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方言的研究现状及历史与应用研究,汉语言文学论文

　　自李荣先生将晋方言从官话中分立出来成为一个与官话平行的方言大区之后，晋方言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就目前看，虽然对晋方言能否成为一个与官话平行的方言大区仍有不同的看法①，但多数学者及其着作、教材、论文、地图中已经采用李荣先生十大方言的提法。晋方言独立划区大大促进了晋方言本身的研究，也对汉语方言学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为: 晋方言研究在经历几次平面描写高潮的同时，现在又进入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并重的时代。我们率先进行的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晋方言史研究，正在主持的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研究，在学界已有较大反响。下一步如何谋划晋方言研究的未来，如何就我省目前的研究力量做好晋方言研究，我们必须深思。下面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有的问题不可能谈得很深入。

　　在谈这些问题之前，必须先明确方言研究的任务和目的。方言研究的任务和目的不外乎两个: 一是研究方言的现状，即目前的方言是一个什么状况，面貌如何; 二是研究方言的历史，即今天方言的各个要素是何时由何原因发展演变而来。这两个任务和目的均属基础理论研究层面。此外，研究方言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方言的应用，涉及不同的研究手段，还涉及学科的交叉，要开展实验语音学、方言地理学、计算语言学等相关领域的晋方言研究，使晋方言研究手段更加丰富多样。

　　一对晋方言现状的研究

　　1．继续推进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的工程。目前已出版到 40 本，还有 8 本正在撰写过程中。将来可望出版到 80 本。这项工作已走在全国前列。

　　调查研究某个县的方言，是了解某个方言点现状的最直接的形式。表面看是对该县方言的全面收集和整理，实际上是对一个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也能使一个人得到比较全面的语言科学研究的实战锻炼。关于晋方言现状的研究，20 世纪曾有过两次小高潮: 一是 60 年代初对山西方言的普查，形成《山西方言概况》，编写出山西方言词汇调查表。二是 80 年代配合地方志的需要，编写出 40 本方言志。90 年代初形成《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21 世纪初进行的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工程，无论从调查规模还是调查内容均有所扩大。任务艰巨，欢迎更多的方言学者加入该团队，共同完成这一盛事。

　　2．继续加强对方言本体各个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首推侯精一先生的《现代晋语的研究》。这是我们多年来开展的常规性研究，这里不打算展开论述。对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研究要关注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目前我省的方言研究队伍中对语法的研究成果较多，其次是语音，词汇方面的成果最少。研究中要体现描写与解释并重，要注意挖掘新的材料和有特色的材料，要注重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 晋方言与官话的比较研究，晋方言内部各片之间的比较研究。

　　3．以山西省高校重点研究基地“方言与口传文化典藏研究中心”为依托，开展对山西民间口传文化的研究( 民歌、民谣、民间曲艺等) 。现在已有从方言视角研究山西民间曲艺的成果。可能不远的将来还要以我们为主力，开展有声语言数据库的整理工作。

　　以上各项研究中有的已有很好的研究基础，有的虽有一定的基础，但还需要不断论证、充实和完善。

　　关于方言现状的研究，成果多、队伍大，方法也较为成熟，将有另文专述，此处从略。下面着重谈晋方言的历史研究和研究手段的改进。

　　二对晋方言历史的研究

　　( 一) 关注晋方言核心方言、权威方言以及各片地位问题的研究

　　晋方言八片中，并州片是晋方言的核心方言，但并州片缺乏权威方言。晋方言是一个缺乏权威核心方言的方言，没有一个合适的方言点能够作为晋方言的代表。以前学界都将太原( 城区) 话作为晋方言的代表，如《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等，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这一观点存在严重的缺陷。在 2012 年旧金山举行的北美中国语言学第 24 届学术年会( NACCL － 24) 上，有个外籍学者拿太原方言的词汇与其他方言比较，结果认为晋方言的词汇与官话方言非常接近，其实不然。

　　现在我们提出“太原城区话不能作为晋方言核心方言的代表点，郊区话或太原邻县话可以作为晋方言核心方言的代表点。”

　　晋方言有核心方言但缺乏权威核心方言，这种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认为，一是与晋方言被官话方言包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与晋方言内部崇山峻岭的隔断有关，三是与历史形成的经济地位有关。晋方言被官话方言包围后，自然是官话具有权威性，任何一个方言都无法与官话的地位抗衡; 内部山岭的隔绝只能在一个盆地、一个小的区域内产生权威方言。但太原话为什么没有在晋中盆地内成为权威方言呢? 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这与太原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不如并州片其他县的经济地位高有一定关系。

　　晋方言地处黄土高原之上，在官话中卓尔而立，但晋方言内部各片的地位不等。核心地区保留古代的语言特点多，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边缘地区受官话影响大，保留古代语言特点少，演变规律受官话制约。如今，晋方言的大包片和五台片已经被北方官话侵蚀得面目全非，与官话方言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比如，古全浊声母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就已经与北方官话方言完全相同。那么大包片和五台片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一律不送气这种类似并州片的底层形式呢? 仅从共时平面出发我们是无法回答的。也许早期的晋方言，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都一律送气，但是北部区域已经被官话方言侵蚀，失去本来面貌。如果仅从共时层面出发，无论采用什么方法( 包括历史层次分析法) ，都无法给予确切的答案。面对这个难题，我们只能依靠历史文献。

　　我们期待在大包片和五台片能发现新的历史文献，从而进行大包片和五台片分片方言史研究。

　　( 二) 开展以文献为基础的晋方言各片方言史研究

　　平声不分阴阳是晋方言并州片的典型特征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何大安、丁邦新、王临惠、乔全生都曾提出讨论。以何大安为代表的学者以平遥等方言连读变调可以区别阴阳平为依据，论证并州片方言曾经经历过平分阴阳，但不能解释的是目前这些方言的单字调为什么阴平和阳平合并了。有学者认为清浊音的细微差别可以是导致平分阴阳的源头，而忽略这种细微差别也可以是导致今方言平声不分阴阳的原因。然而由于讨论的双方都没有文献依据，因此也只能各执己见。

　　王莉宁从“浊音成调”蕴含“清浊分调”的普遍性出发，认为晋方言“平声不分阴阳”的方言阳平调值都很稳定，具备“浊音成调”和“平分阴阳”的条件，从而否定了连调分阴阳只是清浊声母对声调的零星影响而不是平分阴阳的证据的观点，从类型学角度肯定了晋方言的平声在连调中分阴阳是单字调曾经分阴阳的证据。这是从类型学角度所做的推测，还有待实证。

　　最近《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的晋方言子课题负责人王为民博士发现了一本有关阳城方言的韵谱《芸香斋韵法新谱》。根据它的记录，道光年间的阳城方言平声不分阴阳，可是现在的阳城方言平声分阴阳。阳城方言属于上党片晋城小片方言。现在晋城小片方言中，高平方言依然平声不分阴阳。阳城方言的个案说明，在清代平声不分阴阳的方言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在道光年间，阳城方言已经没有全浊声母，不存在“清浊分调”的条件。可是，阳城方言确实重新发生了“平分阴阳”现象。这个个案说明，在不存在“清浊分调”的条件下，一个方言完全可以由平声不分阴阳，转变成平声分阴阳的方言，这是一种方言的转换，不是一般的方言演变，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阳城方言的历史表明，也许早期上党片晋城小片方言在历史上也曾具备核心晋方言的典型特征，但后来在官话方言的侵蚀下，最终失去了其早期的特征。

　　顺着这一思路，再看并州片平声不分阴阳的方言。并州片方言中连调能区别阴阳平的方言主要是介休、孝义、平遥、祁县、清徐、文水，主要集中在太原盆地中南部，以灵石高地为界阻隔着紧邻中原官话的临汾盆地。历史上，临汾盆地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中原官话的北上或许是以词汇的方式传递的。

　　在中原官话的词汇系统中，连调是区别阴阳平的，这个特点北上时，先把灵石方言完全转变，灵石方言词汇系统中不仅可以区别阴阳平，而且在单字调中也可以区别阴阳平了。而灵石以北的这些地方，则仅在连读变调中存在，而单字调依然平声不分阴阳。

　　这里，我们再举一个和语音史有关的例子，这是高本汉《方言字汇》给我们提供的证据。

　　现在的呼和浩特方言山摄字已经完全合并，与北方官话方言完全一样。可是根据高本汉的记录，百年前的呼和浩特方言与《中原音韵》非常类似，是区别“寒山”与“桓欢”的，如表 1、表 2 所示。【表1-2】

论文摘要

　　
　　百年前呼和浩特方言的读音格局与现代五台片定襄、忻州和五台方言完全一样，可是现代呼和浩特方言已经变得与北方官话完全一致。如果没有高本汉的记录，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确定呼和浩特方言曾经存在这种特征。现在很多学者提出，《中原音韵》的“寒山”与“桓欢”分韵是周德清的“向壁虚造”，因为这种特征在北方方言中找不到任何痕迹。现在我们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 三) 晋方言的阿尔泰化与“底层词”研究

　　颜之推曾提出当时的汉语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鲁国尧曾由韵母入手对“南染吴越”进行半解，郑张尚芳则从声母角度尝试对“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进行初探。那么究竟什么是“南染吴越”，什么是“北杂夷虏”，目前仍然是个谜，需要我们去破解。

　　日本着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说“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也值得我们深思。‘中原’地区被金、元占领了三个半世纪，清又统治了将近三个世纪; 过去的十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都处在北方阿尔泰民族的控制下。”

　　乔全生指出“山西是草原到中原的必经之地，山西境内的方言必然受到阿尔泰诸民族语言的影响。……就目前看，语音上的调类锐减，语法上的逆序结构，词汇上的‘底层词’，均与阿尔泰诸民族语言影响有关。晋方言的调类最少的只 3 个，中北部4 个居多数。”

　　由于晋方言历史及其所处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晋方言成为考察汉语“北杂夷虏”的重要资源。作为晋方言研究者，这个重任自然落在了我们身上。

　　然而晋方言的阿尔泰化目前还是一个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这里也只能选择个别现象做初步的探讨。

　　1．塞擦音、擦音声母只有一套

　　今晋方言并州片和上党片方言中，塞擦音、擦音声母只有一套，要么是 ts、tsh、s、z，要么是 t、th、、。这一点与周围官话方言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

　　如果将这一特点与蒙古语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蒙古语也只有一套塞擦音声母。不仅蒙古语是这样，整个阿尔泰语系语言如满语都是这样。如果将这一特点与东北官话相比，也会发现，东北官话也大多是塞擦音只有一套，要么是 ts、tsh、s，要么是 t、th、，有的甚至是 ts、tsh、s 和 t、th、 混而不分。( 不同的是，东北官话的日母字多读零声母) 为什么这两处互不联系的方言都会出现同样的特征呢? 这应该和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接触有关，无论是蒙古语还是满语，都只有一套塞擦音和擦音，即 t∫ 、t∫ 、∫ 。

　　2．“底层词”的研究

　　目前对“底层词”的研究仅限于个例，可遇而不可求，如源于羌语的“呼母为姐”，源于鲜卑语的“呼父为哥”，源于西夏语的“爷亲、胞亲”，源于蒙语的“糊塌塌”等。反过来，少数民族语言也受晋方言的影响，蒙语受晋方言影响的词最典型的是: 圐圙。

　　( 四) 古西北方言研究

　　1．古西北方言的内涵

　　乔全生曾提出，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系后裔。

　　当时主要依据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成果，挖掘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特征，并与现代晋方言比较，提出这个观点。乔全生则进一步提出，汾河片方言是宋西北方言的直系后裔。

　　无论是唐五代西北方言还是宋西北方言，都是古西北方言。那么究竟什么是古西北方言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 1) 古西北方言的区域; ( 2) 古西北方言的特征; ( 3) 古西北方言的历史演变。

　　2．古西北方言与晋方言及其他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

　　河北师范大学朱星教授在 1982 年发表的《汉语古音研究的过程和方向》一文中曾指出，上古汉语实际上有西北和东北两大方言音系。《广韵》以前的音代表西北方言音系，从周秦以来直到《广韵》，都是一个方言音系。虽分上古和中古，但都建都在长安、洛阳，因此秦( 晋) 洛方言接近，形成上古的大通语区。东北方言音系又称燕代音系，这一支在上古没有势力，影响很小。直到晋代五胡乱华，匈奴、鲜卑两大族从东北辽河流域入侵内蒙古，再从和林一带，进入云中大同，后又入侵燕赵，先后经历燕、魏，统一北中国，东北方言才从此抬头。

　　朱星教授还指出，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因父亲太公喜欢幼子季历，至太公死后，因内乱逃至吴越蛮荒之地。先落脚无锡梅里，后建都姑苏。其口语实是周秦语。粤语是秦始皇迁北方 50 万人守五岭逐渐形成，汉代赵佗又带去北方说周秦音的人到达此处。东晋避乱，大批氏族南迁，又造成客家话，所有这些都是西北方言音系。

　　朱星教授的观点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晋方言与官话方言不同，而与南方的汉语方言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晋方言和闽方言都有匣母字读 k、kh的现象; 都有鼻音带同部位浊塞音的现象和明母读双唇塞音现象; 晋方言和吴方言在鼻音韵尾弱化及脱落，“支微入鱼”，指示代词三分，全浊正齿塞擦音读如擦音等方面有共同的表现。

　　现代官话方言基本上是以古东北方言为基础形成的。晋方言是古西北方言的直系后裔，因此从根源上说，晋方言和官话方言是两支平行的汉语方言。尽管从地理位置上看，晋方言和官话方言都是北方的汉语方言，但是两者的来源并不相同。

　　三晋方言的应用研究

　　( 一) 开展与司法录音检验、听觉与言语科学等领域相关的实验语音学研究

　　众所周知，汉语方言的调查过去一直是口耳之学。由于 20 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都十分注重方言音系的描写。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汉语方言音素特征的价值，晋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也是如此。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实验语音学已经成为语言学中比较成熟的语音研究方法，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有关晋方言的实验语音学研究，目前才刚刚开始，南京师范大学的刘莉李教授带领她的学生对晋方言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如和红艳《山西文水方言声调的实验研究》、范金武《太原话塞音、塞擦音、鼻音的声学分析及比较研究》、余延琳《绩溪、太原、福州方言元音实验研究》等。

　　作为晋方言研究的重镇，如何有计划地开展晋方言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我们有一项关于晋方言实验语音学研究课题《山西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话者识别研究》已经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根据我们的实际，开展与司法录音检验、听觉与言语科学等领域相关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将会率先作为我们的研究重点。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晋方言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将获得长足的发展，晋方言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 二) 开展以 GIS 地理信息系统为手段的方言地理学的研究

　　20 世纪，着名语言学家贺登崧先生曾经在桑干河流域进行方言地理学的调查和研究，完成了他的名着《汉语方言地理学》。

　　日本着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先生也调查过山西方言，他的《语言地理类型学》有很多内容涉及晋方言。之后，王辅世《宣化方言地图》，郭凤岚《宣化方言及其时空变异研究》、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都采用方言地理学方法对晋方言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或对某个地点方言进行研究，或对几个地点方言进行研究。目前还没有出现对整个晋方言进行方言地理学研究的成果。可喜的是，我们的团队中已有一项晋方言地理学的研究课题《山西晋方言地图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

　　我们已经在并州片方言中开展以村为单位的细致的方言调查研究，计划以并州片方言为实验基地，开展大规模的晋方言调查，然后进行晋方言地理类型学的研究。这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耗时耗力的研究工作。我们有信心在完成并州片方言的大规模调查之后，再进行其他山西境内的晋方言大规模调查研究。同时我们也希望河北、河南、陕西、内蒙古各省的晋方言学者能携起手来，共同进行这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

　　近年来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与日本同志社大学沈力教授合作，共同进行以 GIS 地理信息系统为手段的晋方言地理类型学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现在已作为引进百人计划的合作项目，目前已取得了若干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我们计划将这一手段普及到整个晋方言的研究上来，深入进行区域方言研究，探索晋方言的形成，探寻晋方言与官话方言之间的关系。利用 GIS 地理信息系统，建构山西方言的语言生态库和山西方言有声数据地图，为国家检测语言生态的变化，以及公安刑侦开发基于有声数据的追踪系统提供理论基础。

　　要真正体现语言科学研究中“科学”一词的含义，必须加强方言的应用研究，即“接地气”。例如:为公安刑侦服务的方言话者识别研究，为通讯服务的方言语音模式转换，方言计算机处理，方言的计量研究，方言相似度计算，各种方言数据库的建设，等等。

　　总之，正如李荣在《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序》中所说的一样，“山西方言在我国北方方言里是比较复杂的。对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开发。”虽经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在晋方言研究上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晋方言的宝藏才露出冰山一角，作为一个语言学工作者，尤其是作为一个以晋方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共同开发这一“无穷无尽的宝藏”。

　　参考文献:

　　［1］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5( 1) : 2 －5．
　　［2］乔全生．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 2 － 4 辑［M］．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2004，2007．
　　［3］乔全生．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 5 － 6 辑［M］．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9，2011．
　　［4］乔全生．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 7 辑［M］．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5］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6］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字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言字汇［M］．第二版重排本．北京: 语文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