大致可分三种类型：第一，记录实际语音的，例如《六音字典》、《徐州十三韵》、《万韵书》等明清方言韵书；第二，因袭前代语音体系而成的，最典型的是《切韵》系韵书，虽然后世不断修订、增补，但是语音系统与《切韵》还是基本一致；第三，语音体系具有综合性，既可以是同一时期不同方言的综合，如《李氏音鉴》；也可以是古今音系综合，例如《洪武正韵》；还可以是人为设置音类，例如徐孝《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设有“有形等韵”和“无形等韵”（张玉来1998）。前两种书面文献的语音系统是“单纯性”的，而第三种则是“复杂性”的。“复杂性”文献音系即“存雅求正”的书面文献音系，①其音系特征可总括为三个方面：历时持续性、共时参差性、跨时共现性。
所谓“历时持续性”是指，某一种语音特征在书面音系中曾经存在，但在实际语言中已经演变或消亡，“存雅求正”的文献往往将其保留。“历时持续性”与着述者的学识、经历有密切关系，直接体现着述者本人审辨语音的能力。个别近代汉语书面文献保留全浊声母，是“历时持续性”的典型表现。初唐汉语书面音系中止摄支、脂、之的分合，也是此类代表，如表2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