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本科毕业论文第四篇：竺可桢对阳明思想的教育传承
摘要：王阳明与竺可桢，皆为浙江绍兴人，一位是明朝大儒，一位是浙大校长。阳明先生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竺可桢以阳明先生“致知力学”的治学精神、“内省力行”的道德修养、生于忧患的“公忠报国”精神和协助地方改良社会的服务精神，鼓舞浙大学子修身治学、服务社会。竺可桢教育思想兼具西方教育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若西方教育制度是其思想的骨架，阳明思想则是其血肉，滋养竺可桢形成其独特、丰满的教育思想，支撑竺可桢在抗战时带领浙大师生蹑阳明先生的遗踪西迁，服务地方社会，创造出“东方剑桥”的办学奇迹。
关键词：竺可桢; 王阳明; 教育思想; 浙大西迁;
The “Yangming Complex” in Zhu Kezhen's Educational Thoughts
LI Xing-yun ZHANG Yang-x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Wang Yangming, a great Confucia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Zhu Kezhen, presid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n modern times, are both from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The latter referred to Wang's thoughts of knowledge, introspection, loyalty to nation and practice to inspire student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for self-cultivation, sense of commitment and obligation, devotion to local governance and society. Zhu Kezhen's educational beliefs integrated the advanced western educational idea and the quintessential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mbodied in Wang's thought, which urged Zhu Kezhen to lead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to migrate westward to serve the local society, and create the miracle of “Oriental Cambridg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浙江一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举足轻重，名人辈出，尤以全能大儒王阳明为个中翘楚，其流风余韵经500余年仍泽被后人。得地域之缘，众多浙江近代名人也深受其影响，“蔡元培、竺可桢、经亨颐、马一浮乃至革命志士秋瑾、陶成章、徐锡麟等人的气质，都与阳明精神有血脉联系”[1]。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竺可桢熟读《王文成公文集》，深受阳明精神滋养，在浙大西迁过程中屡屡以阳明精神励己励生，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教育资源，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扎根中国内地办教育，黄金在熔，终于多难中奠定浙江大学的优秀基因，培养出代代传承大道的浙大学子。
一、竺可桢“阳明情怀”的渊源
竺可桢，1890年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上虞），与王阳明出生地余姚不足40公里的路程。竺可桢从小深受当地私塾名师章镜尘指导，章见其“智力过人，又勤奋好学……选择一些历代优秀的散文、诗词给竺可桢阅读，也常常在讲经文之余，给竺可桢讲述绍兴一带的名人立身为学的故事”[2]5，王守仁、黄宗羲的名字在这时深深烙印在竺可桢幼小的心灵中。1899年，东关镇第一所新式小学堂毓菁学堂创办，章受聘到学堂任教，竺可桢也同年入学就读。家乡的教育和所见所闻深刻影响了竺可桢，引发他对农业、气象、物候的关注，同时打下扎实的传统旧学功底。在后来的读书治学中，竺可桢能熟读古籍，从容运用古籍研究中国古代气候，即使身兼浙大校长和气象研究所所长二职，忙碌于繁琐的行政事务之际，他也利用时间写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等重要的学术论文。
1936年，蒋介石属意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初本不想离开他苦心孤诣经营刚有起色的气象事业去接任浙大校长职，但身边亲友如夫人张侠魂、二姐张默君、蔡元培、陈训慈等人多次劝说，陈训慈写信劝谏“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3]35。考虑到“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3]29，带着为浙大主持正义的心境和贡献家乡教育事业的情义，经过精思熟虑的竺可桢向蒋提出“时间以半年为限”等三项条件才答应接掌浙大。未料竺可桢执掌浙大不久，全面抗战爆发，一直到1949年他才卸下校长一职。浙大在战火中坚持办学，直到1937年11月于仓促中驻足建德，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西迁流亡办学历程，碾转江西、广西等省，1940年终定居贵州遵义、湄潭、永兴三地。每到一地，竺可桢都奔波于前后方，为浙大寻找最佳的办学地，积极联系地方政府开展合作，争取办学条件，聘用教员，添置图书仪器，处理校中大小事务。
西迁路途遥远，一路颠簸，大小事务让竺可桢心力憔悴，但他仍然不忘坚持读书。阅览先生日记，随处可见他翻阅《诗经》《论语》《孟子》《大学》《史记》《后汉书》《论衡》和《陶渊明集》等古籍的记载，“一部《王文成公文集》在战乱中随身携带、反复阅读”[4]。他常在各种演说中提及王阳明，并以阳明精神鼓励学子向学报国，服务社会。
表1 竺可桢提及王阳明之演说
竺可桢为什么对阳明情有独钟，一方面是浙人身上的阳明情结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与阳明先生在精神上有共鸣。
竺可桢初到浙大时就对王阳明、黄宗羲和朱舜水三位地方先贤的思想做了阐发，当时浙大还有教学楼命名为“阳明馆”“舜水馆”“梨州馆”，1936年12月25日“史地系‘浙江学术讲座’还请景昌极讲《王阳明先生之学说》”[5]，在校内积极宣传阳明思想。竺说“大概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我们讲过去的历史……也不能不措意于本地方的旧事和那地方文化的特色……我们也应得注意本省学术文化的背景”[6]332。地方名人于地方学子最为熟悉，也最易接受。阳明先生一代大儒，浙大学子中不少本省人，也是他们的乡贤，地缘关系上是同乡近缘，更为学子所能接受。阳明心学影响盛极一时，作为阳明家乡，阳明文化影响深入人心，近代浙人身上更有阳明精神气质。竺可桢身为浙人，在家乡受学时深受儒家传统教育影响，且地缘上同乡，更拉近竺可桢对阳明的亲近。
阳明一生在浙、黔、赣、桂、粤等地皆有踪迹，浙大西迁“正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6]452。竺可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到王阳明作为他办学思想中儒家思想的指导，也是其教育思想在文化上的根基，竺可桢曾说“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3]36，由此观之，阳明学说可谓是他的哲学中心思想了。同时，在国难之际，以阳明为典范，借古励今，也是全校师生在西迁途中克服艰难险阻，“讲诵不辍”“上下兢兢”[6]487的精神指引。
二、竺可桢对阳明思想的教育传承
竺可桢希望用王阳明这样的地方先哲引起学生的注意，改良校风学风，望学生努力学业，贡献于社会。在宜山的开学典礼上，他特以“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为题演说，展现他期冀阳明精神和学说思想可付诸于学子，蕲求于谋教育报国之志的拳拳赤子之心。
（一）“致知力学”的治学精神
竺可桢强调阳明“知行合一”给予学者的启示：“理论上求真功夫，实用上求能行”[6]453。阳明谓“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6]452。防范“知而不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二者本为一体，是一个工夫。强调“不容学者稍存苟且偷惰之心。其鞭辟近里，极有功于后学”[6]452。
竺可桢治学一生不辍，且态度严谨、毫不苟且。行政事务繁忙，他就在旅途的火车、汽车上充分利用一切零碎时间学习。竺可桢是中国物候学创始人。物候需要常年的记录，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四季差异明显，更需随时观察记录。竺可桢出差时也随身携带小本、温度表、海拔表，仔细记录沿途天气、海拔、路程公里、风物、地理等。1920年，竺可桢在南京高师建立起一个气象测候所。天气观测要每日定时记录，需长久毅力才能坚持，这个测候所从开始观测起，便“无复间断”“经常亲自监督恶劣天气及夜间等容易失误情况下的观测记录”。[7]1929年气象研究所建立后，在观测上也“要求工作人员按规定的程序一丝不苟地进行，务必使观测数据真实可靠，具有科学价值。他不仅反复强调这项工作的严肃性，而且经常跟班指导、督促”[2]21。
竺可桢一生饱学博览，中西兼修，虽公务繁忙，但他善用一切可用时间读书。校图书馆主任陈训慈回忆说：“在宜山我兼图书职务，下午无课，也常见竺师来图书馆阅览外文期刊。后问图书工作同志，校长几乎是限定星期下午，必来阅读新书刊”[8]14。去重庆公务，竺可桢也会挤出时间去北碚气象研究所查阅资料。从日记中可见他兴趣广泛，读书范围涵盖气象、地学、天文、教育、诗词、经史典籍等。为研究五千年的气候变迁，他开创性地利用中国古代典籍作为文本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历朝历代的气候资料做推测。物候学中古籍、诗词的引用更是信手拈来，在七十多岁高龄时还完成了其学术生涯中的代表成果——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著作《物候学》。
浙大推原历史的渊承，定“求是”二字为校训，竺可桢引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做“求是”的注解，强调做学问“无心同异、推求其是”的精神。[6]453他说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厉害，只求真理，不管个人厉害”[6]238的精神。如布鲁诺为捍卫真理而被烧死于十字架，伽利略近古稀之年被软禁皆为坚持真理而遭人迫害。在中国亦有阳明以“良知”为判断是非标准：“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6]483。竺不仅阐释求是内涵，更指出求是的路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认为“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6]461。他要求学子切实践履求是的精神，“理论上重在求真功夫，实用上则求在能行”[6]453，大学生应该“努力培植自己的学问和技术，尤其要打定主意将这种学问技术，出而对国家作最大的贡献”[6]455。竺可桢鼓励学生保持浙大诚与勤的学风，维持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2]193的朴实风气。竺可桢不仅以“求是”做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更将其扩充为一种指导人生理想、责任、立身处世的科学人生观。[2]199
（二）注重“内省力行”的道德修养
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心即理”学说，认为理在各人心中，无需外求。人们知行不能合一，乃因私欲阻隔，故“克制私欲”是“致良知”的前提。竺可桢强调重视反求诸己的“反己内省”工夫，认为“行之不力，便是知之不彻，此尤先生吃紧为人处”。[6]453竺可桢自己也是这样公而忘私，身体力行。竺可桢曾引述阳明先生语示学生：“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6]483他一生注重内省力行，坚持发良知、明是非、求真理。
1942年1月16日，浙大学生上街举行倒孔示威游行，竺可桢顾及学生安全带头走在队伍前面。风潮后不久，竺可桢和学生马国均有一次谈话，马回忆说从未见竺校长如此严肃。校长问他“民主墙”上的文章署名的人多不多，强调写文章署名的意义：“我认为青年人要练习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才是求是精神。我欢喜写文章署名的同学。希望大家都光明磊落，表示意见，这是发扬求是精神的高度表现”[8]54-55。没等马回答，竺接着说他刚去教育部报告此次事件始末回来，当局示意他引咎辞职，但他未立刻同意。他认为“第一，我有责任保障全体师生安全……殊难一走了事。第二，我呈报教育部，学生从头到尾都没有违章乱纪，我领队，我负全部责任，希望不要归咎到任何一位同学。如果，这两件事获得部里谅解，我一定自动辞职……如果，我不顾大局，只图意气用事，立即辞职的话，不幸引起其它枝节来了，我将何以自处？顾全个人容易，顾全大局维艰！……我希望你记住凡事都得负责到底，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8]55。如同阳明先生不顾个人安危冒死谏言而被贬贵州，竺可桢明辨是非、勇担责任，更能不畏强权，践行阳明先生“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示训。1947年，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保安司令部杀害，当局要竺校长签字证明于是“自杀”，竺严词拒绝：“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9]33，书“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9]133数语而去。在应《申报》记者的采访时竺可桢亦彰显了浙大人的求是精神：“他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千古奇冤”[9]136。当局得知后大为恼火，要求竺可桢在报纸上更正，竺再次严词拒绝：“报载是事实，我无法更正”[9]136。
竺可桢还引阳明“立诚、诚意”为格物致知之本，强调品德为一切学行事业的基础，批评大学教育“忽略品性德行的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此为要因”[6]453。1936年，竺可桢效法哈佛导师制，在浙大一年级试行，在西迁途中及定居遵义后导师制仍得到切实实行。竺说“导师只处于辅导启示的地位，而修养毕竟须用自己的功夫……要体会先儒的工夫，深思力行；祛私欲而发良知，励志节而慎行检，明是非而负责任。而先生所示的教训，和其受害不愠、遇险不畏的精神（此种精神之根本全在修养工夫），都是我们最好的规范”[6]453。在训育长人选上，竺可桢坚持要为学生遴选品学兼优的导师。1940年，竺可桢力排众议，不顾当初陈布雷言“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内”[3]36的政治利害，支持非国民党员的费巩出长训育，认为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材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3]63，符合训导长人选，只可惜费巩终因“非党员，故教部不愿其久居此位，必须另觅人”[10]而被迫卸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做人处事原则和精神境界”[11]，坚持真理、遇险不畏的个人品质，使竺可桢作为一校之长在师生中有崇高的威望和亲和力，在西迁路途领导全校师生克服艰难险阻，成功办学。
（三）生于忧患的“公忠报国”精神
阳明“心学”历经挫折而“大器晚成”，竺可桢以阳明一生历经挫折而不屈和其公忠报国的精神鼓励学子。阳明先生明知君主昏昧仍直言进谏，因而被贬龙场驿丞，此其人生中第一次挫折。在万山从棘、地荒人稀的黔北，寄寓破庙，加之瘴气肆掠，而先生能安之若素两年，尝问：“倘使圣人在此，更有何法？”[6]454，且在艰难困顿之中，阳明先生大彻大悟心学要旨，发现他的新学说。此后在赣平匪靖乱，功高遭人嫉妒，受权臣小人诬陷，是第二次挫折，但他仍能处之怡然，“卒以至诚感格而免祸”[6]454。晚年以带病之躯、高年之龄深入蛮荒之地，慷慨赴难，因病不久辞世于归途，尤其可见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竺可桢说“他在那时，真是与叛乱匪盗斗，与瘴疠疾病斗，又对着权臣小人与种种不良环境之阻挠来奋斗”[6]454，以阳明先生抱病之躯受命出征而不辞激励国难之际播迁中的求是学子，希望他们“偶有横逆拂意之事，便当设想先生当年之胸襟，唤发他那强矫无畏的精神，自然能处变若定”[6]454。
浙大在西迁途中，条件艰苦,困难重重。1937年12月，西进到玉山，交通断绝，浙大师生和图仪滞留。竺可桢在玉山停留11日之久，在风雪交加中“四处奔波，托人求情，联系车辆。直到1月7日铁路局才同意拨10余节车给浙大使用”[9]46-47。竺不顾个人及家庭辛勤操劳，与阳明先生以残病之躯深入蛮荒之地、不顾个人安危恰似，二人皆不计个人得失。
随着日军再次逼近，1938年8月13日，浙大首批教职员先遣队从泰和出发，历时近50天于11月1日在宜山开学上课。在1939年元旦迎新晚会上，一位教授说：“这个节日，我们没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只有几顶草帽送给你们。他边说边指着头顶上的茅草屋顶，引得大家都欢笑起来”[9]61。在生活艰难的年代，没有良好的毅力和苦中作乐的精神支撑，难以度日。此次离开江西，竺校长的心情极其悲痛，在他忙于校务时，他的妻子和小儿子在泰和因病去世，甚至未能见上最后一面。途中夜里思念亡妻不能成眠，但白日依然要继续安排迁校大小事务，奔波于丛山峻林、乡间阡陌，竺可桢深知背后是师生和家人的瞩目，没有半点松懈之心。
学校屡次搬迁，历经困顿，且不知能否长久驻留，未来亦无定论，于身体、精神都是重大的考验。全校师生经历长途跋涉，身心疲倦。身为校长，有责任在这样艰难的时刻，鼓舞人心，振作士气，竺可桢以阳明先生晚年受命出征广西上疏所言激励学生：“?君命之召，当不俟驾而行，矧兹军旅，何敢言辞？?学高望重的卓然成家的大儒，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亦冒险远征而不辞，甚至隔了一年而积劳丧身！”“大学生更应坚定在学校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阳明先生公忠体国献身平乱的精神，正是我们今日所应继承发扬，而且扩之于对外抗战，与进一步的建国事业。方才对得起国家社会对于大学生的优待和重视”。[6]455
竺可桢希望学生发扬阳明先生艰苦卓绝的精神，克服艰难险阻，以希在这外辱深入，国步艰危的时刻，肩负起大学生应有的责任，公忠报国，方不负国家所托。他强调在举国抗战，将士和战区同胞不断牺牲中，大学生受国家优待能安定读书，但“这决不是我们有较高的智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6]455。浙大学子响应校长号召，自发成立“浙大战地服务团”，于1940年1月首批从宜山出发到达前方，在广西前线大塘、迁江、宾阳各地为伤兵服务和演出。竺可桢对此非常赞许，并提出“希望能组织一永久之机关，每人可前去服务一年”[12]304。浙大学生从军入伍的很多，如“刘奎斗于1935年考入浙大，抗战爆发后，两度投笔从戎，两度进出浙大校园，随军远征印度、缅甸抗战杀敌，荣立功勋”[13]。到遵义后，学生还组织各种进步社团，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黑白文艺社、拓荒社、铁犁剧团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战爱国活动。
（四）协助地方、改良社会的服务精神
王阳明重视童蒙教育，所到之处，立社学、兴教化。他说“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14]37，因而推行“政教合一”的社会教化思想。王阳明招收及门弟子，宣扬心学，在赣州时邹守益在门下受学，见阳明主持童子习礼的盛大场面，后来邹为官，仿阳明之法，率诸生及童子习礼于学，得“虽毁齿之童，周旋规矩，雍容可观”[15]的称誉。王阳明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贵州各地，所到之处皆开办书院亲自讲学。他一生保持讲学、兴学的极大兴趣，教学活动不断，直至晚年仍思辞官归隐。王阳明之政教合一对地方社会文化发展、风俗变革有很大贡献。竺可桢效仿阳明之志服务社会，为民立命。迁校之初，竺可桢便定下把学校内迁和内地开发相结合，主张把学校迁往内地小城镇，甚至偏僻村庄，环境清幽之地，给学校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同时促进当地发展。竺认为“我等服务农村之目的，在改进农人之生活，即虽地瘠民贫之荒村，亦当努力设法利用当地之人力物力，以提高农民生活之享受，如此文化始得进步，而亦不负国家培植青年、服务社会之期望也”[6]484。
在广西宜山，竺可桢在开学典礼上以阳明精神鼓励师生，强调阳明先生在广西贵州各地的流风余韵，脍炙人口并至今不衰：“如果各大学师生皆能本先生之志，不以艰难而自懈，且更奋发于自淑淑人之道，协助地方，改良社会，开创风气，那么每个大学将在曾到过的地方，同样的遗留了永久不磨的影响，对于内地之文化发展，定可造成伟大的贡献”[6]455。同样，在定居遵义不久后，在竺可桢日记中再次出现：“浙大之使命，抗战期中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窜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二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力尚能如此，吾辈虽不及阳明，但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12]407。
浙大每迁一地，皆积极与地方人士密切合作，“参加所有政府规定的以及有利于抗战建国的各种运动，浙大每任先导，而与地方合作无间，借以推进于全民的动员”，全校各系皆在与自己相关的方面进行科学探讨和实际研究，“如养蚕之示范，和工程之经营，则亦倡导地方作各方面新的发展。此于大学西迁中，教育效能之推广，实已尽我们较广的贡献”。[16]浙大学生自治会在宜山利用文庙做教室开办成人班，课程“有识字、常识等，学生多妇女，次则幼童”[12]17。学生自治会及教职员委员会还联合办暑期讲习会，“分读书、社会服务与游艺三股进行……社会服务则有成人教育与代农家收货、慰问伤兵等工作。成人教育一部分在宜山，一部将赴广西各处”[12]130。在泰和，浙大与政府通力合作，地方出钱，浙大负责技术指导，为当地修筑防洪大堤，次年赣江洪灾当地未受水害，地方百姓都称推浙大功劳。在遵义，除了为地方培训师资，浙大还成立附中、附小，浙大学生到中小学兼课，到地方人士家中做家庭教师。
浙大当年在遵湄等地留下的种种遗产至今仍惠泽当地，造福百姓。解放后的遵义化工厂、铁合金厂以锰为原材料生产的产品曾畅销国内外，是地区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柱。1940年，浙大农学院开始与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合作，结合龙井的制茶工艺成功研制出湄红茶、湄江翠片等品种，用于生产品质上乘的茶叶换取外汇购买抗战物资。如今湄潭拥有万亩茶园，茶叶是其最主要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湄潭发展茶旅融合，“以茶旅一体化为主线，以茶促旅、以旅兴茶……实现了茶旅产业的融合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17]。湄潭在浙大西迁办学地基础上成立的“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也成为著名的文旅圣殿，向人们讲述浙大与贵州人民共渡时艰的历史岁月。
三、结语
竺可桢执掌浙大途遇国难，在颠沛流离之中坚持办学，发挥其德性学识，阐发“求是”的微言大义，创造出一个“东方剑桥”的奇迹。他在借鉴西方现代教育之“形”如导师制、选课制、通识教育、教授治校等基础之上，融入传统儒家文化，以期学子修身养性，学识五车，出而为国服务。而王阳明，就是他所寻找到的儒家代表，是他在教育思想上作为其“哲学中心思想”的选择，也是浙大师生的精神领袖。以儒家治学传统看，竺可桢校长之教育思想更具有传统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为国、为民奉献的崇高责任与担当；古语烁今，竺可桢结合浙江地域特色文化,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在国家艰难之际用阳明先生名言事功鼓励学生克服万难，报效祖国，培养出众多优秀的浙大学子；栽树惠人，阳明先生行经各地讲学惠民，浙大在西迁途中也尽力帮助内地开发，不仅为国民政府赚外汇换取抗战物资，也为各地方政府办教育兴水利提升民生。1939年马一浮离浙去川前，有留别诸友诗，或可作结束语：“故国经年半草莱，瘴乡千里历崔嵬。地因有碍成高下，云自无心任去来。丈室能容师子坐，蚕丛乃遣五丁开。苞桑若系安危计，棉蕞应培禹稷材。”[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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