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最优国民储蓄率的决定:理论模型

　　第二节：中国社会最优国民储蓄率的决定:理论模型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的国家之一。从1978年到1992年，储蓄率一直在32%到38%之间进行波动，自1993年到2000年，储蓄率一直在40%左右波动，而进入21世纪之后，储蓄率呈连年上升的趋势，至2007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1%的水平，这同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接近O%的低储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的储蓄是否过剩?同其它国家的横向对比可能会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这样的对比并不能为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提供令人满意的基础。

　　比如，可能不是中国储蓄太多了，而是其他国家的储蓄过少。另外各国储蓄率方面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各国之间储蓄率统计口径的不同造成的，举例比如美国国民储蓄率，都是净储蓄概念，也就是说没有包含折旧的储蓄率，而中国的储蓄率都是包括折旧的总储蓄率概念，近几年美国总储蓄率比净储蓄率平均要高12%。因此从口径一致的角度去考虑，从总储蓄这个概念去衡量中美之间储蓄率水平差距会缩小大约12%(郭庆平，2009)。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投资水平和较高的储蓄水平。而美国却保持着较高的消费水平，不少看法将中美差异归为全球失衡的主要表现，并将这种不平衡和全球金融危机联系起来。为了更好的评估中国的储蓄率是否过高，本章的该节将运用经典的Ramsey模型发展一个关于中国最优储蓄的模型。力图通过针对中国的这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最优储蓄模型对中国1978一2007年的储蓄、投资和海外借贷情况进行评估。对该模型的应用将测算出关于中国1978一2007年国民储蓄、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的最优水平。这些最优水平将中国这些数据的实际水平进行比较以判断中国是否储蓄过剩并且经常项目的盈余过大，如果确实如此，其严重程度如何?

　　目前已经存在大量的描述中国人储蓄行为和可能的高储蓄原因的文献。

　　对高储蓄形成原因的解释主要包括中国人强制性储蓄和预防性储蓄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随着经济改革阶段的不同其重要性也明显不同。在改革初期的1978到1989年，配给制度压抑了消费，因此导致了自愿性储蓄(FeltensteinandHa， 1991)。然而，自 1993年消费品配给制度的取消和1997年住房配给制度的放松引致的不确定的上升，鼓励了预防性储蓄的动机。Wei和Zhang(2009)提出竞争性储蓄动机理论，其研究结论是由于中国性别比例的不平衡导致的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加剧，进而通过高成本房屋购买的外溢效应，加剧了2001年以后的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提高。

　　对于评估中国的储蓄率是否过高这个问题而言，对中国高储蓄形成的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的评估并不必要。本文对储蓄率是否过高的判断仅仅依赖于我们构建的最优储蓄水平模型中所确定的未来和当前的消费水平。

　　3.2.1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最优储蓄模型

　　本部分使用的模型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Ramsey模型，该模型是建立在Guest和 MeDonald(1998)、Lu和McDonald(2006)模型的基础上的。在我们构建的关于最优国民储蓄、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的模型中，消费的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是指实现了当前消费相对于未来消费的最优平衡，其包含着关于投资、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的最优结果。

　　通过这种方式设定w可以保证终期财富对消费的比值等于初始年份财富对消费的比例。在可加的常弹性效用函数的情况下，超出一个相对狭小范围的时间偏好率，在长计划期限内，可能会产生消费对产出(C/Y)和债务对产出(D/Y)的极端值的情况。比如在中国的2001年之前，极端的D/Y的情况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在此情况下，该模型假设利率不受外债水平的影响。而对于中国2001年以后的情况而言，较高的D/Y将使得外国借款人在利率上施加一个风险的升水。在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况下，D/Y是一个较大的负数，经济中拥有大量的外国资产，这意味着海外借款所获得的收益率较低。

　　为了排除以上这些可能性，参数p的设定遵循以下方式。

　　3.2.2中国社会最优国民储蓄水平的决定:测度与敏感性分析

　　消费平衡可以通过上述的一系列方程来进行描述。而关于各个参数的具体取值情况可参见3.1。关于折旧率，其是指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额与固定资产原始价值比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固定资产折旧定义，其是指一定时期内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或按国民经济核算统一规定的折旧率虚拟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

　　它反映了固定资产在当期生产中的转移价值。各类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实际计提的折旧费;不计提折旧的政府机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居民住房的固定资产折旧是按照统一规定的折旧率和固定资产原值计算的虚拟折旧。原则上，固定资产折旧应按固定资产当期的重置价值计算，但是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的基础，所以暂时只能采用上述办法。在中国折旧率的选择问题上，各个学者存在较大的分歧，选择的值从最小的5%到最高的20%不等，关于中国折旧率的争论具体可参见本章的脚注5，此处本文选择的折旧率同本章上一节选择的相同，即采用单豪杰(2008)计算中国总体资本存量时采用的全国的统一折旧率10.96%。

　　参数a是指资本的产出弹性，其上限可以通过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进行推算。在1978一2007年间，中国的平均劳动收入占比为53.35%。考虑到不完全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劳动者报酬可能会低于其边际产品，这意味着劳动的产出弹性1一。要大于国民收入中工资所占的份额。1一a的下限为53.35%，这意味着a的上限为46.65%。另外考虑Lu和McDonald(2006)关于中国资产出弹性的设定为0.3的事实，我们选用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在计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时估计的资本产出弹性0.3079作为基准值。

　　调整成本参数刀的选择遵照MeKibbin和sieglof(1958)的做法，被先验直觉的确定为投资成本的20%。这意味着l人民币的投资支出将产生0.8元的有效物质资本。根据我们前面的设定，这意味着0.5风了/K).，二0.2，而在1978一2007年，I/K的平均值大约为0.10，这意味着刀的值大约等于4。

　　债务偿还比率参数m被设定为0.15，这意味着一笔贷款经过14年之后大约要偿还掉90%左右。虽然项目融资的支付计划的差别巨大，但此处的假设仍然同一个典型的项目融资计划的支付方案相一致。

　　校准方法的选择:通过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以及参数和外生变量的取值。

　　中国1978一2007年的消费、投资和经常项目盈余的最优水平可以被计算出来。

　　具体的做法如下。通过给定某年(比如1978年)和一组参数和外生变量的值，计算在整个计划期限内能够产生消费平衡的消费、投资和经常项目盈余。最优序列的第一期值C、I和B能够保证实现1978年的消费平衡。该程序在计划期的1978一2007年被不断重复以产生出现消费平衡的最优序列。

　　在该程序下，对于给定年份C、I和B一般会被计算过几次，并且这些计算出来的值可能会有所差异。比如，在一个两期的计划期内，对1978年消费平衡的计算能够给出1978和1979年两年最优的C、I和B值，而对于1979年消费平衡的计算能够给出1979和1980年的最优水平。在重叠的年份，比如1979年，就会有两列最优的C、I和B。并且第二列和第一列数据可能会有所区别。前推基年能够增加来自未来的信息，而舍弃掉一些过去的信息，从而使得其它一些信息会得到修正。该程序是对决策者行为的一种合理反映，反映了在新信息可得时的再次最优化行为。

　　有限计划期限长度的选择基本原则是选择的年份要足够长到使得额外增加1年的期限不会对我们模型所测算的最优值产生任何重大的显着影响。对于我们的模型，因为最优的CAD是由产出和最优消费和最优投资的残差决定的，因此我们所要求的计划期限的选择就是要要使得最优经常项目与GDP的比例CAD/GDR，对于初始年份其渐近值满足某个特定的容忍程度，比如Guest和McDonald(2006)所建议的0.005。非常明显，最优经常项目赤字的规模对计划期限长度的选择非常敏感。但当我们逐渐将期限长度放长时，比如放长至100年的期限，CAD/GDP的比重渐进趋近于其真实值水平，因此100或更长的期限基本满足了我们敏感性分析的需要。以此为基础，我们将模型的计划期限选择为100年。我们选择期限长短的方法保证了我们初始年份的最优结果对于终期财富水平不是特别的敏感。给定终期财富选择的任意性，这种不敏感性是我们选择计划期限的另外的一个额外优势所在。

　　运用前面的模型和模拟方法对中国1978一2006年消费平衡的测算结果如下图3.7和3.8所示。图3.7比较了中国最优的消费、投资和经常账户赤字同GDP的比率和实际的消费、投资和经常账户赤字同GDP的比率。图 3.8则描绘了中国1978一2006年的最优的国民储蓄率的情况，其数值为每一个计划期限开始年份的数值。而表3.2则报道了1978一2006年，由图3.7和3.8所描绘的投资、消费和经常项目赤字以及储蓄的实际序列和最优序列的均值和标准差的对比情况。

　　Calibration的结果分析:基本结论为在1978一2006年期间，中国社会的实际投资水平在绝大部分年份要高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投资水平;实际消费水平则与之相反，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社会最优的消费水平;经常账户余额的实际值与社会要求的最优值的差距有随着时间不断增大的趋势，这使得中国社会总体的国民储蓄率要高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国民储蓄率大约1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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