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实施“三零”贸易规则的挑战及应对对策

　　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第四篇：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实施“三零”贸易规则的挑战及应对对策

　　摘要：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处于深刻变革时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世界贸易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美国为实现“公平贸易”，构建“全球贸易新格局”，提出“三零”贸易规则。该规则旨在消除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扭曲市场价格的补贴。通过分析美国提出“三零”规则的背景、内涵和目的，论述当前实施“三零”规则的进展情况和诸多挑战。研究发现，短期内全面推行“三零”规则存在难度，需要渐进实施。结合我国实施“三零”规则的积极影响和风险因素，联系当前我国的发展实际，尝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加快推动WTO改革；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循序渐进实施“三零”规则。

　　关键词：“三零”贸易规则; WTO改革; 对外开放;

　　全球经贸秩序重构的本质是关于贸易投资规则的博弈，也是对未来制度性话语权的争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从突发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演化为全球经济普遍衰退的风险仍逐步加剧，未来各国是选择开放市场还是紧闭门户，将直接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走向。美国提出的“三零”贸易规则通过秩序重构与价值链分工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是未来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和WTO改革的重要实践。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新冠疫情不断冲击世界经济的发展新形势下，如何适应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变革趋势，正确把握和应对“三零”贸易规则，打破发达经济体对规则制定权的垄断，加快推动WTO改革，是新时代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三零”贸易规则的提出

　　（一）“三零”贸易规则的提出背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乏力，国际利益格局出现较大变动，发达国家正重塑新一代全球经贸规则。随着信息通讯技术逐步普及应用，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实现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全球贸易正在从商品、要素流动向规则重构、制度开放的方向转变。世界经济逐渐进入到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发展时代，现有的世界贸易规则不能有效适应发展新需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当前全球贸易格局导致美国出现制造业空心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产出比例失衡等问题。当前多边贸易体系无法保障本国利益，自己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成为其他经济体获取国际经济合作利益的“保护伞”，无意再维持现有的规则体系，转而采取对本国更有利的双边和区域贸易战略。特朗普政府持续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导致世界贸易频繁出现摩擦，全球政治经济不稳定性加剧。为转移国内社会矛盾，“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政府提倡“公平对等”贸易理念，要求建立“公平”贸易新秩序。2018年6月，特朗普在加拿大召开的G7首脑峰会上首次提出“三零”贸易规则，主张在美日欧同盟以及全球贸易体系内推行“三零”规则。

　　（二）“三零”贸易规则的内涵

　　“三零”贸易规则指“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该规则旨在通过大幅度降低或减免国际贸易商品的关税，实现更加自由的流动；通过消除关税、非关税和贸易壁垒，确保企业不受限制、对等地进入别国市场开展公平竞争；通过废除扭曲市场价格的政府补贴，确保企业同等竞争地位不受破坏。

　　经济全球化既包括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也包括规则和制度的全球化。发达国家在评估交易成本和预期收益后，推动制度型公共产品朝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设计。目前，发达国家以高标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为框架试图重构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建立新世界经济版图。“三零”规则能够有效减少非市场因素的干扰，通过自由化竞争实现参与主体的优胜劣汰。“三零”规则标准更高，覆盖种类更多，延伸范围更广，是当前发达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最新实践。

　　（三）实施“三零”贸易规则的目的

　　美国并非“去全球化”，而是重塑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再全球化”或“新型全球化”。基于“美国优先”提出的“三零”规则，其实质是规避新一轮全球化带来的要素收入变动对美国产生的不利影响。特朗普政府绕开WTO，建立更符合本国利益的世界经济新关系，进一步提升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话语权。发达国家借助高标准区域自贸协定和“三零”规则，试图推动构建“全球贸易新格局”，以达到重塑发达经济圈，倒逼发展中国家进行规则更新与国内改革，抢夺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权等目的。

　　特朗普在2020年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中称“不公平的贸易”可能是其决定竞选总统的最大原因。当前，中美贸易谈判仍存在诸多分歧，双方在两国关税总水平不对等、对等国民待遇以及出口退税等议题尚未达成共识。为弥补所谓的“贸易差额”，特朗普政府频频主动加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是一种谈判策略，增加关税只是美国开展谈判的筹码，而将贸易伙伴纳入由其主导的“全球贸易新格局”，接受“美式标准”，实现“对等开放”才是最终目的。

　　二、当前实施“三零”贸易规则存在诸多挑战

　　（一）短期内实施“三零”贸易规则无法保障发展中国家利益

　　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不高，居劣势地位。而发达国家拥有绝对竞争优势，掌握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在这两类国家间的分配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产业优势明显和竞争力更强的发达国家。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稳步提升。根据“三零”规则，特朗普政府要求所有国家奉行原教旨的市场经济规则，取消或大幅度降低关税、放弃政府干预和政府补贴等，这将剥离发展中国家适度的市场保护。发达国家可以扩大跨国垄断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空间，不断拓展竞争范围，其产品、技术和服务会迅速抢占发展中国家市场，固化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利益结构，拉大全球贫富差距。此外，发达国家主导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若立即实施“三零”规则，发展中国家并不会随着市场的开放而实现转型升级，反而有进一步被锁定边缘化的风险。

　　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旨在缩小全球贫富差距，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特殊与差别待遇”，确保其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相应的利益份额。当前WTO规则允许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关税来抵挡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国外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给予本国产品和市场份额足够的保护。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关税税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

　　（二）发达国家尚未对“三零”贸易规则达成完全共识

　　欧盟各成员国国情不同，在谈判中的利益诉求也就不同。愈演愈烈的难民问题导致民族主义出现回潮，欧盟各国势必更强调民族和国家利益。较之于美国，欧盟一些国家产业优势相对不足，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如果放开限制将会受到冲击。美欧的关税水平整体较低，即使实现零关税，对双方贸易的提振也十分有限。其次，在美欧贸易协定谈判中要覆盖哪些行业，采用什么行业标准等，双方亦未能达成一致。例如，美国一直想把农业议题纳入贸易谈判，但欧盟多国将农业领域视为谈判禁区，强烈反对美国涉足。2020年6月，美国宣布将暂停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框架内的“数字税”谈判，并警告若欧洲国家执意征收“数字税”，可能就会对其加税。此举随即招致欧洲国家的强烈不满，OECD称美国或将引发新一轮贸易战。此外，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受到较大冲击（表1）。加强疫情防控，恢复生产生活，提振市场信心成为当前欧盟国家政府的优先事项。

　　表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0—2021全球GDP增速的预测（%）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4月）

　　（三）美国并未遵守“三零”贸易规则

　　虽然美国力推“三零”规则，但没遵守规则。据统计，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19年5月，美国政府对国际贸易实施2000余项干预措施，目标对象涵盖世界主要经济体。其他国家纷纷采取反制措施，并在国家安全和高新技术等领域，不断加大审查和控制力度，全球贸易干预措施数量不断增长。美国政府以征收高额关税相威胁，迫使贸易合作国向美国开放市场。同时，美国政府一边指责别国政府提供补贴，一边却对本国的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提供长期巨额补贴，甚至亚马逊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不但享受联邦政府的巨额退税，而且未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另外，美国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实施保护主粮生产的隐性补贴政策，确保美国主粮不因价格下降而减产。对农业实施高额资金补贴，范围覆盖绝大多数的农业产品和项目，给农民提供40%的收入支持。

　　（四）新冠疫情冲击世界经济发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大流行（Pandemic），不断冲击世界经济运行，全球许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采取封闭措施，导致全球需求大幅下降，经济循环和全球供应链受阻中断，世界贸易陷入停滞。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借机抬头，从而影响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深度重组大国间的外交关系，恶化国际经济合作氛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经济正遭遇自20世纪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这是世界首次出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出现衰退的发展状况。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GDP增长将会萎缩3%，全球贸易下降11%，在今明两年全世界将出现约9万亿美元损失。报告进一步指出全球宏观经济尚未出现拐点，依然存在下行趋势。进入五月后，欧美国家逐渐解除封锁，重启经济。但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为尽快摆脱疫情的冲击，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是今后努力方向。

　　三、实施“三零”贸易规则对我国产生的影响

　　（一）实施“三零”贸易规则对我国的积极影响分析

　　尽管全球贸易整体萎靡，但我国的外贸发展稳中有进，2019年我国全年进出口总额达31.54万亿元。若持续降低进口中间品关税，能够不断扩大内需，有效增加对高质量中间品的进口量，降低国内企业成本，满足国内消费品市场结构升级需求，从而实现提升福利水平和改善贸易结构等目标。

　　若进一步削减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可加快我国政府对营商环境等领域的改革步伐，营造有利于开展公平竞争的市场新生态，从而提高投资者市场预期，为“走出去”发展扫清障碍。

　　近些年，我国直接补贴资金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若加上效果相同的“类补贴”，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补贴资金多偏向于对补贴依赖程度较低的金融和钢铁等行业，而依赖程度较高的TMT（电信、媒体和科技）等行业获得较少。此外，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反补贴被调查最多的国家。仅2019年上半年，在全球范围内我国就受到6起反补贴调查。因此，完善补贴制度可以规范市场秩序，减少国际贸易摩擦。

　　（二）实施“三零”规则对我国的风险因素分析

　　当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的竞争力总体较弱，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关键核心领域受制于人，“卡脖子”事件屡次上演。工业发展呈现“大而不强”的特点：工业门类齐全，整体发展规模较大，但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位置，核心竞争力亟需提高。

　　若短期完全开放国内市场，把补贴、关税和壁垒都降到较低水平甚至是“零”，将会给我国产业发展和对外贸易带来严峻挑战，我国积累的比较优势将会减弱，本土品牌和进口品牌产生价格竞争，出现国外产品涌入，占领国内中高端市场的局面。我国朝阳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生存空间也将受到挤压。当前我国农业的集中化和规模化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国外的农产品具有一定竞争优势，若大幅放开农业领域的管控，将影响国家整体粮食战略安全。

　　四、应对“三零”贸易规则我国采取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推动WTO改革

　　未来世界各国应“去区域化”，强化各国间合作关系。扩大发展改革共识，扩充博弈团体数量，联合更多的国家推动WTO改革。充分发挥G20、金砖国家等多种合作机制平台的作用，提高协商效率，多管齐下推进WTO改革。坚持维护“非歧视”和“互惠”原则，重点关注“特殊与差别待遇”和市场经济地位等议题，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益。同样，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化的制度变迁、规则制定和平台构建，不断在国际事务中提高自身话语权。尽快化解争端解决机制和上诉机构法官遴选危机，发挥通报和审议机制的作用。加快WTO现代化规则的修订，加强WTO的自身机构建设，增加WTO权威性和约束力，构建平衡有序、多元共存和共同发展的“新多边贸易秩序”。

　　（二）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

　　遵循市场原则，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加快规则、标准和体系等制度型开放。通过减免关税、消除壁垒和改革补贴制度等方式，促进我国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发展。提高国内相关政策的透明化程度，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快“放管服”改革，构建更加“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坚持竞争中立原则，保障政策的竞争中性和企业的公平竞争。对标“三零”规则，加快国内的法规、政策和规则同最新的国际通行标准相接轨，完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构建开放型国际经贸合作新体系。协调中美、中欧等国际关系，加快推进中美经贸协定和中日韩等自贸谈判，进一步稳固同传统国际贸易伙伴的关系。

　　（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充分发挥我国的大国担当与责任使命，积极提供区域和全球制度型公共产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国际经济合作重要平台。对接“三零”规则等高标准国际规则，构建符合“一带一路”发展的规则体系，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积极参与区域和国际贸易规则谈判，推动制定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世界贸易新规则。加强与沿线周边国家的自贸区建设，加快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推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开放，同沿线国家形成良好经贸往来互补，在国际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助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内建设。优化我国对外投资布局，提高面向新兴市场的开放度，避开欧美对中国企业设置的投资壁垒。

　　（四）循序渐进实施“三零”贸易规则

　　目前，我国要积极协助世界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大对医护设备等当前疫情防控亟需物品的出口力度，提高相关货物、服务和人员的调配流动，推动医疗产品和医疗设备等实现贸易自由化。中长期看，为满足消费结构升级需要，可适当降低奢侈品等关税。对本土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实施分层次和分阶段减税，推动本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建立补贴“正面清单”管理制度和补贴审查机制，对补贴对象进行严格的筛选和管理，实现及时增补和适时退出，把资金进一步集中到高新技术和朝阳产业上来。实现在更广领域内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继续大幅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严格落实《外商投资法》，研究相关领域的开放步骤和时间节点，营造统一有序、公平竞争和开放包容的新市场生态。

　　参考文献

　　[1]魏南枝.客观看待所谓“全球贸易新格局”[J].红旗文稿，2018(9):35-37.

　　[2]佟家栋，刘程.“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8(7):19-26.

　　[3]余永定.中美贸易战的深层根源及未来走向[J].财经问题研究，2019(8):3-12.

　　[4]白暴力，傅辉煌.美国政府发动世界贸易战的实质与根源[J].红旗文稿，2019(6):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