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背景下以教育投入解决资源诅咒问题

　　中国正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能源资源面临约束，生态环境空间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明显受到资源导向型产业经济结构制约。随着制造业日趋饱和，我国人口、资源必须向服务业转型，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努力增加教育投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学者和历史学家一直将自然资源作为经济起步、发展、腾飞的积极因素纳入分析。然而，更多的事实却显示了相反的迹象。OPEC 国家自 1965-1998 年中人均 GDP平均下降了 1. 3%.例如，印度尼西亚等国，虽然石油资源丰富，但与新加坡等资源相对匮乏的东亚经济强国相比，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来自中国区域的数据也显示了这种趋势： 浙江、江苏、福建和广东虽然自然资源匮乏，但经济发展水平却位于全国前列； 而辽宁、黑龙江、新疆、山西、云南这些被认为是资源大省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却无法与前一类省份同日而语。引以为傲的自然资源并未加速区域经济发展，难道真的受到了资源的 “诅咒”吗？ 这些问题必然引起人们对 “资源诅咒”问题的深思，以揭示 （ 自然） 资源禀赋程度与经济发展、价格体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 “资源诅咒”对经济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表现为国民产出整体的衰减，收入差距的拉大，经济增长难以收敛等现象，还有寻租行为导致坏制度的延续等，尤其是充沛的自然资源会挤出人力资本，对教育投入努力存在 “诅咒”效应。

　　一、“资源诅咒”假说

　　自然资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不容忽视的基础性作用，当今的经济强国在历史上的强势发展阶段都曾受益于自然资源的贡献。

　　因此，“自然资源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尤其马尔萨斯、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更加神化了自然资源对经济的推动力。因为，有无充足的自然资源决定着一个农业社会以及随后的工业化社会能否持续增长。马尔萨斯的 “人口论”就认为： 人口增长如果超过自然资源增长可能会导致很坏的结果。自然资源丰富与否决定了经济能否持续发展，这种决定作用是极为关键的，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然而，在 20世纪末期，学者们却发现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关系。一些富裕国家 （ 地区） 自然资源十分短缺，如日本、瑞士等，甚至有一些还被认为是自然资源匮乏，如卢森堡、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等； 而非洲和南美的一些相对贫困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塞拉利昂和赞比亚等国虽然自然资源在国民财富中的比重超过 1/4,但经济却呈现负增长。对此做出解释的最主要理论就是资源诅咒假说 （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

　　1993 年，奥蒂 （ Auty） 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发现丰富的资源对一些国家来说，并非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反而是 “绊脚石”,并首创了 “资源诅咒”（ Resource Curse） 这一概念。萨克斯和沃纳通过实证检验得出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着的负相关性的结果，支持了“资源诅咒”这一观点[1].随后，许多学者相继用研究证明了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负相关关系，虽然他们使用的衡量指标不同，但结果都是一致的[2 -5].帕皮拉基斯和格尔拉夫的实证研究也进一步印证了 “资源诅咒”这一假说[6].在自然资源丰裕的条件下，有限的资本和劳动力易于聚集到资源密集型初级产业中，这一具有排他性的趋势，导致投入到制造业的资本和劳动力越来越少，故而限制制造业的发展，甚至萎缩，结果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难以持续增长。

　　经济学认为，基于一定禀赋结构的完全市场造就合理的经济价格体系。生产要素价格的经济分为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在充分就业的经济中，一种自然资源价格突然上涨或大量开发，会出现两种结果： 其一，基本生产要素 （ 劳动、资本） 迅速向资源出口部门流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利润降低、竞争力削弱，同时外汇收入增加，引起本币升值，继而波及服务业； 其二，资源型经济的繁荣能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但这种需求的供给主要来自国外更具价格竞争力的企业。不过进口无法满足对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这为本国服务业再次繁荣埋下了伏笔，即所谓的 “支出效应” （ 见图 1） 最终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制造业日渐衰落。制造业在技术创新、组织变革以及培养企业家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不高，而且缺乏外部性和联系效应。随着制造业日渐衰落，人力资本必将外流。就长期而言，即使服务业繁荣，经济也难以持续发展。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往往起着阻碍而不是促进的作用，由于挤出效应的存在，使得自然资源与其他要素此消彼长，从而间接地成为经济增长的 “拦路虎”,即所谓 “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比如轻视人力资本投资、资源寻租和腐败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等。但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和资本的严重不足往往同时并存。自然资源的突然增加有可能吸纳原本过剩的劳动力，并不会必然引起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此外，在汇率升值的情况下，中间产品进口需求增加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制造业竞争力削弱。

　　托内尔和托尔维克的模型都从寻租的角度印证了 “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并指出资源多少与收入高低之间存在一致性。托尔维克阐述了公共部门通过出售资源、按固定税率向企业收税以及权力寻租等方式取得收入的过程，寻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源大开发的过程，但同时对经济发展也存在阻滞作用。个人达到均衡收入的前提必须是置身于资源开发或寻租活动中。随着资源生产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增加，政府从中获利，但企业家才能不得不从制造业部门退出，转而加入寻租活动阵营，导致制造业供给下降。由于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资源开采收入的提高将会远远跟不上制造业生产下降的脚步。结果是一方面资源开采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却越发贫困落后。

　　国内相关研究认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着 “资源诅咒”效应[7], “资源诅咒”在省际层面上成立[8],并把它看做是形成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武芳梅指出山西省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9]; 胡援成、肖德勇采用 1999-2004 年省际数据，进一步验证了在中国省际层面上同样存在“资源诅咒”现象[10]; 张景华采用 1996-2005年各省的数据，以制度因素为门槛变量，也证明了 “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省际层面成立[11];邵帅、齐中英证明了西部大规模的能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经济增长[12]; 韩洪云和张志坚认为资源丰裕度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投资、工业化程度、制度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创新变量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13].这些研究反映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遭遇到 “资源诅咒”效应。

　　作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热门话题，“资源诅咒”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自然资源之所以沦为“诅咒”,涉及 “寻租”“制度建设”以及 “人力资本”等方面。松山提出的 “荷兰病效应”理论认为，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一种力量，促使制造业向资源采掘业转变，这种力量还削弱了制造业的学习效应，降低了经济增长率[14].资源型经济容易产生区域性投机主义和寻租行为，地区研发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利用率不高，使得其他生产要素流出[15].其实问题最关键之处在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地区往往低估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价值，结果导致人力资源流失。

　　二、“资源诅咒”与教育懈怠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舒尔茨指出，教育投资是土地、人力、物力资本之外的另一个生产因素，单从自然资源、土地和资金已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决定人类前途的并非是空间、土地、自然资源，而是人的能力。

　　教育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工作质量---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累积因果关系，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有能力的人才是现代经济丰裕的关键。彼得·德鲁克认为，“如今，正式知识被视为最关键的个人资源及经济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 （ 自然资源） 、劳动力与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有消失，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现在，只要有知识，土地、劳动力与资本自然就跟着来。”[16]

　　初级资源行业的规模与人力资本的报酬以及教育投资的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这也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由于我国普通高中是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不少农村初中生源因其基础教育质量不佳，根本考不上普通高中。因此，要么涌入初级资源行业，要么远离家乡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人力资本进入寻租的机会成本是将人力资本投入企业家行为的回报，当经济进入完全企业家均衡，人力资本从事企业创新活动相对收益较大； 相应地，经济进入寻租均衡状态情况刚好相反，寻租最终破坏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一个地区经济可能存在路径依赖而进入一种状态。资源膨胀助长了寻租活动，由于寻租的规模效应，最终使得资源膨胀带来收入的增长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部门收入衰减的程度，从而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自然资源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包括矿产、土地、水、动植物等资源。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资源诅咒”是我国东西部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力资本积累缓慢、技术创新能力低下、回波效应、荷兰病、资本外流、制度弱化、资源浪费以及贫富差距扩大是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产权安排存在缺陷以及制造业的衰落。例如，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非但未能削弱 “资源诅咒”效应，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资源诅咒”.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后 “资源诅咒”的显着性大大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