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年代中国经济总体特征的理论解释

　　第三章：改革年代中国经济总体特征的理论解释

　　第一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是否真的过度了

　　3.1.1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水平的描述:特征事实和经验总结

　　投资作为我国持续快速增长模式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其重要性自然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投资过热问题的探讨涉及到对我国增长方式内在机理的剖析，以及增长模式绩效的评价。大多数研究认为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过热，如张军(2005)、林毅夫等(2004)、Rawski(2002)。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并未出现投资过热和资本的过度累积，如白重恩等(2006)、卢锋等(2006)等。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高投资一低效率”和“宏观好，微观不好”等问题(易纲和林明，2003;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国外的学者如Eugman(1998)也对东亚增长模式的质疑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支撑其增长的特征即是要素投入型的增长，而非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正如张军(2005)所强调的，在现有的文献里，对改革以来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动以及资本形成的一些总量特征(如资本形成率、投资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等)还缺乏系统的经验考察。

　　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是否过度进行判断之所以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对该问题的探析决定了对我国增长模式的定性分析路径以及对经济增长模式的绩效评判，另一方你们是因为投资过度有着非常大的危害:

　　首先，高能耗的增长方式无法持续，导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其次，投资过热非常容易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也会增加经济的波动频率和周期，进而在经济过热之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也即所谓的“通胀通缩一线天”。再次，高能耗的投资增长损伤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此外，由于大多数投资同政府支持和信贷配给有着密切的联系，投资过热容易造成项目的过度竞争和银行的大量坏账，累积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最后，投资过度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和转变(李泽广，2009)。

　　投资率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再从90年代中期开始由高到低的过程，然后进入到2002年之后，新一轮的投资周期加快。

　　其中HPinves加eni表示对上述数据经过HP滤波方式进行平滑处理后数据

　　从曲线的变化走势来看，进入到90年代以来，我国的投资额度实现了重要的变化，曲线的拐点发生了变化。由于原始的月度数据存在较多的“毛刺”，我们分别对数据进行了HP滤波处理(Hpinvest)和数据调整的X12模型处理(Invest--sa)。由于两类数据处理方式上存在着原理上的差别，前者更加注重将数据过程分解为周期部分和趋势部分。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显示出进入到2007年之后，我国的投资总额进一步加速增长，但是HP滤波处理后的数据表明投资额度的变动则较为平缓。

　　3.1.2中国社会最优投资水平的确定:一个理论模型

　　在该部分我们将发展一个用于测度社会最优投资水平的方法。在本论文前一节的基础上，参照Guest和McDonald(2003)对日本20世纪90年代日本投资社会最优水平的研究，本部分仍然采用具有，’ Putty一Clay”性质的生产函数。

　　3.1.3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水平的评估

　　所有的年度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基准参数值的选择为a二0.3079(郭庆旺、贾俊雪，2005)、折旧率占=0.1096(单豪杰，2005)13、  :=0.06(BarroandMartin，1995)。关于这些参数选择的合理性的解释详见下文。

　　中国在1978一1991年和1995一2006年期间存在着投资的过度，而在1992一1994年期间实际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投资水平。在1978一1991年期间，与社会最优投资水平相比，平均的年度实际投资占GDP的比重要高出最优水平12%;而在1992一1994年间，实际投资份额要低于社会最优投资份额5.47个百分点;而在1995一2006年期间，实际投资份额又再次高出社会最优投资份额8.2%，这种1995年之后的过度投资模式与众多关于中国投资过度的经验研究相一致。在1978一1990年期间，中国有相对较高的就业增长率，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业的增长率相对较慢。而这种较低的增长率则主要是受到人口因素的影响。图3.16是中国1996一2008年期间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的对比，从该图我们可以看出，在19%年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就业增长率的下降速度要远远低于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速度。这种变化体现了适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的一些变化，而中国的投资过度模式虽然有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影响的成分，但我们认为其主要还是由中国人口趋势的变化所驱动的。

　　关于模型中参数值的选择，我们主要是基于与相关研究文献中的这些参数取值的相近性方面的考虑。其中a=0.3079资本份额的选择是基于郭庆旺等(2005)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时的估计结果;折旧率占二 10.%的选择则是根据单豪杰(2008)对中国资本存量进行再估计时对全国资本存量估计时使用的结果。

　　本节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模拟结果表明，在目前的中国可能的确存在总量上的投资过度，中国的经济增长体现出了更多的投资驱动的特征。中国投资率从1995年以来开始上升，并且在近年来能一直保持在40%以上的水平上，究其原因主要是决定投资水平的是平均的资本回报率。而在此期间，中国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而资本收入所占比重上升，而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占比重是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决定变量。中国高速投资下平均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明显下降的根源就在于同一时期的资本收入份额一直在上升，抵消了资本一产出比提高对平均资本回报率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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