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危机下泉州与温州经济发展的差异

　　一、两地的发展状况

　　泉州和温州两地的共同之处并不少于差异之处，他们都地处东南沿海前沿，人多地少，都具有广泛的海外侨亲关系，而且两地改革开放前国有投资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交通等基础设施都极端落后。 温州强调“义利并重”的“永嘉文化”与闽南“爱拼敢赢”的商业文化都是对“重义轻利”的传统轻商观念的冲击。 因此，两地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暨是政治和经济环境所限制的结果，也是两地文化的主动追求。
　　表1显示了金融危机发生前两地经济的一些主要发展成果， 到2007年两地的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两地的经济总量差距也很小。 但是经济结构却有很大的差异，温州三次产业的结构更接近于经济学家所称的现代结构，进出口总额、投资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都高于泉州，从投资结构看， 房地产业及其投资是温州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企的重要原因；泉州的第二产业比重高于温州，工业投资额度也高于温州。

　　这种经济结构是微观企业行为的结果，也是两地应对金融危机的路径基础和发展起点，这种内生发展力量在碰到金融危机和激烈变动的宏观政策后走出了两条明显差异的表现曲线，图1是这种表现的简要呈现。 两地曲线的趋势是一样的，这说明两地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是一致的，成本上升和金融危机、宏观调控、政府财政刺激等外部环境是两地企业共同面临的不利条件，但是两地曲线的落差却一直延续是的，泉州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温州，经济总量对温州的优势越来越大。 保育钧先生对泉州企业的表现也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他认为“泉州是当前民营经济最出色地区”，与之相反，媒体上充斥着有关温州老板“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和“跑路”等负面报道。 宏观数据和微观感知相互印证，使得产官学各界对都是由民营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两地为何会呈现如此不同的表现充满的好奇，并纷纷表达各自的意见和观点。

　　二、似是而非的原因

　　不少学者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探究，他们从金融活动、所有制结构、外贸依存度等角度分析了两地的不同表现，但是这些分析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清晰的答案，因为这些分析实际上犯了因果倒置和同义反覆的错误。
　　温州最近几年经济的不佳表现往往被归咎于大规模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联保（(徐伟、王婷, 2012)）。 由于实体经济效益的下降，很多温州企业把资金投向了房地产、民间借贷和金融投资等领域，这些资金不仅来源于企业的留存收益，还有来源于企业的银行贷款，甚至来源于民间借贷，相对高额的回报预期吸引企业从实体经济抽离资金投入虚拟甚至非法经济中，由于这些虚拟经济的资金大多在实体经济体外循环，并没有坚实的回报基础，因此，大部分的情形变成了“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不仅虚拟经济会即刻崩盘，实体经济也难免受到极大冲击。 另一种金融冲击来源于企业联保，企业联保可以帮助企业扩大信用规模，解决资金需求，当经营情况良好时，这种金融创新工具有利于企业的扩张和发展，但是当联保链条上的某个企业因为投机或实体经营危机时，这种创新工具就成了“火烧连营”的助燃剂，金融危机助显了这种“连坐风险”。 虽然目前没有泉州企业从事虚拟经济和企业联保的统计和研究数据，但我们可以确认，由于沿海地区普遍具有的民间金融传统和信息的扩散性，泉州企业也必然会涉及到这两种金融活动，但这两种活动并不具有温州地区那样的普遍性和深度，因此，泉州企业受此类金融活动的影响就显得较为轻微，没有受到普遍关注。 然而，企业把资金从实体企业抽离投向虚拟经济只是一种经营行为的表现，最多只是加剧了困境，本身并不是造成经营困境的主要原因，反而是一种困境的表现。
　　林俐和徐徐(2008)比较了温州和泉州经济的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水平，认为泉州内向国际化的程度高于温州，外向国际化的程度低于温州，郑甘澍和毛恩荣(2010)以出口、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居民物价指数作为评价指标，比较了温州和泉州的经济稳定性，认为泉州的经济稳定性强于温州，并以这些指标解释两地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 这种观点是因果倒置的，出口、投资和零售总额可以作为造成危机的几个可能原因，但工业增加值和物价指数，甚至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都是危机结果的表现，而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金融危机发生后，工业增加值和零售总额都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两地政府都采取了促进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政府行为，更进一步说，出口增长放缓甚至下降，实际上也是一种危机结果的表现，因此，从这些角度我们难以得到根源性的解释。 此外，郑甘澍和毛恩荣(2010)认为泉州外资（侨资）与民营资本并重的资本结构也有利于泉州经济的稳定，实际上，泉州大部分的外资企业是“洋帽子”企业，最终的控制人还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家(黄松琛, 2007)，因此所有制结构也并不是两地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三、透视宏观数据

　　简单的归因并没有增加我们对造成两地发展差异的了解，因此，我们必须从宏观的经济数据探查背后的微观企业行为原因，从表2可以看出，从2007年到2012年，两地的三次产业结构出现了有趣的变化，泉州的第三产业比重下降了，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了，温州的表现更像是走向所谓“现代经济结构”的趋势，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了，缘何更加“现代”的经济结构反而导致更差的经济绩效？
　　我们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发，比较两地从2007年到2012年发生的变化。 首先， 温州的出口总额从2007年的101.48亿美元发展到2012年的176.96亿美元，年均增长11.8%；同一时期，泉州的出口总额由49.81亿美元增长到123.74亿美元，年均增长20%。 两地增长成绩的差异来源于两地企业不同的经营方式，包括市场渠道的创新，如温州出口到受危机影响最重的北美和欧洲地区的比例达到了53%，而泉州出口到这 两个地区的比重只有35%，出口地区的差异实际上反应了企业关系网络的差异，正如(林俐, 2008)所述，温州商人的主要海外关系网络在欧美，特别是欧洲地区，泉州商人的网络主要集中在亚洲，特别是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 因此，这些海外关系网络为企业开创新的国际市场时成了可资凭借的首要资源，这是造成两地出口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两地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也有显着的差异，温州的房地产投资不管是比重还是绝对额都一直高于泉州，到2012年，房地产投资的绝对额甚至高于工业投资，从投资比重和温州的房价推测，温州房地产业的高额比重是导致温州三次产业结构更像现代产业结构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碰到了国家对房地产业的调控， 因此温州的经济发展就很容易受制于房地产业的波动。

　　相反， 泉州的工业投资不管是比例还是绝对额都远远超过房地产业的投资，而且也超过温州工业投资的水平，两地工业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差异使得工业投资的差额越拉越大，这也印证了媒体对温州产业空心化的忧虑。 从房地产投资和工业投资的比较看，两地企业在碰到传统企业经营的阶段性顶部后采取了具有显着差异的企业经营行为，泉州的企业更加注重在原有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或是转向其他的实体经济产业，反映了企业注重培育核心能力和吸收能力、注重长远利益而非短期资金收益的经营理念，这种经营方式虽然无法获得虚拟经济的高收益但却避免了其所具有的高风险，规避了虚拟经济投资资源需求对实体经济资源需求的挤出效应，减少了对实体经济基础的侵蚀和破坏，从企业战略角度考虑，这是一种保持企业发展方向而不是纯粹以财务绩效最大化的经营理念。 温州企业在碰到实体经济阶段性顶部后，更多地把资源转向房地产、民间金融等虚拟经济，这些经济活动给企业带来巨额短期收益的同时也把企业置于高度脆弱性的地位，并且使得企业主不再满足于实体经济较为“贫瘠”的投资回报，逐渐偏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轨迹，等到虚拟经济泡沫破裂时， 这些企业很难重新转向原有行业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竞争对手通过几年的经营拓展， 已经积累了更多的核心能力和专业知识，形成了更好的吸收能力，具备了更强的竞争优势。 如果温州企业无法通过破坏性的创新，那么，在与坚持在实体经济发展的泉州企业竞争时就可能面临着某种程度的“马太效应”。

　　第三，从2007年到2012年，温州的的社会零售总额一直大于泉州，年均增长率略低于泉州，但泉州在2012年的增长率（16.7%）则大幅领先于温州（9.1%），照此趋势，两地的零售总额的差距将很快消失，甚至存在泉州反超的可能。 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往往能够产生“藏富于民”的效果，反映在宏观统计数据上表现为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温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7年的24002元增至2012年的34820元，年均增长7.7%；泉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7年的18097元增至2012年的32283元，年均增长12.3%。 两地两组数据的对比再次从结果上说明了在这5年内， 泉州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都好于温州，两地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越来越小，泉州城镇居民收入基本实现了“弯道赶超”。 两地零售总额差距的缩小和增长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特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考虑到两地居民收入的主要就业单位都为企业，因此两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主要来源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变化，微观企业的经营行为是导致零售总额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最终根源。

　　从以上“三驾马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要了解宏观经济表现的深层原因必须探究微观的企业经营行为。 那么，两地的企业到底有怎样的经营战略差异？

　　四、企业经营的差异

　　首先必须阐明，我们比较两地的企业发展差异，并不意味着两地企业是完全不同的，相反，由于宏观环境、政府行为和地理区域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单纯从数量看，也许两地企业的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但正是这微小的差异性造成了两地的宏观经济的显着差异。

　　两地的民营企业基本上是家族企业， 这些家族企业大多由控制性家族绝对控股。 家族企业的经营行为、投资行为往往不同于非家族企业，这是因为家族企业往往因其有能力和意愿追求一些非经济性的目标， 而且这种能力和意愿的差异也是造成家族企业之间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Berrone et al., 2012)。

　　两地企业都采用家族治理的形式使得控制性家族完全有能力和正当性追求家族的特殊目标， 这种特殊目标主要是保持企业主家族所拥有的社会情感财富(Gomez-Mejia et al., 2007)，即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保持家族与企业的正面形象连接、保持对家族成员的优惠性对待、保持家族内部的继承和保持家族企业与所在社区的紧密关系，当家族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时，保持社会情感财富的追求及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主要就依赖于企业主对保持这种财富的强烈程度， 也就是家族保持社会情感财富的意愿。 为了保持这些情感财富，家族企业往往会采取一些与非家族企业不同的行为方式，保持这种情感财富强度的大小也会造成家族企业之间显着的行为差异。 当这种情感财富与企业的经济目标不一致时， 家族企业就有可能为了避免情感财富的损失而牺牲企业的短期经济利益， 当企业的经济绩效恶化到足以威胁到情感财富的保存时，经济利益重新成为家族企业优先的考虑目标(Chrisman&Patel,2012)。

　　全国工商联和工商总局2010年所做的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福建民营企业主对保持家族的绝对控股、保持家族企业战略决策控制权、占据家族企业的关键岗位、优待家族成员、家族参与有利于企业管理的认同度远高于浙江的民营企业主，因此，我们可以粗略认为泉州企业对保持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要求大于温州企业的要求，这是造成两地企业行为差异的根源。

　　两地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从事纺织鞋服、通用机械等传统行业，到2007年前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这些行业的平均利润非常微薄，企业要想继续生存发展就面临着转型升级或放弃退出等严峻选择。 转型升级的途径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或进入更高附加值的细分市场和环节，但是创新和升级面临着难以预测的风险，对家族企业的情感财富保持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但是相对于不再坚守原有实体经济的企业，在原有产业及其周边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对保持家族企业主的社会情感财富威胁较低。 因此，在面对相似水平的经济绩效起点时，温州的家族企业由于较低的保持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需求，对原有实体企业的情感因素并不如泉州企业那般强烈， 因而决策时更多地偏向经济收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角度，更多地采取了不相关多元化的战略，特别是进入了房地产、民间金融等虚拟经济；泉州家族企业对维持原有的实体经济具有更为强烈的情感需求，因而他们的决策更多采取了情感理性而非短期经济理性的方式，主要采取围绕主业的相关多元化或改造升级等战略。 这两种不同的经营策略在当期虚拟经济破裂、实体经济困难的特殊时期，产生了显着差异的结果，到2012年，泉州企业的利润总额达到557亿元，而温州企业的利润总额只有191亿元。

　　五、结论

　　微观企业的经营行为汇聚成宏观的经济表现，两地在后危机时代不同的经济绩效表面上可以归结为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差异，但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经营和投资行为，我们从这些表面的现象探究了深层的微观企业经营根源，那就是两地家族企业不同的社会情感财富保持需求。 当然，我们的观点主要是一种设想，目前并没有严格的经验数据支持，而且，我们也没有进一步探讨造成两地企业保持社会情感财富需求差异的原因，这些任务需要以后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予以完成。
　　两地在危机期间的表现只是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幕，泉州企业现阶段的经营战略虽然有利于减少外部冲击的影响， 但在另外的发展背景下，特别是向更加现代的经济转型中，这种固守可能成为带有负面意味的路径依赖锁定，反而温州的企业能够更加迅速地走向新的历史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１］黄松琛:《晋江突破:“洋帽子”企业的回归之路》,《深交所》2007年第8期。
　　［２］林俐:《企业国际化方向偏好比较:温州、苏州与泉州》,《改革》2008年第1期。
　　［３］林俐，徐徐:《基于内向与外向的区域经济国际化程度比较研究———以温州地区、苏州地区与泉州地区为例》,《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10期。
　　［４］徐伟，王婷:《从温州民间借贷市场风险透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困局》,《浙江金融》2012年第1期。
　　［５］郑甘澍，毛恩荣:《后危机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基于温州、泉州和东莞三地的比较研究》,《学海》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