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近年来，在国内外各种趋势性和周期性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宏观经济指标深度下滑，通缩-债务效应不断发酵，金融风险集中爆发。对此，我国在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并随着经济形势变化而不断加码。但是，不断加码的政策刺激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趋势。事实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刺激”的效果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这凸显了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的迫切要求。
但问题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是否只是政策松紧程度的变化，从“微刺激”走向“强刺激”?一个直观的事实是，我国迄今尚未摆脱2008年大规模政策刺激的后遗症。进一步推出“强刺激”政策，甚至采取非常规的“强刺激”政策措施，能否从根本上扭转国内外各种趋势性和周期性力量，这是值得怀疑的。是否会走上前期非常规强刺激政策并带来严重后遗症的老路，这更是令人担心的。
进一步考虑到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和平衡模式的新变化，国际收支从常规性“双顺差”转变为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下非储备资产逆差，国际收支平衡模式从过去用储备资产逆差来平衡私人部门顺差转变为用储备资产顺差来平衡私人部门逆差。这样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蕴藏着巨大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这就要求政策层面对国际收支实行主动管理。
为了走出当前的政策困境，并承载新的政策目标，如何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再定位？事实上，对于宏观经济政策而言，无论是目标的定位，还是工具的选择、组合、力度与效果，都依赖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动态行为特征。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我国需要在增长模式、结构性基础和制度性基础等方面做出大调整和大变革。“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实施和人民币加入SDR,推动了我国经济开放走向新的阶段，由此带来新一轮的大开放格局。所有这些都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动态行为特征。
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不简单是政策力度的变化，而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整体性重构。这是一个极其庞杂的工作，我们无法从整体到细节展开全方位的分析。本文从整体上探讨了三个方面问题。一是我国现有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特征；二是新常态下的各种新旧变化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挑战；三是对我国宏观政策框架重构的战略定位、原则和突破口做一般性分析。
二、我国现有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特征
在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下，适应于经济赶超战略，经济总量的扩张是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设定了一系列的发展目标，但是总量扩张始终是最重要的目标。党的十二大明确宣布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实现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党的十七大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治层面的目标在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所具有的长期增长导向。在长期增长导向下，宏观经济政策首先必须服务于结构调整、产业变迁和制度变化等长期战略规划，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定位于供给层面的目标。发改委、财政部和央行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三驾马车”,相对的关系和地位并不是平行的。发改委提出的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具有宏观引导和统筹协调功能，从总体上界定了财政、货币和金融层面的政策着力点和政策实施方向。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总体性质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指向短期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是指向长期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就决定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基本特征与调控模式。
（一）在以工业化为基本动力的增长模式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高GDP增速具有强烈偏好，政策调控主要针对国内投资和外部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相伴随的。1991-1997年和2002-2007年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两个主要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在后一个时期，工业增加值占比提高了2个百分点。与此对应，这两个阶段的年均GDP增长率分别是11.5%和11.2%,均明显高于其他时期（见图1）。以工业化推动整体经济增长，这不仅是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腾飞经验的启示，更是我国在考虑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与突破手段之后的必然选择。首先，从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出发，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廉价的劳动供给来源，而工业部门的扩张也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其次，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突破国内技术约束和资本约束提供了条件。再次，工业制成品作为典型的可贸易品，产出的市场实现问题可以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从而突破了国内的收入约束和市场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稳定是我国政策层面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这里所说的稳定并不是经济稳定，而是更广义的社会稳定。在经济层面必须通过创造出必要的新增就业和收入增长，以此配合社会稳定目标的实现。这就决定了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必然要对GDP增长速度设定一个非常高的底线。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对GDP增速就有一个7.2%的底线。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我国宏观政策调控中GDP增速的底线目标是8%.时至今日，即便调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政府层面的战略目标，但是“稳增长”依然是与这两者并重的政策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下，第二产业贡献了我国一半以上的GDP增长。众所周知，在不同产业的对比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工资收入创造效应都低于第三产业，因而只能通过更高的增长速度，才能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和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此导致我国政府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也可称之为“速度饥渴”.在此背景下，保持GDP增长的高速度就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压倒一切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