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领域理论名目的清理与整合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资源基础的不断削弱和生态环境的渐趋恶化，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识。顺应这个潮流，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领域也涌现出如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节约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循环经济学等十余种理论名目。这些理论虽然宗旨相同，但相互之间时有纷争，内容体系更是交相错杂，颇多参差。这种纷繁扰攘、旗帜幢幢的景象，在学术的角度不利于形成一个严谨、规范、有序的理论体系，在学者的角度不利于学科发展力量的统合，在学科的角度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这一足以替代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新兴学科的成熟和学科地位的提高。因此，厘清上述各种理论名目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理论整合，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一、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主要理论分支的缘起和现状

　　我们先按产生的时间顺序简要梳理一下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主要理论分支的缘起和近况(本领域中绿色经济学、和谐经济学、科学发展经济学、低碳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等提法或者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已不流行，或者学术影响很小，或者理论内涵相对较窄，故下文对这些理论名目略而不论)。

　　1．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亦可简称环境经济学)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自然资源的关系，尤其致力于在微观层面探寻解决环境污染和实现资源有效利用的经济学原则和方法。在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各理论分支中，该学科出现最早，理论体系也最为成熟完备。该理论由自然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两部分内容组成，前者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后者产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两部分内容可以分列，也可以合并成一个体系。历史地看，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自然延伸，它以福利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在分析技术上侧重于成本收益分析，在政策实践上既重视管制，也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早期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仍然主要地以效率为核心，缺少可持续发展观所必需的广阔、长远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论上的整体观、系统观，其自觉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色彩并不明确。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晚近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已自觉地将其分析置于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其理论成果与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其他理论支流也出现了明显的融合趋势。

　　2．生态经济学

　　一般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以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解决生态经济矛盾、实现自然生态过程和社会经济过程的和谐统一为任务的新兴学科。该学科产生的标志是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nnethE．Boulding)发表的一篇名为《一门新的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讲话稿，同年博尔丁还发表了该学科的奠基性论文《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此后，经过20世纪70、80年代悲观派和乐观派关于世界前景的论争以及其后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的确立，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断成熟，其学科地位也得以巩固并不断提升。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于1980年8月首次提出开展生态经济研究、创建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倡议，自那以后该学科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并获得长足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与国外生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相比，国内生态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立意还不够高，很多学者都把生态经济学当作一门用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来解释和解决生态环境特殊领域问题的应用性学问，而未能像国际上那样将生态经济学置于传统经济学取代者的位置。另外，国内学界在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归属、基本假设等基础性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认识，再加上近年来相邻学科的发展对生态经济学发展空间的侵蚀和挤压，使国内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国际生态经济学迅速发展的步伐。

　　3．节约经济学

　　上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报》开辟了“节约经济学”专栏，后在这些专栏文章的基础上，由勃·伊·戈斯捷夫和阿·法·鲁缅采夫主持编写了《节约经济学》一书。该书主要是围绕苏共二十六大提出的集约化发展经济的任务，阐述了经济节约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国内，经济学家黄铁苗在1989年提出创立节约经济学的设想，明确节约经济学“就是一门以浪费为研究对象，分析浪费根源，探寻节约途径，揭示节约规律的科学”，其学科宗旨在于通过“研究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节省，以揭示节约规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次年，该学者主编出版了《节约经济学》一书。与前苏联的同名著作仅注重生产过程中的节约不同，该书将对节约的考察扩展到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所有四个环节。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该书并未将对节约的讨论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背景下，而仅限于一般性地讲述浪费与节约问题，其对节约的研究多针对体制性浪费，资源节约只是该书所讲的各种节约中的一个方面。在这之后的整个90年代，有关节约经济或节约型社会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的大量涌现主要是在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并在2005年国务院发布有关建设节约型社会、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文件后达到高潮。由于这后一个时期的研究均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话语背景下展开的，其研究重点也主要集中于环境资源的节约方面。

　　4．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逐渐发育并最终在全球得以确立，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于90年代初产生并发展起来。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在“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背景下探讨可持续发展实现条件和途径的一门新兴学科。国际上，著名学者莫汉·芒纳星河早在1992年里约峰会时就提出可持续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该框架所遵循的可持续原则、在可持续性问题上的系统科学导向、可持续发展三角(即环境、经济与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性)的平衡与协调等内容，与我国稍晚展开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并无多少区别。在中国，1992年中国政府签署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21世纪议程》等文件，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确认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参与。1994年由国务院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首次明确提出“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培训活动”的倡议，这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我国官方文件中。1996年贾华强撰写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专著《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迄今该领域的相关学术专著已有数十种。目前，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还是一个处于发育过程中的新兴学科，在一些学科建设的基础性问题上，如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侧重等方面，国内学者的意见尚不统一。杨文进曾将我国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分为“学院派”、“生态学派”和“综合派”，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些分歧。

　　5．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在原来的人口经济学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学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修订《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时，将该学科列为“理论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该学科以可持续发展为主线，研究范围涉及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多个学科领域，其研究重点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1999年，由杨云彦主编的第一本《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出版，至目前已有相关文献多部。当前，在国内高校中该学科点的设置已经十分普遍。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类似，人们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尚有很多不同意见，该学科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的建构也还很不完善。

　　6．循环经济学

　　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它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是生态经济的技术实践形式，其理论基础来自生态学中的物质循环、生物共生等规律。循环经济学作为循环经济的理论形态，研究人们如何在企业、区域和社会层面进行技术选择、产业配置、物资循环系统建设和管理创新，以达到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索取和废弃物排放的目的。据考证，明确提出要按循环的方式重组现代经济的是博尔丁，“循环经济”作为一个术语，则直到1990年才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在其所著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被提出来。在我国，“循环经济”一词最初由刘庆山在1994年使用，2002年后，国内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开始大量涌现。学术著作方面，2003年出版了由吴季松撰写的我国第一本循环经济专著《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迄今国内关于“循环经济”或“循环经济学”的学术著作已不下30余种。在实践层面上，建设循环经济正成为我国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在国际上也受到许多国家的广泛重视。

　　二、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主要理论分支间的关系

　　要对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各理论分支进行整合，首先就要理清它们的内在关系。鉴于生态经济学在众多学科分支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因此下面将重点讨论该学科与其它理论支流的关系。

　　1．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关系

　　从语义上讲，“环境与自然资源”和“生态”无疑具有极大的重合度(主要的区别在于，“生态”一词更强调外部世界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更加强调外部世界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毫无疑问，环境资源问题也是生态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但仔细比较就可发现，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理论基础、基本观点等方面，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之间都存在重大差别。

　　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上，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都把与环境资源利用相关的自然过程纳入自己的分析视野。但在自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两个学科的态度却截然相反:生态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只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活动必须遵守生态规律的制约;而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则只是把环境和自然资源看作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认为环境系统是从属于经济系统的。在研究方法上，生态经济学遵循整体论的分析路线，更加强调系统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其在思想方法和话语结构上大量使用生物学隐喻;而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遵循的依然是新古典的原子论或机械论的分析路线，其在思想方法和话语传统上则沿用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力学隐喻。在研究层次和研究内容上，生态经济学强调从系统整体的高度把握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更偏重宏观分析，研究内容涵盖了人口、技术、经济、生态等各个方面;而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更多地是从微观层面分析资源环境的最优利用问题。在理论基础上，生态经济学更多地强调了自然规律(如热力学基本定律和生态规律)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制约，在研究环境资源问题时，较多地强调其观察经济问题时所独有的生物物理视角;而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作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余脉，其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不脱传统经济学的窠臼，依然主要地从社会经济视角看待资源环境的利用问题。在可持续性这一主题上，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对资源和环境前景表现出浓厚的技术乐观主义和市场乐观主义倾向，认为技术进步和市场的完善有助于环境资源问题的妥善解决;而生态经济学对这种乐观主义的信念表示了更多的怀疑，其对资源和环境前景的估计显得更加谨慎保守，认为要认真研究生态承载力对经济规模的限制，强调在生态承载力的容限以内讨论环境资源的最优利用问题，并力图通过人类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是，辩证地看，两个学科间的上述种种不同恰恰体现了二者之间的互补潜力。事实上，就学科发展的现实状态看，目前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确已形成互相倚重、互相融合的关系，两个学科在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上互相借鉴，在研究内容上相互补充，特别是在环境价值评估和政策措施方面，双方往往大同小异。生态经济学家在与传统经济学家争论时，事实上也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环境经济学及其生态影响研究视为生态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生态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赫尔曼·戴利曾经把生态经济学称为“宏观环境经济学”，循此理，将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视为“微观生态经济学”也不会有什么不妥。因此，在适当改造的前提下将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基本成果纳入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使生态经济学原本欠缺的微观分析和政策分析变得更加充实和富有操作性，是完全可行的。

　　2．循环经济学、节约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关系先看循环经济学与节约经济学的关系。一段时期以来，“节约经济”和“循环经济”两种提法由于主旨接近，即二者都试图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缓解环境和资源压力，因此两种概念经常并行使用。由于“节约”本来就是“经济”的题中之意，因此人们对“节约经济”的提法颇有争议。但许多学者认为“节约经济”的提法比“循环经济”的提法更科学，主张用前者取代后者。不过，虽然有上述提法上的争论，目前节约经济学的学术影响还是要比循环经济学逊色得多;从使用频率上看，无论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还是学科名称，“循环经济(学)”都远非“节约经济(学)”所能比拟，近年来归于“循环经济(学)”条目下的研究成果数量也明显占优。

　　其实，“循环”和“节约”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节约”是目的，“循环”是手段，循环经济的“3R”原则(Re-duce，减量化;Reuse，再使用;Recycle，再循环)，也包括了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有方面的节约。因此，学界在这两个理论名称上大可不必纠缠于一些字眼上的区别。本文认为，“节约”和“循环”均为“生态经济”的应有之义:“节约”是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利用的基本原则，也是一切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它体现了生态经济的经济要求;“循环”是生态系统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同时也为人们重新组织经济活动提供了技术方向，它体现的则是生态经济的技术要求。由此看来，“生态经济(学)”一词比“循环经济(学)”、“节约经济(学)”的提法更科学、更全面，将“节约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一总归入“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单就循环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关系来说，事实上早已有学者指出，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具体形式，循环经济学在本质上就是生态经济学，是后者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3．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关系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学界没有什么争议。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由生态经济学派生而来的。主要根据有两点:一是从研究对象或研究背景上看，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背景是“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背景则是“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其间的扩展顺序一目了然;二是从理论的历史沿革上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在生态经济学产生并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生态经济学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是明显的，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由原来的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两个维度进一步扩展到社会可持续维度，人们因而能够在一个更全面的背景下考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机制和条件。但客观地讲，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创立至今凡二十年，其在社会可持续方面的理论成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下该学科的多数理论研究更多地将焦点集中于生态、经济可持续的实现机制上，而对社会可持续的实现机制和途径的研究依然很少。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较早时期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把握存在分歧甚至是错误认识以外，更多地是因为缺少一个人们能藉以将庞杂的关于社会可持续的分析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框架中去的理论抓手或理论接口。本文认为，这个理论抓手或理论接口，应该就是“社会成本”概念。

　　对发展的“社会成本”的考察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相对于生态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创新。经济发展既有生态成本，也有社会成本。刘思华很早就指出，可持续发展经济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最低的经济。厉以宁也提出，可持续发展既有自然意义上的，也有社会意义上的，在考察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发展的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应予以充分考虑。生态经济学注重对发展的生态成本的分析，但这只是考察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维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既然以“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为研究背景，要求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要追求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这样就要求其不仅要重视对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的考察，也要注重对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的考察，非如此便不能全面地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实现条件，而这也恰恰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较之生态经济学更为科学的方面。

　　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提到的“社会成本”与流行的社会成本概念是有区别的。中西方经济学经常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成本这一概念，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理解是把社会成本与外部性联系起来，认为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相当于私人成本和外在成本(经常表现为生态成本)的总和。已经有学者指出，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成本概念不利于我们全面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在实践上可能会导致产生忽略社会可持续性的后果。有鉴于此，本文提及的社会成本是一个与私人成本、生态成本相并列的概念，主要就是指在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幸福感的下降，典型的如因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导致的阶层对立，因拥挤、安全事故、闲暇的丧失、治安恶化、人际关系紧张、生活节奏加快、失业、离婚率上升等导致的幸福感的下降，等等。很明显，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成本主要发生在“社会系统”的领域里，与环境资源破坏这类生态成本有明显的不同。

　　这样一个“社会成本”的概念，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将“社会系统”纳入其分析框架的最好的理论接口。有了“社会成本”(以及“生态成本”)的概念，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成为在发展的收益与发展的成本(经济成本+生态成本+社会成本)之间权衡的问题，这既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学传统，并且也可藉此避免因毫无选择地将一切社会学因素纳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使其失去经济学属性的危险。目前，虽然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总体看还不够深入，社会成本的衡量问题暂时还很难在技术上得到彻底解决，但这丝毫也不妨碍社会成本成为考量发展的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而且，随着像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真实进步指标)这样的能较全面地衡量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的GDP替代指标的出现和完善，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衡量开始逐渐变得精确，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也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萨缪尔森曾盛赞GNP指标是“20世纪的伟大创造”，认为如果没有这一指标，“宏观经济学可能还在杂乱无章的数据之海中漂泊”。同样地，我们也可以期待，有了生态成本、社会成本以及基于这两个概念的GPI指标，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将不再仅仅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理念，而终将形成一门严谨、规范、有体系的学科或科学。

　　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关系

　　在说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澄清其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关系。

　　杨云彦等认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应以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为研究对象，还应以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为研究对象，因此该学科不仅覆盖了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内容，也包含了如何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内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因此可以被分为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四个分支学科;其中，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即为狭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它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核心。邓宏兵等似乎更强调这种狭义的理解，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是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简单相加，其研究对象只能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内在联系，只能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交叉部分即PREE系统。简新华也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必须是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主线贯穿始终和所有方面的浑然一体的理论体系，它既要分别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各自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又要分析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还要从总体上探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关系，因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但笔者以为，说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从属于广义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与狭义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还是存在许多重大区别。从研究对象上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PREE系统(即“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并不是对等的，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系统所承担的职能和有关社会可持续性的研究内容是十分复杂的，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人口再生产(参阅前文及前文脚注)。从研究内容和研究倾向上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语言全面研究经济、生态、社会三维可持续的实现机制和途径，但从已有的文献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仍主要地是从生态可持续的角度把握可持续发展问题，其对发展的社会可持续性和发展的社会成本问题基本没有什么关注。

　　总体上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关系可能要比其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关系更为接近一些。第一，从研究对象和学科名称上看，作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对象的PREE(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与作为生态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并没有多少不同，因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恰恰是组成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在学科名称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也表现出更高的契合度。第二，从研究内容和研究倾向上看，两个学科都主要地是从生态可持续的角度把握可持续发展问题，其对发展的社会可持续性和发展的社会成本问题的关注都很少。从目前较为流行的几种教材的内容编排看，我们也看不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多少与生态经济学相区别的地方。

　　三、一个整合设想

　　鉴于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前述各理论支流目前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育，因此对其进行理论整合，既有必要，从时机上看也已成熟。

　　1．学科整合平台的选择

　　首要的问题，是要从前述各理论名目中选出一个作为学科整合的平台。笔者以为，这个理论平台应该具备以下五个特征:一是包容性，即本身要有足够的理论外延以整合其他理论;二是科学性，即符合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并且容易形成严谨科学的内容体系;三是成熟性，即本身要具备良好的学科发展基础;四是连续性，即在学科管理上具有良好的历史承继性;五是世界性，即在学科设置上应尽可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和称谓。

　　在前述各分支学科中，出现最早且最成熟的当属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该学科具有严谨科学的内容体系，且较早就出现在权威的经济学学科分类体系中，典型的如我国1992版和2009版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体系(GB/T13745－92;GBT13745－2009)及美国经济学协会使用的经济学文献分类体系(JEL Classification Sys-tem)都将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列入，但唯一不足的是该学科的包容性不够好，因此不能成为整合其他理论的平台。节约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历史相对较短，且理论外延狭窄，学科基础尚嫌单薄，其本身只能作为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理论界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上付出很大努力，但一方面该学科与生态经济学在学科内容体系上基本重叠，在发育程度上也逊于后者;另一方面该学科也只是被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至今未见被国内外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所接纳。因此，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名目下进行理论整合，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剩下的就是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了。从“包容性”看，由于拥有更为宽广的理论外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明显比生态经济学有更好的包容性。从“科学性”上讲，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均符合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比生态经济学看得更远、更全面(不过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对宽泛，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对单纯，因此在是否易于建立严谨科学的理论体系方面，后者较前者更有优势)。从“成熟性”上讲，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晚，发育相对不够充分，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广为认可的理论体系，其成熟度较之于生态经济学要逊色很多。从“连续性”和“世界性”上考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只是新近才被我国2009版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体系列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生态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早已是世所公认，且很早就已被国内外权威学科分类体系所接纳，我国1992版和2009版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体系及美国经济学协会使用的经济学文献分类体系均将其作为一个学科列入。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前述各分支学科最终必然要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平台进行理论整合，但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自身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这种整合最好还是不要一步到位的好。

　　2．学科整合的“两步走”设想

　　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整合工作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在生态经济学层次上进行理论整合，强化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可以考虑将“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节约经济学”、“循环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纳入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丰富生态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和政策分析。同时还要提高生态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立意，破除那种认为生态经济学仅仅是解释和解决生态环境特殊领域问题的应用性学问的狭隘认识，将生态经济学建设成全面取代传统经济学且能更好地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主流经济学。

　　其次，实现由生态经济学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提升。前已述及，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界限，就在于前者仅致力于解决生态与经济的矛盾，致力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生态的不可持续问题;而后者除了研究生态经济学的所有这些问题外，还研究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可持续问题。因此，要实现由生态经济学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提升，首要的就是要以社会成本研究为切入点，丰富对社会可持续的内涵、实现机制和实现条件的认识;同时还可考虑以GPI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指标，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这样，当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最终建立并完善起来的时候，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整合也就宣告完成了。如此，广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领域内的嘈杂局面必将得到根本的改观，对于学术进步，也必定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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