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可持续发展能力现状与提升措施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短板剖析及应对策略——以天津为例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经济周期性演变、竞争对手出现、技术革新等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交织出现, 天津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面临重重考验, 本文立足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从天津经济发展韧性水平、产业转型升级能力、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绿色发展水平四个方面, 深度剖析天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短板, 并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经济韧性; 产业转型;

　　作者简介： 王子诚 (1973—) ,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邮编:300308;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之一，在经济学范畴内考察可持续发展能力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具有韧性，即能够有效抵御危机或从危机中尽快复苏，从而使经济具有稳定性；二是经济结构能不断实现转型升级，促进新旧动能有效转换，从而持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三是经济具有内生增长动力，转变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依赖区域外部刺激的方式；四是能减少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压力，在保护环境和资源永续利用的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

　　一、天津经济发展韧性水平分析

　　经济韧性主要体现在：一是抵御冲击、吸收冲击的能力。二是冲击后恢复的速度和程度，区域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也与其恢复的速度和程度存在一定关系。三是区域经济系统在冲击后重新整合内部资源、调整自身结构，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四是在遭受经济冲击（衰退）后改变原先的增长路径，创造新的经济路径，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一）天津经济发展韧性有待于进一步增强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是实现区域经济韧性的主要路径，也是区域经济具有韧性的突出表现，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命题。经济波动系数则是一个地区或城市经济韧性度的直观反映。从经济波动系数来看，2000—2017年天津经济波动幅度高于其他四个城市，其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天津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见表1），这表明天津的经济发展韧性水平不强，且呈下降态势。

　　（二）天津经济发展韧性短板剖析

　　天津经济韧性不强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近两年天津经济增速下降，也与天津经济发展的内在问题和客观规律密切相关。

　　1. 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弊端逐步显现

　　天津经济长期依赖于土地等要素投入及外源动力，城市经济的内生动力未得到有效培育，未形成内、外源协同发展的态势。随着天津大量投资的增加，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呈递减趋势，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甚至产生挤出效应，衍生出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问题。经济增长的效益水平不高，居民劳动收入报酬占GDP比重较低，造成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消费拉动作用不明显。

　　2. 产业结构调而不优，升级态势尚不明晰

　　天津产业结构虽已进入三二一阶段，但工业产成品出口占比较大，易受国际之间汇率和价格的变化影响，并且存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增长乏力、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科技体制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等问题。另外，重化工业在工业结构中占比偏高，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负担。尽管第三产业占比最高，但产业链条短且关联性不强，缺乏重新组织资源的能力，对经济结构改善、制造业转型升级有效支撑不足。

　　3. 转型经济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各经济类型活力释放不充分，质量型发展方式尚未形成，经济缺少自我调节能力。大型国企和央企已走向改制和清退，但企业高质量发展模式尚未建立，民营经济规模偏小偏弱、支撑不足。政府政策制定和实施针对性不强、一致性缺乏，且具有滞后性，“相机抉择”的质量不高，导致实体经济不能对政府政策调整有较为清晰的判断。

　　市场对需求的导向作用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导致债务激增、风险积累，稀释了未来经济潜力，并且加大了地方财政和企业的杠杆，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并不充分，经济体系自我调节能力不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作用边界模糊，缺乏解决市场掣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配套改革。

　　表1 2000-2017年五个国内重点城市经济波动系数    

　　

　　二、天津产业转型升级能力分析

　　产业转型升级不仅能够节约资源和能源，保护生态环境，还有利于提高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关联度和附加价值等，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能力是天津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重要组成。

　　（一）制造业转型升级缓慢

　　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代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向的先进制造业在工业结构中占比波动明显，特别是2009以来出现大幅下降后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见图1）。资源性产业在制造业结构变动中一直高于先进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直到2015年以后才低于二者。传统制造业在制造业结构中长期低于资源性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在2012年以来呈现稳步提高，到2015年开始大于二者（见图2），制造业结构变化过程说明天津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相对缓慢。

　　（二）制造业转型升级短板剖析

　　1. 传统制造业路径依赖明显

　　传统制造业具有成本优势和周期优势，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在天津工业经济中形成了显着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进一步造成产能过剩和竞争能力弱化，错失转型升级的动力和机遇。

　　2. 先进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健全

　　天津制造业整体上处于“微笑曲线”底部，即产业链中下游，较多依赖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缺少对资源整合利用的能力，产业附加价值较低。先进制造业发展环境亟待优化，高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短缺，企业综合成本负担较重，企业普遍存在研发投入低、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

　　（三）服务业转型升级形势迫切

　　近年来，天津服务业发展取得较大成就，服务产品从供给稀缺走向相对丰富，服务业新经济业态不断涌现。2017年，服务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85.5%，但与国内服务业发达城市相比，天津服务业还存在较大差距。从结构上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受政策制度创新的有效激励，产业规模迅速扩大，金融业和科技服务业在创新政策的推动下也逐步壮大，但其他服务行业在第三产业结构中的变动趋势与预期差距较大，特别是物流业表现为持续下滑的状态（见图3）。

　

　　图1 2004—2016年天津  

　

　　图2 2004—2016年天津工业内部结构指数变动轨迹 

　　（四）服务业转型升级短板剖析

　　1. 生产性服务业被“低端锁定”

　　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占比逐步下降（见图4），且内部发展尚不平衡。很多企业是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服务的层次和技术含量偏低，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外溢水平较低，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不高。

　　2. 服务行业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

　　服务行业标准不完善、不健全，专业化程度不高，国际化程度较低，缺乏高端服务、复合型服务、个性化服务。部分核心技术多集中于高校或科研机构，成果转化周期长、转化率低；部分传统服务领域尚未形成社会化、集约化、产业化的良性循环，一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虽然得到政策的支持，但多数是有学术研究背景的中小企业，成长速度缓慢，发展不稳定。

　　3. 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有待提高

　　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不高，诸多领域依然存在严重的行政管制和垄断，社会资本利用不充分，服务业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格局尚未形成。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的“碎片化”问题严重，缺乏统一、有效、操作性强的赋权—免责机制。

　　三、天津经济内生增长能力分析

　　内生增长理论为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将创新与知识增长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参考因素，较为准确地解释了知识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的规律，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参考，尤其是对天津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经济和技术政策有较大指导意义。

　　（一）经济增长内生驱动不强

　　内生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为驱动的增长。为实现正的内生增长，知识生产部门的增规模回报的强度与物质资本在知识生产中的弹性贡献率成正向相关关系，知识生产部门的增规模强度越接近实现正增长的临界值，内生增长率越高。

　

　　图3 2005—2017年天津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动指数  

　

　　图4 2004—2017年生产性服务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变化趋势  

　　天津经济增长模式属于典型的投资驱动模式，1978年以来，固定资本的投入产出弹性达到0.9586，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在0.0413，物质资本积累驱动增长的特征明显。而天津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制造业，更多体现为产品生产追求规模增加，忽视了知识生产作为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产物。

　　（二）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短板剖析

　　1. 创新体制机制不健全

　　知识管理、科技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有待进一步加深。地方政府在创新和知识增长方面的干预措施不足且针对性不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不足，人力资本投入欠缺，创新主体的补偿机制不健全。加之重大、高端、开放的科技基础设施布局不足，尚未形成协同创新、引领创新的局面。

　　2. 创新人才资源不充足

　　对内对外开放的层级和深度不够。城市包容性有待提升，人力资本流动机制尚不健全，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环境还不够优越，人力资本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与其对应知识和人才的国际流动不紧密，对外交往宽度和广度亟待加深。

　　四、天津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分析

　　绿色发展是时代命题，发展绿色经济是现阶段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绿色发展的核心是将资源环境视为内生增长因素，通过转变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方式，解决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来构建共同、协调、公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经济绿色发展绩效不显着

　　近年来，天津积极落实新发展理念，积极推进绿色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6年至2015年，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天津绿色发展指数维持在0.42～0.47之间，均值为0.42，与北京绿色发展指数维持在0.52～0.7之间，均值约0.61，差距明显。2018年，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公布了绿色GDP核算3.0版本《中国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研究报告2015》，其中公布的天津GEEP，即“经济生态生产总值”在全国31省市中排名第28位，GEEP排名相比GDP排名降序幅度在10位以上。

　　（二）经济绿色发展短板剖析

　　1. 产业结构调整的生态溢出效益低

　　第二产业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内部结构不合理，高能源效益产业比重相对较低，造成资源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服务业平均影子价格逐步提升，潜在成本越来越高，服务业减排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不足，投入产出模式革新较慢，绿色投资偏低，对绿色发展支撑不足。

　　2. 能源消耗结构不合理

　　天津市能源消耗结构中的煤炭和石化能源消费比重一直较高，天津能源需求存在刚性，能源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清洁能源供给制约因素较多。

　　3. 环境治理缺乏长效机制

　　较多注重短期目标和末端治理，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尚不完善，区域间良性竞争效应和区域间产业升级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形成，公众生态行为、绿色生活方式普及、深化程度较低。另外，税收竞争的存在导致税收政策难以实现对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的矫正。

　　五、提升天津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应对策略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反映的是城市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针对天津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各项短板对应施策，对于提升天津经济发展水平，挖潜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一）提高天津经济韧性

　　第一，加快转变传统投资驱动模式，注重培育从“知识形态”的科技创新到制度政策、经营模式等产业环境层面综合创新的转变，引导实体经济从债务驱动型、现金流消耗型向自主创新转变。增强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的良性互动，使之同时具备较强的适应性（专业化的高效率经济体系）和适应能力（各主体实现交流和创新并演化到其他产业路径的能力），增强技术关联度和复杂度，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结构的变动有效衔接和同步升级，创新发展路径。

　　第二，有效甄别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内容和模式，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模式，积极塑造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鼓励并创新全球产业链合作模式；保障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增加有效消费需求；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培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强城市基础设施与综合承载能力建设，增强城市职—住等功能空间的高效动态联系。

　　第三，提升经济韧性管理水平，建立相关的制度、制定技术和管理标准并确保有效实施，强化经济主体的预期管理，增强市场敏感程度，发挥市场机制的“内在稳定器”效应。建立财政体制的内生约束机制，为企业创造出更广阔和更具包容性的发展环境和成长空间，尤其是解决好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

　　（二）加强产业转型升级

　　第一，加强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精准定位天津制造业新兴技术，大力发展战略性制造业，打造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坚持标准先行提高制造业竞争力，加快培育国内外知名自主品牌。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推动产业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转型，在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的支持下有序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以制造业服务化为依托推动制造业供需匹配，促进产业融合、协同升级，实现价值链两端共同提升。

　　第二，优化服务业发展结构，加快服务业短板的有效投资，鼓励传统服务业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行业深度融合，创新商业模式，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规范且操作性强的服务标准，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强化产城融合和产业融合深度和广度，形成产业升级与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相互促进的局面。加快推进服务业领域产权和要素市场建设，契合服务业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统筹推进突破服务业体制机制约束和政策障碍。

　　（三）提升经济内生增长

　　第一，积极布局并明确新一轮科技产业发展重点，引导高端产业发展，提高投资效益和产业支撑能力，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建立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服务监管等长效机制，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

　　第二，系统布局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夯实创新基础，提高科技创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生产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政策制度创新，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促进创新。

　　（四）积极推进绿色发展

　　1. 有效引导微观经济主体向绿色生产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扩大高质量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倡绿色生态消费的理念，健全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引导生活方式向绿色适度消费转型。

　　2. 有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绿色新兴产业发展和能源消费结构绿色化，切实提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质量。

　　3. 增强政府在绿色发展中职能的提升与转变，建立和健全绿色发展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明确长效实施机制，加强区域协同治理，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参考文献

　　[1]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52.
　　[2]杜朝晖.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则与路径[J].经济纵横, 2017 (05) :61-68.
　　[3]陈昆亭, 周炎.创新补偿性与内生增长可持续性理论研究[J].经济研究, 2017, 52 (07) :34-48.
　　[4]翁青青, 徐鹤.京津冀绿色发展评价研究[J].未来与发展, 2018, 42 (07) :92-100.
　　[5]李晓西, 胡必亮, 等.中国: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6]郑小晴, 许慧.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2, 44 (01) :82-89.
　　[7]张云, 张四灿.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三部门新凯恩斯模型的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8 (7) .
　　[8]刘金全, 毕振豫.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驱动因素及其阶段性特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18 (12) .
　　[9]陈梦远.国际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基于演化论的理论分析框架介绍[J].地理科学进展, 2017 (11) .
　　[10] 曾冰.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J].金融理论与数学, 2018 (8) .
　　[11]陈太明.经济波动、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传导机制与实证检验[J].经济科学, 2018 (4) .
　　[12]刘一楠, 王亮.内生的杠杆阈值、金融加速器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 的分析[J].南方经济, 2018 (12) .
　　[13]曾冰, 张艳.区域经济韧性概念内涵及其研究进展评述[J].经济问题探索, 2018 (1) .
　　[14]孙久文, 孙翔宇.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和在中国应用的探索[J].经济地理, 2017 (10) .
　　[15]周世愚.相机抉择政策、经济增长与地区产出波动[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8 (8) .
　　[16]张艳.新时代中国特色绿色发展的经济机理、效率评价与路径选择研究[D].西北大学, 2018.
　　[17]翟林冉.新时代推进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J].中国经贸导刊, 2019 (1) .
　　[18]郝淑双, 朱喜安.中国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J].经济经纬, 2019 (1) .
　　[19]杜永强, 罗晨, 卢志义.基于信息最大化的经济绿色发展评价体系构建[J].经济研究导刊, 2018 (36) .
　　[20]伍星.“三驾马车”边际效应递减对经济增长的附加影响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8 (23) .
　　[21]臧学英.坚持绿色发展是推动天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J].城市, 2018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