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论文
关于金庸的论文范文第四篇：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的支柱及其百年发展流变
摘要：武侠意识形态是研究武侠小说思想史的重要工具，将其运用于金庸小说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金庸小说的武侠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在民族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和"反武侠"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始终贯穿着的是金庸对历史本质的思考、对历史中人的归宿的探求。在此基础上，以金庸小说为逻辑基点展开现代武侠的意识形态发展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更直观地观察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的继承与流变关系，也更能洞见武侠意识形态对于武侠小说观念史系统构建的意义，从而实现武侠意识形态方法论意义上的升华。但作为一种有效的思想研究方法论，武侠意识形态并未在武侠小说研究中铺展开来，在其概念阐释和研究规模上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在文中提出几点建议，以此助力对武侠意识形态研究。
关键词：金庸小说； 武侠意识形态； 民族观； 为国为民； 反文化； 人性；
作者简介： 熊敏（1998-），女，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Abstract:Martial arts ideology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study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martial arts novels. When it is used in the study of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Jin Yong's novel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martial arts ideology of Jin Yong's novels mainly lies in four aspects: national ideology, national ideology, cultural ideology and "anti martial arts" ideology, which always runs through Jin Yong's thinking about the essence of history and the return of people in history. On the basi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odern martial arts ideology based on Jin Yong's novels can not only observe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martial arts ideology in Jin Yong's novels more intuitively, but also have a better insight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martial arts ideolo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martial arts novels, so as to achieve the sublimation of martial arts ideology methodology. However, as an effective methodology of ideological research, martial arts ideology has not been spread out in the study of martial arts novels. 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in its concept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scale,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refore,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paper to help the study of martial arts ideology.
Keyword:Jin Yong's novels; martial arts ideology; national outlook;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counterculture; human nature;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于2018年溘然长逝，学界再次出现了"金庸热"现象。金庸小说研究已历经数十载，相关著述数量庞大，成果丰厚。"热潮"之下更应冷静反思，如何在吸取既有成果基础上保持金庸小说研究的学理性提升和持续性发展，是现在面临的重要问题。
思想研究是金庸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金庸小说以广博深厚的思想性著称，不仅使武侠小说的文类品格得到显著提升，还成为通俗文学走向经典化道路的典型范式。综观金庸小说的思想研究，大多偏向于知识性的罗列和单元式的陈述，缺乏一个稳固的理论根基，各研究成果之间也就缺少关联性和互文性，整体上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体系。鉴于此，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武侠意识形态的概念，并运用在金庸小说研究之中，成为金庸小说经典化的一个重要推力。本文将武侠意识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梳理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武侠意识形态进行归纳分析，并将金庸小说作为逻辑基点，以"前金庸""后金庸"的观念史变迁为视角，进一步探讨武侠意识形态方法论的意义和普遍适用性，希冀助力金庸小说和武侠小说思想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
一、武侠意识形态：作为武侠思想研究的一种方法论
（一）武侠小说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困境
思想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武侠小说研究领域，思想内涵的高低几乎决定了武侠小说能否被纳入主流文化的接受视域，同时，武侠小说的思想意蕴也昭示了作者的立场态度。对武侠小说的思想史进行梳理，就是对作者及其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检视。但是纵观现代武侠小说思想研究史，无论是民国武侠还是港台新派，其研究上的缺点从整体上昭示着现代武侠小说思想研究的困境。由于梁羽生对自己的作品和创作理念有相当清楚的阐释，以至于后世研究者难以跳脱其固有思维，研究缺乏新颖观点[1].还珠楼主思想研究虽然曾一度呈现繁荣面貌，但因此出现饱和度过高、大量重复性研究现象，从而出现相当部分的研究成果价值都不足的情况[2].而"南向北赵"的研究也缺乏有力理论支撑，需增强武侠类型知识的研究[3].
金庸小说思想研究是金庸小说研究中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入的方面。随着武侠小说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日趋成熟，金庸小说思想研究的视角逐渐多元化，无论是文本内部的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体现，文类传统上侠义思想和武学思想的续接和发展，还是文学品格上的创造式提升和主流化转化，现代中国语境中传统与现代性的接洽和文化与反文化的纠缠，都得到过广泛的讨论。然而，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提出造就了这样的负面效应：长期以来研究者不顾金庸小说的文类属性，习惯性以传统精英文学研究思路和理论为方法和批评标准，导致类型学进入金庸小说研究较晚，限制了金庸小说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存在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金庸小说思想研究的边界尚不明晰，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框架。其次，历史意识缺乏，不善于吸取前人成果。单元式的研究犹如管中窥豹，缺乏全局观念。最后，理论工具不足，对金庸小说的思想解读大量停留在主观性的阐释分析阶段，理论性较弱。
因此，如何改变过去的研究面貌，以一个相对科学、完善的理论去对武侠小说思想史进行梳理，用一个可供推广的研究模型来支撑武侠小说思想研究，成了一个亟待研究者解决的问题。
（二）武侠意识形态的含义
鉴于武侠思想研究方法论匮乏的困境，韩云波提出了武侠意识形态概念，将其构建为一种武侠小说思想研究方法。所谓武侠意识形态，是指武侠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其他类型小说文类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韩云波认为，武侠小说的语言形式、侠义观念的政治形态色彩、文化生产属性的大众市场、读者层次决定的武侠小说言简意赅的陈述和武侠小说知识体系的广域性这五个特征，让人们对武侠意识形态进行定义成为可能，从而对武侠意识形态概念做出了明确定义[4].然后，韩云波进一步从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和实践论四个板块来认识武侠意识形态，他指出本体论即关于武侠终极追求的追问；认识论表现为大侠成长过程中的规律性；道德论是善恶的行为规范，在武侠小说中表现为正邪之分；实践论在武侠小说中则表现为大侠的行为模式[5],将武侠意识形态进一步提升到保持武侠小说文类特色的位置。综上可知，武侠意识形态既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透露出作者对武侠的理解认知，还包括了武侠小说从整体上传达出来的审美意识，是武侠小说保持特色的关键，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文类的关键。而作为一种可以应用到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思想线索梳理中去的研究模型[6],武侠意识形态的意义不仅是武侠小说的思想内涵体现，更是作为一种研究模型被学界所重视。
学者们早已意识到"武侠小说研究的理论模型问题，已经成为武侠小说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7].在这一研究背景下，韩云波将武侠意识形态与武侠形式建构、武侠专门知识一起纳入到武侠类型知识体系中去，三者组成"武侠类型知识体系"[5],尝试破除武侠小说研究理论模型不足的困境。在2014年的文章《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与民国武侠的"后不肖生"时代》中，韩云波将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的关目聚合成十个"情节团",在此基础上分析该小说的情节演变与小说意识形态变化之间的关系，整合出了《蜀山剑侠传》内容聚合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8],进一步将武侠类型知识体系内部的三个子系统密切联系起来，构建武侠研究理论模型，实现武侠意识形态在方法论意义上的飞跃，将其作为一种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初步运用到了武侠小说思想研究中。
（三）武侠意识形态的初步运用
在对还珠楼主的小说序跋展开研究时，韩云波就借武侠意识形态研究模型，分析还珠楼主小说中的武侠意识形态的逻辑架构与历史变迁关系，认为还珠楼主小说中的武侠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在三教文化、侠性伦理和社会理想三个方面[4].而还珠楼主正是从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和实践论四个方面建构了一套不同于"南向北赵"的武侠意识形态，为武侠小说的特殊表现领域规划了一个显著不同于现实生活场景的"第二世界"[5].叶翔宇从市民文化和政治环境两个因素去考察古龙武侠小说中的武侠意识形态，因为社会政治的特殊原因，让古龙小说呈现出了"去历史化"的特征，其笔下的江湖成为近似理想社会的乌托邦，获得了意识形态的超越性，而良好的下层受众基础，让古龙小说消解掉了作为传统中国英雄的侠客身上的崇高性，使侠更贴近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和生活体验，从而将人的价值上升至本体论的高度，完成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化[9].韩云波在武侠小说研究模型的整体视野里将武侠意识形态和武侠形式建构关联起来，说明了两者在同一框架下形式与内容的互文性，梳理出以人物为中心、以事件为中心和以环境为中心三种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形式建构，又分析从平江不肖生到金庸小说的武侠意识形态变化[10],认为"前金庸"时代将武侠意识形态由传统个体侠义人格的节概扩展到民族国家的社会责任，从古典乡曲豪强及官僚式、仆从式的侠发展为具有现代性社会责任的侠[6],而金庸以集大成式和精英式的创作态度，实现了国家/人民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11].到了"后金庸"时代，在"和平与发展"的理念下，武侠意识形态的时代特征又从忧国忧民转变成个性张扬[12].由此，在武侠意识形态方法论统摄下，初步完成了从民国武侠到金庸武侠再到"后金庸"武侠的一个武侠意识形态发展线索梳理，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示范。
二、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的四大支柱
武侠意识形态是保持金庸小说特色的重要成分，是金庸武侠小说区别于其他武侠小说的关键。在武侠意识形态理论框架指导下，可以将金庸小说中的武侠意识形态归纳为民族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和"反武侠"意识形态四大支柱。在金庸武侠意识形态流变过程中，连缀着金庸小说思想的变迁，始终贯穿着金庸在创作过程中对民族、家国和永恒人性的思考。
（一）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形态：反清复明的世俗正义
金庸小说中的反清复明母题来源于民国旧武侠世界，故早期金庸小说中的民族意识也对民国旧武侠中的民族意识形态多有承袭。关于反清复明的题材，在平江不肖生之前，民国就有武侠小说家触及此类题材，羊羽在对民国小说进行鸟瞰时，指出姜侠魂与杨尘因曾合著《江湖廿四侠》，以明末复社诸子与郑成功反清复明等事迹作为核心内容[13].至平江不肖生与还珠楼主，在各自的代表作中都有对这一主题的影射。作为金庸武侠意识形态道路演进中的一个阶段，以汉民族为本位的民族意识在初期的两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中得到充分体现。卢敦基对金庸小说中的民族观念演变有相对完整的论述，他通过对金庸两部早期小说《书剑恩仇录》和《射雕英雄传》中的民族思想进行剖析，指出金庸早期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具有以汉族为中心、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进行批判的一致性[14].何平谈到了儒家思想中的精神传统---夷夏之辨，是如何限制作者视野，导致其早期作品的民族观较为狭隘[15].这里就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在民国的旧武侠小说当中，虽然有作品涉及反清复明这一题材，但都只是不甚重要的支线，为何在金庸笔下，却成为一个早期写作的核心母题？追溯金庸早期的汉民族本位思想源头，卢敦基认为民国革命时期反清排满的旗帜并未立马搁置，而是随着各种稗官野史进入通俗文学之中，金庸受此熏陶也是有可能的[14].宋伟杰立足于中西融合的学养基础，以较为开阔的二元比较视野对金庸小说中的民族观进行阐发，他指出在金庸的华语语系叙事里，错综复杂的夷夏之辨、汉满蒙藏回的恩怨情仇贯穿其中，汉族被描写成弱势群体，被异族进行强势宰割，是时时复现的历史境遇，也是曲径通幽折射冷战时香港的殖民地状况[16].然而，"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反清复明'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都并无更丰富的内涵"[17].正如金庸本人也意识到的那样，"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18].
金庸对历史本质有着深刻思考，其小说中的史学意识为众多学者所关注。胡小伟认为，金庸小说继承了传统的讲史演义传统，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思索[19].而这种思索，就包括了他对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考虑[20].张旭、林文谱认为金庸从民本史观中衍生出来的大民族史观，在作者的史观体系中得到了逻辑的统一，金庸用小说家言论破除了从皇权专制中衍生出来的狭隘民族史观，最终让自己走向民族融合的道路[21].至《鹿鼎记》中，金庸戏笔、史笔兼用，以一种充满悲悯、客观的人本史观，与传统"明夷夏之大防"的旧式史观形成鲜明对比[22].陈平原从金庸的报人身份着手，他认为金庸的政论家身份，让其拥有较为独立的历史观，能够突破夷夏之辨，从整体上把握住历史的发展[23].在进步史观的推动下，金庸的民族意识走出了狭隘天地。卢敦基认为金庸借《天龙八部》这一部慈悲之书，以悲剧形式批判了民族中心主义；在《鹿鼎记》中，又以喜剧嘲讽了民族中心主义自以为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合法性[14].而韩云波通过对比金庸对《碧血剑》中"为国为民"的几次删改，更进一步指出那不仅是袁承志梦想的破产，也是金庸对反清复明的无情嘲讽。"'反清复明'作为一种耳熟能详的世俗正义，包含着太多的文化积弊，已经不可能作为中国的应然出路，必须寻求另外的代替方案。"[17]
（二）金庸小说的国家意识形态：家国同构的主流意识
进步的历史观让金庸的创作没有停留在一族一派的争论里，因为无论是汉族、满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从这个意义出发，反清复明已经不具有现实价值。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小说民族意识形态上升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之作。这部创作于1957年的小说，既写了南宋末异常激烈的民族矛盾，又在民族冲突之上塑造了一个以国为重、为国为民的儒侠郭靖。《射雕英雄传》是一部不同于以往的金庸小说，它以生于中原而长于异族、身份具有"杂合性"特征的郭靖为主角。郭靖母子虽身在边塞，但郭母时刻叮嘱郭靖不可忘其本，而"这种对'本'执着与对'根'的固守，一如这种宁死不屈的骨气所凸显的，并非大汉族沙文主义，而是作为一个拥有确定'民族-国家'身份的人所能展示的信念与尊严"[24].郭靖对家国的挂牵，是他日后驻守襄阳、以身殉国的源头，也是他在保家卫国时，对刀刃下惨死的各族无辜百姓悲悯心的来处。在新修版《射雕英雄传》"是非善恶"一章中，金庸特意增加了一段郭靖的内心独白："大丈夫该有仁人义士之心，洪恩师常说的：'义所当为，死则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然而花剌子模不是大宋，撒麻尔罕城中的男女老幼不是汉人，他们说的话跟我不同，写的字跟我不同，眼睛头发的颜色和相貌全跟我不同？我为什么看到蒙古兵提刀挥枪要杀他们，心里就不忍。"[25]1280-1281韩云波将这段文字解读为这是金庸对"为国"和"为民"的本体意义的思考，是大侠面对复杂环境时对个体完善的思考[17].其实，这何尝不是金庸借郭靖之口，对自己以往的民族观念思索并突破的表现呢？作为金庸武侠意识形态转变的关键人物，在郭靖身上，民族与家国问题被糅杂在一起，但最终金庸让后者战胜前者，让郭靖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气概，取代民族之分，从而真正建构了"国家/人民主流意识形态"[6].
相较于郭靖，杨过这一人物形象却完全偏离了儒家所赞扬的"敏于事、讷于言"的君子形象，但金庸却在《神雕侠侣》中不惜笔墨地描写杨过在礼教的倾轧和儒家思想的善诱间的痛苦挣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是杨过经郭靖接受的道德准则，而与小龙女的爱情则不能用世俗间的种种道德加以限制[26].这样的困境让杨过始终在道德准则与个人私欲之间徘徊，他听从裘千尺的意见要杀郭靖夫妇替父报仇时，郭靖正在襄阳浴血奋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郭靖被杨过所杀，那就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一意识形态化为乌有的表现，但是杨过最终选择突破个人私欲，上阵杀敌，终成为一代神雕大侠，而金庸也通过塑造杨过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将"桃花岛上的昔日教诲上升到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侠和儒一样，成为民族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先锋代表者。至此，金庸完成了新一轮的武侠意识形态建构，也是武侠小说的意识形态层级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武侠小说具有了进入主流经典的可能"[6].
实际上，无论是郭靖，还是杨过，他们身上都存在为国为民的思想因子，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胡雪峰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出发，分析金庸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表现，他指出儒家讲求仁爱，而金庸进一步将儒家的仁爱之心上升到国家层面，塑造出了郭靖、杨过等一批为国为民的侠客[27].从这里可以看到，金庸并不是孤身进行武侠意识形态的构建，他巧妙地借用了儒家思想中有深厚基础的家国同构观念，在塑造以郭靖为代表的一批儒侠时，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武侠意识形态彰显到了极致。何平认为金庸借对政治社会具有最大亲和力的儒教支撑起血雨腥风的江湖，又用原儒情怀塑造起一批"家国天下，皆吾一身"的英雄群像。他为侠客开创了一条以武侠为手段、行圣王事业的行动路线[15].吴秀明在人学视域下探讨金庸小说的当下意义时，也指出金庸的众多作品强调推崇"外圣""内修",金庸所塑造的江湖英雄带有明显的"阳侠阴儒"特征[28].龙雍生剖析了金庸在小说中将儒家家国仁义观念与人物形象塑造相结合后创造出的儒侠，并以郭靖和乔峰这两个金庸小说笔下的经典儒侠形象为例，再次论证了儒家的家国观念和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的亲密关系[29].更深层次上，周宁探讨了金庸小说里侠客血缘关系的混乱与儒家崇尚的伦理秩序的毁灭之间的关系，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乎个人、民族和国家的灾难，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英雄使命就集中表现在秩序和价值的重建上[30].
（三）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与反文化的纠缠
通过借用儒家文化，金庸在小说中成功建构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昭示了金庸小说蕴含着相当丰富多元的文化思想。刘卫国从整体上考察了金庸小说的文化流程，认为金庸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后又走入道家，到《天龙八部》又皈依佛家[31].王一川结合金庸小说产生的环境背景，认为金庸小说虽然产生于20世纪后期英属香港殖民地的汉语文化语境中，但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体现出了明显的古典文化崇向，体现出了强烈的现代后古典特征[32].金庸小说不仅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而且兼具一定的西方文化色彩。龙娟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域下，在文本细读的实践基础上，结合比较文学跨文化、跨文明等相关理论特征，对《基督山伯爵》和《连城诀》两部小说的同质性、异质性与变异性进行审视[33].刘博涛从小说背景、人文关怀、材料的处理和小说之间的关联四个角度比较了雨果和金庸在创作小说时历史观的差异[34].刘铁群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对《天龙八部》进行原型分析，透过两部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性，看到了它们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并发现《天龙八部》蕴含着《俄狄浦斯王》的悲剧原型[35].赵丹观察到金庸小说在艺术创作中，不但有中国传统典型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深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小说的复仇情节，就是西方文艺的思想元素和表现形式[36].
卢敦基首提"反文化"一词，卢敦基通过列举《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和《天龙八部》等作品，对金庸小说中的文化思想进行了一番论述。同时他又提出金庸用现代意识去观照传统文化思想，从而表达出了深刻的反文化思想[37].徐岱认为，金庸对个体性精神的推崇，让书中光彩照人的大侠本色，成为既是反文化的浪子，也是反体制的强人[38].冷成金认为《鹿鼎记》是一部探索民族性的杰作，金庸通过撰写韦小宝这个独特人物，让小说从整体上表现出反文化倾向[39].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反文化的融合、纠缠，共同构成了金庸小说的思想张力。
（四）金庸小说的"反武侠"意识形态：人性描写替代宏大叙事
无论是积极表现反清复明的世俗正义思想，还是逐渐走向家国一体的国家意识，无论这些意识形态如何随时代的变化而做出相应改变，其本质都是上层建筑在作者的意识形态中的映现。正如金庸曾说："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会消灭，那时候'爱国''叛国'等等观念就没多大的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的为人们所赞美。"[40]1431于是金庸小说也随之走入"反武侠"意识形态环节。"'国'既已非确定，'民'则推己及人，中华民族文明之流浩浩荡荡，必然导向'侠之大者'的自我完善，促成人性素质的提升，达成'命运共同体'的建构。"[17]既然侠客已经放弃"为国"这一无所依傍的道德高地，那接下来金庸要占领的就是亘古不变的人性。许多学者普遍认为，"金庸小说在1959年之后，亦即金庸创办《明报》并拥有充分的创作自主权之后，逐步实现了从'描写民族性、阶级性到描写人性的转变'"[6].而金庸借以在小说中表现纯粹人性的工具，就是"反武侠"思想。吕进、韩云波将金庸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延伸至反武侠视域，认为反武侠是金庸武侠小说主题思想的一个逻辑发展过程。金庸在否定武侠的同时，也在尝试抛弃旧武侠小说中旧思想和文化意识，从而探求武侠小说新的发展契机，其中就包括对人性原则的追求[41].韩云波认为，这种从平江不肖生、白羽，到古龙、金庸的百年的反武侠历程，作为对武侠小说人文内涵持续的追问与反思，构成了武侠小说发展的内部动力。而金庸也以他的创作，实现了人性本质与性情深度在武侠小说情节系统中核心地位的确立[42].在反武侠的思维统摄下，不仅金庸笔下的侠客形象离传统侠客越来越远，而且"小说的主题也离国家民族的本位愈来愈远，而离人性人生的意旨愈来愈近，也愈来愈深"[43].正如韩云波所说，金庸的反武侠写作，实际上就是将他之前的创作规范给否定掉，以期获得新的武侠观念，而这种武侠观念的核心，就是对人性本质和自由的追求[42].金庸对于传统武侠小说和自身创作的否定，其实也是金庸的"反武侠"意识形态在形式的流露。
刘再复在论述金庸小说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影响时认为，金庸小说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而这种文学自由精神，又让金庸小说能够在审美内涵上增加人性维度[44].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情与理往往被视为两个对立阵营，而冷成金认为金庸利用现代意识，合理张扬了人性，在理和情之间进行了适度平衡[39].徐岱将复调、诙谐等西方文艺理论思想纳入论述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他认为金庸小说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一种真挚的情感空间，一种建立于相互沟通基础上的人类之爱[45].吴秀明、陈择纲指出，金庸小说通过将侠客与救人水火、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考察，恢复侠客做人济世的尊严责任。而侠客除暴安良，则是立足于民本立场并有所超越，融入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对人民遭受苦难和不幸的同情之心[46].而金庸曾前后多次、历时数年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订完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一武侠意识形态也随着金庸对作品的修订而在其作品中占据着愈来愈轻的分量，取而代之的是金庸对人性的关注，对个人自由、群体幸福的追求[17].
金庸不断在小说中开掘人性、呼唤自由。但就武侠小说而言，其实际内容本身就是一种对人和人性的束缚。对芸芸众生来说，侠客要为国为民、惩奸除恶，但为国为民的背面或许就是举兵鏖战，苍生受苦；惩奸除恶之时，可能也存在着滥杀无辜，又何来群体幸福？于侠客而言，为国为民、匡扶天下的责任既是无上的荣耀，也是一道沉重的枷锁，让其在选择个人人生发展道路时思前顾后，又何来个人自由？而金庸本人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贯穿着金庸武侠小说写作的反武侠意识形态就在此基础上展露出来。
要之，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不断伴随着金庸自身意识形态的更新而步入更高的思想层次，金庸在小说中展现的民族大融合思想、家国一体观和对个体自由的强烈渴望，是金庸对历史本质上下求索后，对国家发展道路做出的一番总结，最终升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上来。
三、以金庸小说为逻辑基点看百年武侠意识形态发展流变
金庸是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研究现代武侠小说发展史，无法跳过金庸这个关键的逻辑点。正如韩云波所说："从'前金庸'到金庸再到'后金庸'的完整历程，显示了中国现代武侠迄今为止的完整历程。从'前金庸'与'后金庸'看金庸小说，既是对武侠小说经典特性和最高成就的静态确认，也是对武侠小说从发生到成熟渐进过程的诠释，表征着武侠小说经典化的积淀与消解，从而为武侠小说文类的整体历程提供一个逻辑视角的宏观观照。"[6]同理，以金庸小说为逻辑基点展开近百年的武侠意识形态发展史研究，在对"前金庸"、金庸和"后金庸"武侠意识形态史梳理中，实现武侠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延展。
（一）"前金庸"时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积淀与层累
所谓"前金庸"时代，是指在金庸之前，武侠小说处于积淀、增累、顺势然而并未获得经典化认同的武侠时代[6].在这个时代中，武侠小说创作打开了新局面，侠又被赋予了全新的文化内涵，是武侠意识观念形态进行现代化转换的初始阶段。在侠义被重新赋予新的内涵的同时，有学者指出，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关注点的写作路向就始终贯穿在现代武侠的早期写作中[47].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是通俗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也即是现代武侠小说第一代的领军人物。"[48]张堂锜认为，《近代侠义英雄传》以霍元甲为中心人物，平江不肖生围绕他描写了一系列爱国事迹，在小说中传达出了强种救国的思想[49].范伯群将这种强种救国思想进一步升华到爱国深情与民族正气的思想高度[48].通过创作《近代侠义英雄传》，平江不肖生为近代武侠小说创作开辟出了"近代"创作路线[50].所谓"近代",就是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体现出来的创作路径，它强调侠客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平江不肖生却未能将这种社会责任感进一步上升到拯救民族国家的意义层面，故而其武侠意识形态始终被排斥在主流意识之外。平江不肖生之后，还珠楼主沿着平江不肖生开创出的"近代"创作路向进行小说创作，"最终还珠楼主将古典传统中的三教文化融合起来，将武侠意识形态从传统侠者个人的'节概'扩大为广泛的社会责任"[6].韩云波指出，还珠楼主摆脱了不肖生笔下极其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羁绊，扩大了侠性内涵，综合了传统侠性伦理和现代民族意识，创造出了具有现代性意识的武侠内涵[4].但是这种以三教文化为文化根基的武侠意识形态，昭示着他所建构的武侠意识形态仍属于江湖性的古典文化，注定了还珠楼主无法扪及社会现代性的大门[6].所以在还珠楼主这里，武侠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建构任务仍未完成。至还珠楼主，"前金庸"时代民族-国家的武侠意识形态已经增累到了一定的量，民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呼之欲出。
正如黄露所说，平江不肖生小说中的侠和义，相继影响到了后续的武侠小说家，金庸笔下的郭靖、乔峰等人身上就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高度[3].宋琦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发现金庸在早期作品中继承了民国初年平江不肖生等人开启的家国观念，在家国同构的话语中营造家国利益与侠客个人的冲突[51].民国旧派武侠将武侠意识形态扩展到民族国家的社会责任，金庸则继续沿着这条路线建构自己的武侠意识形态。然而，旧武侠发展浩浩数年，旧武侠意识形态根基甚深，金庸又如何在接续中对旧观念进行突破呢？卢敦基观察到金庸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其小说意识形态形成的影响，认为阶级观念在50年代是主流，而此时正处于热血少年的金庸会采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历史和人生，也是很平常的事[14].在此基础上，韩云波将阶级观念的纳入作为金庸建构新武侠意识形态的重要标志。金庸以阶级观念处理武侠意识形态，可视为其对"前金庸"终结之际提出问题的回应，是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转变，使之可能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6].至此，金庸才在"前金庸"基础上，以现代性高度对武侠小说进行经典制造，在武侠意识形态上建构了"国家/人民主流意识形态制高点"[6],即"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二）"后金庸"时代：个性化、娱乐化的意识形态导向
金庸小说中家国同构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融合的民族意识形态确立不久，金庸又进行了另一个路向的探索，展现了武侠小说中关注人性和呼唤个体自由的"反"意识形态。而这种带有社会转型期文化思想特点的个性化、娱乐化的意识形态，在古龙的武侠小说中早有揭示。
韩云波曾提出"后金庸"武侠的三种逻辑，即"抵抗突变式创新""另辟蹊径式继承""渐变改良式革命"[52],古龙虽应划入"金庸"时代，但其提出的"求新求变求突破"无疑是第一种"突变"的先声。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原因，造成台湾武侠小说"去历史化"的特点，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被消解殆尽，世俗化、个人化、娱乐化的特点在古龙的"悲情侠客"和"欢乐英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古龙笔下的人物脱离了中国传统的"智勇双全、文武相兼的等级英雄"[53]观念的束缚，其武侠意识形态转变为"现代都市的平民生活体验"[9].
吴秀明、陈择纲第一次提出了"后金庸"时代这个概念[46].但这个概念提出后，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韩云波以金庸小说为逻辑基点向前后延展，将"后金庸"武侠定义为从1986年温瑞安开始创作现代派武侠开始，1987年提出"突变",直到当下，为"后金庸"时代[11],才算真正搭建了一个现代武侠进程识别框架。在"后金庸"的武侠进程识别框架中，韩云波又将其进一步划分成以黄易、温瑞安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突变期，以凤歌、沧月为代表的大陆新武侠兴盛期和90后以学院、动漫为代表的大陆新武侠转型期[52].
黎慧撰文指出，侠、义、仁等武侠小说伦理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不同的解读，在"后金庸"时代，许多武侠小说家试图重新定义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所代表的传统侠义观念，使之契合现代或后现代语境中的人性与心理意识[54].面对港台新武侠小说的创作，韩云波指出温瑞安在表现武侠文体杂合性和武侠存在荒诞性的同时，没有忘记侠义原则，但他的"自成一派"早已经不是金庸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他将侠从"义"的抽象符号和救世者象征，变成了勇往直前的精神符号和善恶对立中的制衡力量，是有本领的平常人在风雨如磐的黑暗中为社会保留的一点正气[55].李如认为黄易则展示了侠客不再追求为国为民的宏达道德，而是渴望勘破天地生死之秘，对生命意义进行超越以及尊重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56].林保淳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切入点，去解释"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家孙晓和其小说《英雄志》中对正义和仁义的颠覆。林保淳认为《英雄志》深化了武侠与政治的关系，使得原依赖江湖侠客行事标准的"义"的定义受到冲击，由此看到"义"的诸多矛盾，甚至颠覆"义"的存在[57].总之，正如韩云波所概括的那样，在金庸时代即将结束之际，美苏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发展理念会在世界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中的武侠意识形态必然会反映出从忧国忧民转变成个性张扬的时代特征[12].
2004年，韩云波和《今古传奇·武侠版》共同提出了"21世纪大陆新武侠"[58]这个概念，打开了武侠研究新视野。韩云波在《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一文中，论述了大陆新武侠不同于港台新武侠的四个特点，其中，韩云波谈到好些传统概念在大陆新武侠中悄悄改变了，作者对正义提出了质疑，"无望之希望"构成了他们的后现代语境，"人之精神"构成了他们的现代追求[59].王文婷在硕士论文里详细论述了"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侠义观对金庸小说侠义观的继承，她指出沧月的作品暗含了金庸小说中的善恶观、重义轻利等主题态度；凤歌则受到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观影响，而步非烟则继承了金庸小说中"道家之侠"侠义思想[60].对于大陆新武侠来说，虽然金庸小说中的传统侠义精神仍然在其中发挥着影响，但是正如王景所说，后现代语境中的大陆新武侠作家，已经开始试图打破金庸所制定的侠义规则，构建自己的侠义精神[58].蔡爱国在论述大陆新武侠的智性传承与超越时指出，大陆新武侠有一部分作品延续了传统武侠小说中对侠义精神的构建形式，但是更多的是表达侠客的内心深处的挣扎，表达人性的复杂"[61].汤哲声通过梳理20世纪以来中国武侠小说经过的三次大规模变革历程，指出中国武侠在经历第三次创新运动时，金庸小说始终强调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做人标准、价值判断，以沧月、步非烟为代表的大陆新武侠小说家，却已经不再纠缠于这个极其传统的侠义精神，他们要表现的是人情和人性，是自我生命力的释放[62].陈中亮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金庸、梁羽生等开创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历史、政治等宏大叙事已经被侠客的江湖日常叙事和个体的生存困境所取代[63].韩云波认为，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大陆新武侠作家不同于生于忧患的港台新武侠作家，他们笔下更多的是对个体发展的关注，如步非烟的"做你自己"[11].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后金庸"时代的作家已经不再执着于传统的侠义理念，而是将笔触伸向了人性，这实则和金庸描写人性的观念暗合。正如韩云波所说，"后金庸"已经拥有更多人类意识，金庸推崇在小说中表现人性，而此时的小说中，不止有人性的小确幸，而且更有大智慧[11].
金庸小说确立了"人民/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从"后金庸"到大陆新武侠，武侠小说从20世纪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到个人化的、以审美和娱乐为旨归的"伪宏大叙事"和"小叙事"的转向，能够洞见社会文化转型期和"后工业化"时代武侠小说意识形态转型的特点。
四、武侠意识形态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武侠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富创新力的研究方法，而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研究中的一个重镇，其武侠意识形态的研究价值更是显而易见。尤其是在金庸先生去世之后，在其江湖地位的感召下，对金庸小说的思想研究进行纵深式的提升，不仅能为其他武侠小说研究提供范式，而且对武侠小说的发展来说更具有一种独特的意义。通过对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的研究面貌进行概览后，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距离这一概念出世仅有四年时间，但是已经有资深学者撰文对金庸小说中的武侠意识形态进行论述；数篇高质量论文都针对此主题提出了富有洞见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创新点。可以说，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研究正在逐渐成为金庸小说经典化的重要推力。但是，也无须讳言的是由于武侠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尚处于待成熟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正视缺陷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不仅对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研究的发展极为重要，而且对整个武侠意识形态发展史来说，更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一）武侠意识形态研究的不足
1.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阐释
武侠意识形态研究真正意义上的起步是对武侠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明确定义，但是从这一概念提出至今，对其内涵和外延接续阐释的文献数量并不乐观，从既有的文献上来看，学界对武侠意识形态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最初的概念界定上。从概念的内涵阐释上来说，意识形态包括道德、宗教及其他意识形态。将其放入武侠的审美世界中来，就生成了有别于其他文类的审美意识形态，即武侠意识形态，但是对意识形态如何进入武侠世界，它们之间如何相处相融等关键问题，却有待学者拟文进行后续论述。对其概念的外延而言，既然意识形态可以包含道德、宗教以及更多的意识形态，那么武侠意识形态也应该包含更多的意识形式，实现外延上的扩展。
2. 武侠意识形态研究规模不足
首先，较少核心研究者和高质量论文。从研究团队上来说，韩云波对武侠意识形态一直都有持续关注，在韩云波之外，也有研究者关注到了其中的理论建构意义，但是却未形成持久关注，对武侠意识形态研究的学者规模有待增加。
其次，研究对象有待扩展。除了武侠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和整体叙述，实际运用上只面向了金庸、还珠楼主、古龙等"大家".拟专题对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少，尤其是对"后金庸"武侠、大陆新武侠时期的武侠意识形态的研究力度有待加强。相较于金庸小说和武侠小说其他内容的海量研究成果，武侠意识形态的研究数量明显不足，其价值尚待凸显。
最后，研究角度局限。不同作家作品之间武侠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数量有待增加，对某一文本内部的武侠意识形态进行深度考察的文献不足，文本之间武侠意识形态如何继承与迭变、文本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变异、文本接受时意识形态的再编码等研究角度都有待增加。
（二）武侠意识形态研究发展的建议
1. 强化武侠意识形态在武侠小说研究模型中的引领作用
王亚伟指出，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的构建是目前中国侠文化研究的弱项[64].而长期的理论模型的缺失，"导致不能进入文本的文学及文化内涵的深层阐释，导致许多研究成了作品鉴赏'宝典'或浅层次的感性描述"[7].在这样的学术大环境中，要进一步加强武侠研究理论模型构建，而在建构过程中，首先要增强武侠意识形态和武侠形式建构、武侠专门知识这两个子系统的联系，在整体学术上构建更完备的体系和根基。其次，要强化武侠意识形态在其中的引领作用，让武侠意识形态在武侠知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最后，还要积极将武侠意识形态应用到武侠文学思想史梳理中去，保持其生命力。
2. 重视文本材料对武侠意识形态研究的影响
文本材料是武侠小说研究的基础，也是对武侠意识形态进行阐释的重要依据。在金庸小说研究视野中，重视文本材料对武侠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加强对金庸不同版本之间武侠意识形态的对比研究。对于其他创作前后持续时间长的作家（如还珠楼主），关注原始文本的搜集和比对，对于依托网络为创作平台的大陆新武侠、网络玄幻武侠等小说文本，重视由文本衍生出来的副文本等。
3. 用武侠意识形态构建武侠小说观念史系统
通过利用武侠意识形态对金庸小说思想史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作为武侠思想研究模型，武侠意识形态的意义不仅局限于理论层次，更在实践层次上作为一种合理科学的方法论被推广。换言之，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研究完全可以被视为武侠意识形态在方法论实践过程中的一个对象，对于整个现代武侠发展历程来说，"前金庸""后金庸"、大陆新武侠以及网络玄幻武侠等也可纳入武侠意识形态研究视野中，从而构建一个别开生面的武侠小说观念史系统，一方面从文类历史内部观察武侠小说的观念演变，一方面从不同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外部因素探究武侠小说观念的多方面影响。
五、结语
金庸小说对"中国道路"的自觉探索，是对我国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的重要贡献。金庸笔下"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显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接。为天下苍生之念而赴汤蹈火的英雄侠客，展现出金庸小说的永恒价值，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互文参照。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逆行者"和"先行者",正是这样一种英雄精神的时代体现，揭示了英雄文化并非是史书上的一纸空文[65],也绝非是小说中的消遣之物。由此，武侠意识形态得到理论和实践上的互文阐释和双重推进，不仅成为金庸小说思想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更是在与时代精神的契合中获得学术品格的提升。2017年习近平谈到，人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同时人类也正处于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让和平薪火代代相传，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66].金庸小说意识形态中流露出来民族融合的大历史观和家国同构的国家观，展现出来的人性关怀和共同体意识，不仅向世界传递出"中国价值",更为我国当今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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