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退私进”的论断及公共制主体研究

　　改革开放30 余年来，中国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大体呈现出“公退私进”趋势，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非公经济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如何理解这一制度变迁的事实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关系，是全面正确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①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英国《金融时报》11 月 14 日社评称： “三中全会公报的某些内容，似乎与今后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例如，‘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②考虑到这种观点在国内某些人群中尚有市场，有必要对此作一经济学的辨析。

　　一、“国退民进”是否事实？

　　“国退民进”,顾名思义，无非是指不同经济成份的变动趋势，国有经济在退缩，而民营经济在挺进（ 发展） .但是从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实际情况看，这一概括似乎并不符合实际。以工业经济为例（ 这是30 年来所有制结构变动最剧烈也最典型的领域） ,整整 30 年的时间里，不仅民营经济在高速增长，而且国有经济也在高速发展，并没有显现出退缩的迹象。如图 1 所示，在 1979-2008 年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从 3673 亿元增长到 143950 亿元，增长了近 40倍。将此发展态势说为“国退”不免令人费解。要说退，到是集体经济的工业产值从 1997 年最高时的43347 亿元，逐年下降到 2008 年的 8956 亿元，但这是“集退”,而不是“国退”.显然，人们讨论的“进”与“退”,是就相对量而言，而不是就绝对量来说的。

　　从工业经济（ 整体国民经济的最重要部分） 中不同经济成份的比重看，30 年来，公、私经济之间的相对份额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图 2 所示，1979-2009 年，国有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这表明，尽管国有工业企业自身发展的速度很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非公经济的总体发展相比较仍然有很大差距。30 年演化的总趋势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从 1979 年的大约 80%,下降到了 2009年的 28%.也就是说，在这 30 年里，工业经济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经从大约 20% 上升到 72%.也许，这就是“国退民进”理论概括的事实依据。但是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与国有经济相对而言的“民有经济”由多种不同成份组成，它既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资和港台经济，还包括多种多样的劳动者自主治理的集体经济。如果说这些“民有经济”的前几个组成部分都在 30 年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顺风扬帆，高速挺进，那么其中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即集体经济的境遇却不那么顺利。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30 年中，中国集体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先长后跌，其相对份额从 1979 年的将近 20%,一路下降到 2009 年的微不足道的 1. 5%.要说“退”,集体经济比国有经济退得更快。如果大家承认，劳动者集体经济是老百姓自己的经济，那么，以“国退民进”概括国民经济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趋势，就显得片面狭隘。更加准确的理论表述也许应该是“公退私进”,即图 2 所示的两条粗线的剪刀状交叉。【图2】

　　
　　作为 30 年改革进程的基本事实，反映不同经济成份相对比重变化的“国退民进”,或者“公退私进”应该没有疑议。但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中国应对危机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后，一些人却高调议论“国进民退”,认为改革进程有中断的危险。余菁（ 2010） 认为，2009 年 1-9 月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要远高于同时期的民营企业，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伴有强烈的投资扩张冲动，“国进”的速度超过了“民进”.申子超（ 2010） 则以竞争性的快消费品行业中，中投、中粮、光明食品集团等国企成为“2009年度十大并购”主角为事实依据，对“国进民退”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那么，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方向是否出现了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根本性转变呢？统训一数据的回答是否定的（见表1）。

　　
　　表 1 表明，2008-2011 年，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总资产和年均从业人数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总体趋势仍然是下降的，多数年份、大多数数据都是逐年下降的，只有个别年份个别数据出现小幅度的变化，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年均从业人数 2009 年与 2011 年两次出现比上年小幅上升①,这可能是由于非公经济在危机中大量减员，而国有企业缺少这个“灵活性”所至。但是从 2007 年到 2011 年的总趋势看，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比重还是从 22. 1%下降到了 19. 8%.因此，如果要对 2008 年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作一概括，那它还是“国退民进”,或者“公退私进”,也许变动的速度稍有放缓，但所谓“国进民退”肯定不是事实。当然，局部范围、个别数据出现“国进民退”是有的，讨论这些个别事实也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能以偏盖全，更不应该对局部现象过度渲染，以至于误导舆论。比如竞争性快消费品领域 2009 年有四家国有企业进入“十大并购”主角，这与“国进民退”的趋势有什么关系？

　　十大并购主角中不是还有六家非国有企业吗？ 在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大格局中，各种经济成份有进有退应该是常态，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经济学的讨论首先要讲大势，要靠统计数据说话。

　　①有学者（ 何伟，2010） 认为，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存在“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因为“统计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观点”,同样统计数字也不支持“国退民进”观点。不知道这位学者是如何阅读统计数据的，总量数据和房地产市场的数据可以放在同一量级上比较吗？ 一个局部市场的事实就可以否定国有经济在工业经济的总体状况吗？ 对总体情况的判断必须以总体数据为准。

　　二、“国退民进”是否改革方向？

　　其实，“国退民进”之争并非单纯是实证研究之辩，争论更多地涉及规范层面： “国退民进”是好事还是坏事（ 宗寒，2010） .我们的判断是，它既有可能是好事，又有可能是坏事，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基本的理论依据是： 不同的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有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它们在提高经济效率上是互补的，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也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所有制结构有一个效率最佳的“均衡区间”,社会公平的合理范围，在此区间内，社会经济可以实现某种合意的公平与效率统一状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方向出发，我们既反对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也不同意私有化的改革目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就应该在公私经济、国有民营之间找到某个目标区间，任何一种两极化的调整目标，都既无助于公平，也不利于效率。当私有经济的比重低于这个“目标区间”时，“公退私进”或者是好事，而在私有经济的比重超出这一“目标区间”以后，“公退私进”或者“国退民进”就变成坏事了。

　　按照这样的理论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持续 20 余年的“国退民进”或者“公退私进”过程，就有其充分的合理性。改革起步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是单一公有制，其中国营企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高达90% ,这种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必须予以调整，而调整的方向，只能是“公退私进”、“国退民进”.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整体范围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单一公有制结构向多元产权的所有制结构转变，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快速提升。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保持上升势头，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一直在提高。因此，民营企业的高速增长，非公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二者比重的不断提高，肯定是好事，其为中国经济 30 年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有人从这一经验事实总结出改革的“规律”,认为“国退民进”是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标志和不变趋势，也就是说，“国退民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事②,这就不对了。只要承认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产权多元的混合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就一定有一个“度”.认为“国退民进”是不可动摇的改革方向的观点，不过是主张“私有化”的另一种理论表达。有迹象表明，中国所有制结构在经历了 30 年的高速并几乎直线的“公退私进”大调整之后，近年来已经开始减速，有可能进入所有制结构的“微调期”.有两组数据表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可能已经接近“目标区间”: 一组数据是中国工业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1998、1999 年起从高点的 59% 逐步回落到 2009 年的不到 40%,与这十年不断延续的“公退私进”形成反差，表明这一结构调整方向与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率不再一致（ 李亚平，2012） ;另一组数据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非公经济的相对技术效率，在对公有经济保持近 20 年优势的基础上，于 2005 年前后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反超，其中非公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相对于国有经济的效率优势，到 2009 年也已经十分微弱（ 魏峰、荣兆梓，2012a,2012b） .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近年来国有工业企业相对比重下降有所减缓的原因。由此我们预计，所有制结构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进入“微调期”.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公、私经济都将在所有制结构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更多地靠制度与技术创新提升内部素质，优势互补，非公经济将更加繁荣，公有制经济也将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地增强实力。

　　公私经济之间不再是相互替代关系，不再表现为此消彼长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相互补充、你追我赶、共同发展。这其中自然也会出现局部的、短期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

　　三、在非公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保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决定》主张，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意味着当前条件下所有制结构应当有大体的稳定。既不要采取进一步压缩公有制经济的调整政策，也不主张政府强力推动国有经济比重大幅回升，而是在稳定中提高公、私经济的内在质量。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完全一致。

　　但如何在当前现实下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有人认为，目前非公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出中的比重接近 3/4,在工业总资产中的比重接近 60%,中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偏离了公有制为主的方向。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全面地看，以包括三次产业的国民经济整体为考察对象，就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而言，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公有制经济总体控制力与影响力角度去观察，中国经济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仍然是清晰可辩的。

　　①第一，需要强调的是，讨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在工业经济中应该首先看作为生产资料基本形式的工业资本的比重，也就是说，投入比相对于产出比更接近问题的实质。在利润率平均化的市场规律下，是资本的数量而不是产出的数量，决定生产总过程的控制权和剩余价值分配权。中国当前工业经济中国有经济主要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国有经济的产出比明显地小于投入比，这个现象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认为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1/4.笔者认为，按资产比认为国有经济的比重为2 /5 的说法，也许更接近事实。

　　第二，我们赞成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从控制力与影响力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能简单地看相对数量。目前工业经济中涉及重要公益性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或行业，国有经济仍然占有绝对优势； 在很大一部分竞争性制造业领域中，虽然国有经济相对比重不高，却对许多大型的行业龙头企业拥有股份，甚至控制权。这在采矿业和建筑业也有明显表现。因此总体看，国有经济在工业经济中的控制力仍然较强。特别是随着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有经济在效率和公平两方面的社会影响力还会继续提升。
　　
　　第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我们在观察所有制结构时一，不应该忽略这一重要领域。相对来说，公有经济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要高十第二产业，特别是在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这样的在三产中份量较重的行业中，情况更是如此。2010年中国经济年鉴给出了2008年和2009年除货币当局外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总额中国有银行所占比重，分别为57. 4%和56. 8%,不考虑非银行信贷机构的国有资产，这个比重也明显地高十土业经济中国有资产的比重（见表2）。国有经济在金融业仍然处于绝对控制地位。【表2】

　　第四，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是承包农户的家庭经营，当前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还很不充分，这是否意味着农业生产中公有制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 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30 年来从未改变，并且始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基础，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仍然是重要前提。尽管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还不完善，存在法律制度过于原则、具体组织形式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不相衔接等问题，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制度创新实践表明，通过某种形式的农村社区土地合作社或者其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由农民自主行使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是能够与市场经济的环境相衔接的。劳动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正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中走向复兴。农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得以进一步加强。

　　第五，除农村土地资源之外，城市土地资源以及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制也是中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资源完全的公有制（ 集体所有制加国家所有制） 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始终具有基础性和稳定性作用，对于这一点，任何观察者都没有理由视而不见。自然资源在全部生产资料中的作用与地位，其实与资源的市场价格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可以肯定，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会不断增强，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会要求越来越多的经济权益，即要求在全部剩余价值中分得越来越大的份额。由此可见，自然资源的公有制对于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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