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散文不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原因探究

　　内容摘要：《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其目的是“想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作一次总结算”，“凡自一九一七年起至一九二七年止的十年间的论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都分头请人选择，汇成一帙。”散文共有两集，分别由周作人、郁达夫编选。五四时期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部散文集，在当时文坛上也是占有一席地位的。然而，周、郁二人都没有编选他的作品，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所以，本论文以瞿秋白散文不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这一现象为切入点，结合瞿秋白作品本身、他的身份背景以及周、郁二人在散文方面的选材标准来深入分析研究。

　　关键词：瞿秋白散文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 文体 瞿秋白

The Research Of Qu Qiubai's Prose not Join in the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Abstract: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Liangyou Version) is a very important work inChina 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which aims to “summarize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since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all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decade from 1917 to 1927, includingthesis, novels, poems, prose and so on, would be chosen and collected. ”There are twocollections of prose, which are edited by Zhou Zuoren and Yu Dafu inpidually. During the TheMay Fourth Movement, Qu Qiubai has published two collections of prose, named E Xiang JiCheng and Chi Du Xin Shi ,which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n literary arena. However, ZhouZuoren and Yu Dafu didn't select the works of Qu Qiubai into the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this fact deserves our deep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I would take the factthat Qu Qiubai's prose wasn't in the Chinese New Literature Collection as a key point ,combined with Qu Qiubai's work itself, his background, and the prose selection standards ofZhou and Yu, do the research profoundly.

　　Key word：Qu Qiubai's prose;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Style;Qu Qiubai

目 录

　　引 言

　　一、从瞿秋白散文作品本身看不入的原因

　　二、从瞿秋白的身份背景看不入的原因

　　三、从周、郁二人的选材标准看不入的原因

　　（一）周作人的选材标准

　　（二）郁达夫的选材标准

　　结 语

　　参考文献

　　引 言

　　《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由赵家璧主编，其目的是“想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作一次总结算”，“凡自一九一七年起至一九二七年止的十年间的论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都分头请人选择，汇成一帙。”《中国新文学大系》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在 1935 至 1936 年间出版。整套书系分为 10 集，包括胡适编选的《建设理论卷》、郑振铎编选的《文学论争集》、茅盾编选的《小说一集》、鲁迅编选的《小说二集》、郑伯奇编选的《小说三集》、周作人编选的《散文一集》、郁达夫编选的《散文二集》、朱自清编选的《诗集》、洪深编选的《戏剧集》、阿英编选的《史料·索引》。书前由蔡元培撰写总序，各卷编选者还分别就所选内容写了导言。总序和各篇导言，对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理论主张、活动组织、重大事件、各种体裁的创作，或作历史的回顾，或为理论的阐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些导言的影响比《中国新文学大系》本身更为深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堪称中国现代文学之精品。

　　散文共有两集，分别由周作人、郁达夫编选，于 1935 年 8 月出版。这两集散文卷可以说是网罗了五四以来各种类型的散文家的作品，然而，这里面却均未收入瞿秋白的作品。虽然瞿秋白只是位“兼职”作家，也算不上五四时期一流的作家，但他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部散文集，在五四文坛上也是占有一席地位的。然而，周、郁二人都没有编选他的作品，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所以，本文以瞿秋白散文不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现象为切入点，结合瞿秋白作品本身、他的身份背景以及周、郁二人在散文方面的选材标准来深入分析研究。

　　一、从瞿秋白散文作品本身看不入的原因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优秀的政治家，他早期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优秀作品。《饿乡纪程》作于 1922 年，记述了 1920 年 10 月作者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考察苏俄时的见闻和观感。前半部分叙述作者早年的生活经历，后半部分记述从北京到莫斯科途中的风光、见闻，反映了苏维埃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生活的文学作品。《赤都心史》瞿秋白作于1921 至 1922 年初，1924 年 6 月出版，与《饿乡纪程》为姐妹篇。它收录了杂感、小品、游记、读书录、散文诗等四十六篇。主要记述的是作者在考察莫斯科时的见闻，描绘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社会生活中新的生机，介绍了不少着名人物的活动，并记录了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这两部作品在当时五四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后人对它们的评论主要是从其政治作用和思想意义入手，很少将它们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来看。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文体，学术界历来争议颇多，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一）“文艺通讯”说。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称：“这两部散文……继承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并吸取了外国文艺通讯的优点，……形成气势雄伟、绚丽多彩的文艺通讯。”并“给我国散文开辟了新篇章，为后来的通讯、特写、游记、报告文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报告文学”说。杨如鹏在《瞿秋白——中国报告文学的开拓者》中认为“按当代报告文学的特征来衡量，这两部书中的多数作品也堪称报告文学的范本（除去少量诗作）”，可以“称它们为我国现代报告文学上最早的报告文学集之一”。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版）》指出：“这两部作品还以新闻真实性和艺术形象性的完美结合，成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为报告文学在 30 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则认为《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某些重要篇章实已初具报告文学的形态。……它既有迅速忠实地记录事件的新闻性，又要有文艺性，……，因而可视为现代报告文学的滥觞”。林非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指出它们具有“报告文学”的体性。“报告文学在中国的正式兴起，已经是 30 年代以后的事情了，……。然而在它正式提倡之前，现代文学史上已经出现过许多描写重要题材的叙事性散文，由于这些作品描写了为广大读者所关心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是完全可以称作为‘报告文学’的。像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就是属于这种情形的出色的作品。”

　　（三）“散文”说。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还是比较多的，他们还对它们进行了细分。例如王文强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文体论》中认为是笔记散文，而黄修己认为是通讯散文。丁晓原在《论“五四”社会派散文作家的创作》中进一步指出：“在 20 世纪 20年代，瞿秋白作为散文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他以通讯化散文的形式，开拓了散文表现的空间”。王尔龄则认为“他报道访苏见闻的两本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就有意溶进了‘杂记随感录’的表达方式在叙事性的散文集里得心应手地运用杂感文字。”两部瞿秋白作品，在文体性质的判定上产生如此大的分歧，推究起来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两部作品的文本体式比较复杂。在《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瞿秋白运用了游记、杂记、回忆录、日记、笔记、随感录、通讯、序跋、寓言、散文诗、速写、摘记、趣闻轶事等多种形式。《饿乡纪程》写的是瞿秋白本人思想经过，包括“路程”和“心程”两个方面，“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而记着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此中凡路程中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心程中的变迁起伏，都总叙总束于此。”《赤都心史》则分成“社会的画稿”和“心弦的乐谱”两部分，记录的是瞿秋白“个人心理上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的所感。”这两部作品都是作者亲历的过程和真实的感触。由于实际生活内容的纷繁复杂，作者的思想感情发展变化，随内容而易的写作体式也是不断变换的。选择最易于阐发自己观点、抒发自己情感的体式，是瞿秋白当时最佳的选择，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这两部作品的文本体式为何如此复杂。多样的文本体式使得人们很难对它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杂感、读书笔记、游记、通讯、散文诗等，只要适合表达的内容和情感，不拘一格，都能运用，灵活多变，相得益彰。叙事、写景、议论、抒情相互依托，相辅相成，融于一体，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使他更具选择的余地和空间。

　　其次，这与散文体裁特点有关。散文的主要特点是，取材自由、广泛，“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可，无所不包，但较多的是写真人真事，艺术虚构的成分较少，注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表现方式多样，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议论，甚或三者兼而用之，语言不受韵律的拘束；结构灵活，篇幅可长可短，不一定有完整的故事情节。

　　而诗歌则强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创造鲜明的意象和深邃的意境；语言精练，节奏鲜明，音律和谐，分行排列，富有形式美和节奏美。

　　小说注重叙述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两者都具有虚拟性。戏剧是一种融合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因素的综合艺术，强调戏剧冲突。同诗歌、小说、戏剧相比，散文的选材范围更广阔宽泛，表现方法更自由多变，体式也最富多样。它挥洒自如，不拘一格，能将叙事、抒情和议论的功能冶于一炉。正由于散文这种文学样式灵巧轻便，体裁多种，使得难以确定这两部集子的文体。

　　再次，文体分类没有绝对的标准。“五四”时代是新文学诞生的时代，也是新文学蓬勃兴旺的时代，扫荡了一切旧的成法，新文学作家们随心所欲地唱自己的歌，说自己的话，追求着属于自己的表现领域和表达方式，创造着新的文体新的风格。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精神创造活动，它既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同时创作者又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意思，其中包括对文体的创新意识，因而促进了文体的变异。这一时期，正是新文学诞生、成长的阶段，现代新文体的种种名目有的刚刚产生、引进，有的甚至还未出现，难以把握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另外，在这个自由的时代里，有些创作者有意识地打破文体之间的界限，借鉴多种体裁的优点来创作某一体式的作品，致使文体种类存在犬牙交错状态。文体的交叉性、不确定和模糊性，导致了文体内涵解读和界定的相对性。例如冰心的《笑》，这是“五四”初期影响很大的一篇抒情散文，但是这篇文章竟收于她的小说集《超人》中。这样的事例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最后，是由于瞿秋白本人的观点造成了分类的混乱。瞿秋白在《饿乡纪程》的“跋”中开篇就点明是“游记”，后又写到“以体裁而论为随感录”，还写到“着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琐闻轶事，拟记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记，笔记的体裁”，而在《赤都心史》的“序”中说到“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思想，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想，所以杂集随感录，且要试摹‘社会的画稿’，所以凡能描写如意的，略仿散文诗”，“可以分作几种：杂记、散文诗（‘逸事’），读书录，参观游记”。在《赤都心史》“引言”中则明确指出：两书均是“着者幼稚的文学试作品，而绝不是枯燥的游记，绝不是旅行指南”。从瞿秋白自己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前后的描述存在矛盾的地方，可见他本身对自己文体的界定也是十分混乱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的《瞿秋白选集》，在《出版说明》中明确指出这两部作品“是瞿秋白同志在 1920 年以新闻记者身份访问苏维埃俄罗斯的游记”。

　　另外，1922 年 9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饿乡纪程》时，用的名字是《新俄国游记》。作者本身意识混乱和出版时作品名字的误导，无疑给研究者带来不小的困难。从这点上看，难以界定文体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确切地界定这两部集子的文体确实存在着困难，但并非不可确定。

　　从这部作品的文体本身来看，融多种体式于一体，我们不妨将其界定为“大散文”。

　　这是一种融记事、抒情、议论以及旅行见闻于一体的散文文体。瞿秋白的“大散文”是就它的体裁而论的。在大散文的框架中，可以包容小品、散文、游记、杂文、诗歌、散文诗等各种文体。这些文体尽管形式各异、风格有别，但都和谐统一在这一大框架中。

　　瞿秋白的大散文有别于游记，也有别于一般抒情散文。它能融客观描写与主观抒情，融自我解剖与社会思索，融游记、杂感、散文诗于一体，发挥其他文体所不能达到的表达作用。

　　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界，中国散文进入了现代散文阶段。现代散文迅速发展，成为与小说、戏剧、诗歌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五四时期的散文一般篇幅都比较短小，取材也都比较随意，通常偏向抓取日常生活的片段或是思想情绪的小起伏。而瞿秋白的大散文则一扫这种“小家气”，开创了一种带着鲜明特色的散文体式，这种大散文具有大格局。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的字数分别为 75000 字和 93800 字，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作者在行文时，没有一般短篇散文作者的拘束，大可以挥挥洒洒、随手拈来，任思绪和笔墨天马行空。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只要能满足表达需要的通通都能为其服务。这种不拘，最显着的体现在这两部作品的体式上。在这种大散文的框架下，可以包容小品、散文、游记、杂文、诗歌、散文诗等各种文体。这些文体尽管形式各异、风格有别，但都能和谐统一于这大框架之内。这样的大格局对散文这种体式来说是相当不易和罕见的。

　　可以说，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体裁的大格局，使得他的这种散文文体在当时是不被主流认可的。它既不属于一般的杂感形态，也不是通常的美文之类。

　　这种大散文形态，要进入正统的散文选集是比较困难的。

　　二、从瞿秋白的身份背景看不入的原因

　　除了瞿秋白《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部作品本身文体的问题外，他的身份也是他的作品不被主流散文家认可的原因。瞿秋白的身份比较特殊。作为一名“兼职”作家，他的主业是政治家，他的身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他区别于一般散文家最鲜明的标志。

　　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他长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生活的窘迫，母亲的自杀，使他从小就与家人分离，寄人篱下。五四运动发生后，他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五四期间，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在运动中不断锻炼自己。

　　1920 年 10 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去苏俄采访，目的就是要寻找革命的真理，“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和“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在苏俄期间，他深入考察革命的社会生活，了解真实的新生苏俄。

　　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数十篇旅俄通讯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是十月革命后直接考察、报道苏维埃国家各方面真实情况的第一个中国人。在苏俄的真实体验后，特别是受到列宁的接见与指导后，瞿秋白得到了很大的教育，身心也受到了很大触动。1922 年，他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人间化”而奋斗。

　　1923 年，瞿秋白应陈独秀之邀，返回国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与其他同志一起，积极参加革命。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时刻，他紧急主持召开八七会议，开始把革命从惨重的失败中挽救过来。会后，他勇敢地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六大后，他又参加了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回国后，瞿秋白继续积极参加革命，参与决策诸多会议。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了中央领导的职务。此后，瞿秋白在上海和鲁迅一起积极参加左翼文化战线的斗争，并为左翼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934 年 2 月，瞿秋白到达苏区瑞金，依旧被排除在党中央领导之外。同年 10 月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未被批准同行，被迫留在苏区。1935 年 2 月 24 日，他在福建长汀被俘，6 月被害。这就是瞿秋白短暂却又光辉的一生。

　　从瞿秋白一生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担任过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参与决策了中共诸多会议，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他身上的政治色彩甚是浓厚。

　　即便是后期，他被排除在中共领导人职位，他仍旧进行着与之相关的革命活动。养病期间，更是在上海同鲁迅一道积极参与左翼文化运动，在文化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的身上自始至终都带着中共领导人的标签。

　　瞿秋白是 1935 年 2 月 24 日被俘，6 月 18 日就义的，而周作人、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的时间是 1935 年 4 月，两者相差不到两个月。从瞿秋白 2 月 24 日被俘到 6 月 18 日被害，这几个月的时间内，社会舆论对瞿秋白的身份必定是慎之又慎、严之又严。这一时间点处于非常时期，时间过于敏感，再加上瞿秋白身份的特殊性，加之当时的大众舆论氛围的压力，周作人和郁达夫即便是再欣赏他的文学创作，也是断然不会轻易冒政治风险，把他的这两部散文代表作编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

　　上述是从瞿秋白的身份和历史背景来推测周作人、郁达夫不选《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部作品的。除此之外，周、郁二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二）》的导言中都阐述了自己的散文观以及编选的标准。这无疑也是我们研究两人不编选瞿秋白作品原因的重要文本材料。

　　三、从周、郁二人的选材标准看不入的原因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散文集分别由周作人和郁达夫编选，他们在各自编选的集子前都撰有导言，对所选的对象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并且就一些问题和作家选择做出了说明和阐释。

　　（一）周作人的选材标准

　　《散文一集》是由在五四散文创作中占重要地位的周作人编选。在导言中，对于作家作品的选定原则，周作人并未给出正面的说明和阐释，文中只写道：“对于新文学的散文我的意见大抵就只是如此，要分时期分派别的讲我觉得还无从说起，从民六到现今还没有二十年，何况现在又以前十年为限呢。我看文艺的段落，亦不以主义与党派的盛衰为唯一的依据，只看文人的态度，只是夹杂宗教气的主张载道的呢，还是纯艺术的主张载道呢，以此来决定文学的转变。现在还是混乱时期，这也还难说，因为各自在那里打转身，似乎都很少真是明确态度。我是这样看，也就是这样地编选。我与郁达夫先生分编这两本散文集，我可以说明我的是那么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只凭主观偏见而编的。这一册里共计有十七人，七十一篇。这里除了我与郁先生约定互相编选之外，其余的许多人大都是由我胡抓瞎扯的。”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强调的是一种自在的“随意”。但他的这种“随意”并非如他所言的是“胡抓瞎扯”，恰恰相反，这种“随意”体现了他一贯的散文观念和主张。他的这篇导言大量引用了自己的文章，主要有《中国新文学源流》、《近代散文抄》、《陶庵梦忆记》、《美文》、《杂拌儿跋》、《燕知草跋》等。

　　他以这种“文抄公”的形式，在看似“随意”中阐释了自己对新文学的看法。

　　在周作人的导言中，他推崇的是一种“言志”的散文观。所谓的“言志”散文，是一种“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的”文学形式，其主要元素是个人化的“性情”。与“言志”散文相对的，是“载道”散文，周作人是这样区分两者的：“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在“言志”和“载道”这两者间，周作人推崇和实践的是“言志”散文。他认为“言志”散文的意义在于为生命个体抒发内在的情感提供了一个自由自适的精神载体和平台。他希望中国的新文学能积极发展这种“言志”散文。

　　周作人将晚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看作是“五四”新散文的源流，他发现“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晚明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种文学主张与周作人本人的文学主张是契合的。周作人向来都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并认为文学应该要与学术、政治等其他领域保持一定的距离。公安派的主张无疑是周作人最推崇的。

　　他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强调和认同公安派的“性灵”文学：一方面，它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它也是“对于礼法的反动”，包含着反抗“载道”文学的意义。“对于礼法的反动”，这是一种大无畏的破，求取的是生命主体的精神的自由和超脱，最后通过文本来展现和释放作者的“真实的个性”。在周作人的散文观中，这正是五四散文所追求和应该表现的独特魅力之处。“真实的个性的表现”，也就成为周作人选人衡文的一个基本尺度，也是他所追求和实践的一个宗旨。

　　正是秉持着“真实的个性的表现”这一基本尺度，周作人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候，更多的是从文学角度去取舍文章的。他尽量摒除了议论性的散文，正如他所说的“议论文照例不选，所以有些人如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李守常、陶孟和等的文章都未曾编入。”我们知道周作人一直推崇和提倡的是“美文”观点。这种“美文”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其中“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

　　显然，议论性的散文是不符合他的这种散文观念的。但在《散文一集》中也存在着一些带有议论色彩的文章，甚至完全可以看作是议论性的散文，例如：梁遇春的《人死观》、刘半农的《奉答王敬轩先生》、刘大白的《桐城派鬼话文合八股文的关系》等。从这一点看，似乎是有悖于周作人的编选标准的。但从他提出的明确不编入的作者和他编入的作者及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复杂的。除了周作人本人的散文观念，还牵涉到作者的身份和作品的文本内容。梁遇春、刘半农、刘大白等人都是非政治性人物，而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李守常、陶孟和等人大多数是当时《新青年》杂志的主持人或者是主要的参与者，它们的身份标识过于明显，容易使文学本身带上其他的色彩。另外，周作人编入的这些议论性散文的内容并不直接涉及社会政治，讨论的大多是文化问题。由此可见，周作人大力摒除议论文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议论文不符合他一贯的散文观念；二是作者本身和作品表现的内容应该是生活化的或者是文学化的。显然，瞿秋白的散文属于周作人摒除的一类。

　　（二）郁达夫的选材标准

　　《散文二集》是由五四时期另一位重要的散文家郁达夫编选的。在导言中，郁达夫对散文相关的方面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他的导言一共有六个部分，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散文文体性的界定，二是对五四散文的总结，三是对入选的作家进行的点评。”在导言中，郁达夫提出了现代散文的几个特征：“个人”的发现；范围的扩大；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幽默味。

　　与周作人一样，郁达夫同样推崇的是“个性”，他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这种“个性”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五四的历史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正在于“人”的发现。散文，作为主体精神和思想的一种直接的表达方式，它的个性化正是主体个性化的一种表征，是对个体人生的一种再思考。表现出散文个性化的特征，也就抓住了五四的精神实质。所以，对于“个性”的追求被郁达夫视为现代散文的第一特征。

　　郁达夫认为的现代散文第二个特征是散文范围的扩大。“这散文内容范围的扩大，虽然不就是伟大，但至少至少，也是近代散文超越古代散文的一个长足的进步。”他赞同林语堂“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可不谈”的观点，并在导言中还大段引用了美国文艺理论家尼姊的论述来支撑这种观点。尼姊认为散文“并不曾有过什么特定的限制。尤其是在那些不拘形式的家常闲话似的散文里，宇宙万有，无一不可以取来作题材，可以幽默，可以感伤，也可以辛辣，可以柔和，只教是亲切的家常闲话似的就对了。”郁达夫透过散文范围的扩大，还看到了作品内涵方面的独特的散文特质：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在他看来“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去写自然，写个人便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散文里很少人性，及社会性与自然融合在一处的，”“而现在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

　　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的散文的特征之一。”传统的散文在排斥人性表现的同时，也回避社会性的体现。郁达夫除了重视散文的人性凸现外，也强调社会性的表现。他认为散文与社会并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影响都会在现代散文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人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生活也不能脱离社会，人与社会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体。在彼此的影响中发展，也在彼此的发展中促进自身的前进。散文既要表现出人性，也要反映出社会性。

　　对照郁达夫的选材标准，我们不难发现瞿秋白的散文是基本符合郁达夫标准的。瞿秋白的大散文是有别于游记，也有别于一般抒情散文的。它能融客观描写与主观抒情，融自我解剖与社会思索，融游记、杂感、散文诗于一体，发挥其他文体所不能达到的表达作用。他在《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部散文集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意识，他在作品中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他的自我解剖有别于五四其他的散文家。这种自我解剖不是自我安慰，也不是自我肯定，而是一种自我否定，是一种抛弃旧意识，寻求一种与时代紧密联系、与时俱进的进步。他的这种严肃、谨慎的自我解剖与自我否定，反映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在表现个人心史变化的同时，更折射出社会心史的变迁，这是其他五四散文家不能企及的高度与境界。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最后一点，郁达夫强调的是散文中体现的社会性，而非政治性。瞿秋白是“担着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远赴新生的苏俄的。在那里他受到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在他的思想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政治高度的责任，“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他在散文中过多地描述了苏俄的政治生活场景，使之带上了政治思想色彩，这是郁达夫不喜欢的也是不认可的。

　　结 语

　　本文以瞿秋白散文不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现象为切入点，结合瞿秋白作品本身、他的身份背景以及周、郁二人在散文方面的选材标准来深入分析研究。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解析，我们对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部作品的文体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初步得出了其不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

　　[2]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3]杨如鹏：《瞿秋白--中国报告文学的开拓者》，《瞿秋白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4]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5]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

　　[6]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7]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

　　[8]王尔龄：《论瞿秋白的杂文》，《瞿秋白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9]瞿秋白：《瞿秋白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10]丁晓原：《论“五四”社会派散文作家的创作》，常熟高专学报，2001 第 2 期。

　　[1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

　　[12]程民：《瞿秋白写作艺术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3]鲁枢元、刘锋杰、姚鹤鸣主编：《文学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4]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1921.6.8。

　　[15]丁晓原：《论周作人与郁达夫五四散文观的差异》，《现代文学研究》，2003 第 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