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文学学会工作的几点看法

　　1982 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河南大学联合在开封召开了第一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距今已经有 32 年了。 32 年来，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8 年，我们在敦煌召开年会。会后经过努力，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由邓绍基教授担任会长，后来接力棒传到了郭延礼先生、黄霖先生和王飚先生手里。 这次年会，蒙大家的错爱，由我担任会长。 邓先生已经作古。 学会理事会经过协商，由三位前任会长和为学会做出重要贡献的原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管林先生出任名誉会长。

　　诸位前辈学人都为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将成为我们学会学术的传统， 凡是为学会做出过学术贡献的人，都应受到我们的尊重与爱戴。对近代文学学会的工作，我有几句话要说。

　　第一句话，把推动研究、培养队伍、繁荣学术作为近代文学学会的唯一使命。 我们的学会是一个群众团体，每一个近代文学学会会员都是这个团体的一分子。 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是我们每一位会员的学术之家。 作为一个运转了 20 多年的学会， 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的荣誉，爱护它取得的所有成就，真正地为发展近代文学学科做出贡献。 近代文学学会作为一个群众性学术组织，推动研究、培养队伍、繁荣学术是其最重要的使命。 我们两年一次的年会，都是在各位同人的关心和支持下召开的。 在年会之间，还有分会的若干次小型会议、专题会议，在各地不断召开。 刚才遵义师范学院的同志提出希望明年在遵义召开会议，云南民族大学的同志也提出愿意承办下一届年会，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提出要召开一些专题会议，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 年会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会员参加，使学会成为会员的学术之家；专题的会议，我们希望各位专门研究的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研讨。 我们也希望每个愿意把自己的学术志向贡献于近代文学研究的会员， 能够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表更多的研究成果。 我们的学会，要以推动研究、培养队伍、繁荣学术作为唯一使命；我们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副会长、会长，只有一个职责，那就是为会员的学术成长做好服务工作；也希望各位理事、各位会员，也要为学会的学术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学会是一个学术组织，要为学科的发展担负起引领的作用。 我们每个会员都有自己的学术目标和学术追求，也有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 但我们的学会既然是一个学术组织，就应当担负起学科发展的引领责任。 不然，这个组织就没有必要存在。 所以在我们的成员之间，在鼓励各自个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希望组织起来，共同合作，探讨学科当中的基本建设问题和重大课题， 提高学会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 现代学术发展，尤其是理工科的发展已经充分显示，没有团队就无法工作；文科也逐渐在显示，没有团队也是无法更好地工作。 我们每个人个性化的研究应该受到尊重；但是，涉及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重大课题、重大研究项目，还需要在座各位鼎力合作。 我们学会成立之后，就曾经有过整理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的活动，当时在常熟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学史料会议，后来没有真正坚持下去。 但是，这项工作还是需要我们号召一批有识之士共同做下去， 做好基本史料建设工作。

　　我们希望， 对近代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重大课题、重大趋势，要进行团队合作。 我们希望在学术会议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学术合作。与我们近代文学相邻的学科， 如清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现代文学研究，都是学术研究的热门学科。 这些学科从事研究的人员之多、学术会议之频繁、发表论文数量之大、团队作战之有效，都令我们羡慕，都应当是我们的榜样。 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价值趋向，学科的自信、自豪和自觉，都大大优于我们。 这个月初，我在南京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年会时就感觉到，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学会发展过程中积蓄的经验， 来思考我们学会、学科的发展。

　　第二句话，就是我们怎样谋划学科的发展？

　　首先要准确认识到近代文学学科的自身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对学科的自信和自觉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 在很多人看来，我们的研究好像面临着两座大山， 前面一座大山是古代文学，后面一座大山是现代文学。 我们强调过渡性，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存在以五四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但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当中，是一段不可替代的、充满着很多挑战、也充满着许多重大课题的文学历史，其学术价值绝不低于现代文学， 也绝不低于当代文学。

　　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的学科建立起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应当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或者是比我们更年轻的、受过完整教育的、有更好的学术背景的新一代学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们怎么样在集体的学科意识，在国际化、普世化、全球化和学科化的全方面，都取得更大的成绩，这应当是我们学会努力的方向。 怎样使我们的研究，由自说自话变为学术界共同的话语，应当是我们学科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们的学科在某种方面的露怯和不自信，大家常常归结于大学的学科设置。 比如有人认为，在大学的学科设置之列没有近代文学的空间。 学科的自信， 主要来自于我们对研究成果的自信，对我们学科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价值和判断的自信。 王飚先生在讲话中提到了三个“三十年” 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1979年编了一套书，概括了两个“三十年”,从 1919 年到 1949 年， 这是一个 “三十年”; 从 1949 年到1979 年，这是另一个“三十年”. 在文学研究所编的这一套七本书之后，从 1979 到 2009 年，我们又经历了三十年。 这三个三十年当中，有很多学术的话题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的学科从无到有，再到现在我们提出学科自信、 学术自觉的问题，应该来说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第一个三十年，我认为是我们国家的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时期。 在严复《天演论》出版的时候，吴汝纶为其作序，提出两个很值得深思的概念。 他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西方的学术文章；而在中国文体史上，唐代以前多“自著”之文，而唐代之后多“集录”之文。 什么是“自著”之文？

　　用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学术专著；什么叫“集录”之文？ 就是论文集。 就是说，唐代以前，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这些都是自成一家的“自著 ”之文 ;唐代以后的文人诗集 ,喜欢合并起来，做成合集，这叫作“集录”之文。 他天才地预告，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我们国家应该有若干自成体系的“自著”之文出现。 这个预告出来大概经过二十年之后，在 1920 年前后，随着西风东渐的深入和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建立，我们国家出现了很多自成体系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 这些著作都是在 1920 年代以后出现的， 形成了学术史上的一种现象，那就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冲击下，中国由于大学教育的需要，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学术体系， 这一学术体系使中国出现更多的“自著”之文。 这些著作，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研究近代文学的重要参考。

　　1949 年到 1979 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民族独立、国家更替、新政权建立，这是一种革命叙事普遍存在的时期，唯物史观、反帝反封建理论成为我们编写教材和文学史著述的指导思想。 这种革命叙事，把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分为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这完全是政权更替的原因。

　　1979 年到 2009 年的三十年， 应该是多元化的时期，出现了很多范式。 除了革命范式之外，又有了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范式的描述把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现代、当代看作一个时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时期，跨域了三个历史阶段。 把清王朝时期的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国民政府时期各个阶段的现代化轨迹，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六十多年的发展，都视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在现代化过程的叙述下，完全可以有政权的痕迹存在，但是也可以完全消解这些政权痕迹的存在。 当我们在描述中华民族复兴过程时，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采取了模糊政权更替的描述方式。 中共党史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描述，就采取了一种现代化叙事范式，没有完全按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叙事模式去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

　　所以，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新的学术体系。 中华民族在争取现代化、实现复兴的过程中，整个民族都为之付出了努力。 某个政权影响过现代化的进程，但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平等、自由、富强、民主的民族复兴之路。

　　第三句话，是在我们对革命叙事和现代化范式如何使用的背景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我们的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一，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注重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被迫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的经历和过程。 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中断五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 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没有中断古代文明传统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而被迫走上现代化进程。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精神历程有过怎样的艰难曲折， 民族情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这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文学研究就是要关注精神层面和情感层面。 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一百多年的精神历程和情感历程，应该是我们进行近代文学研究的关注点。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其中存在着很多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东西。 在近代以来百余年精神和情感演变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着古今转换、中外融合的两组矛盾。 古今与中外，是开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精神、情感历程最好的钥匙。 在古今转换、中外融合的扬弃过程中，旧的逝去，新的建立，一个最古老、最伟大、人口最为众多的民族的凤凰涅槃得以完成。

　　第二，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还处在未完成的过程中，但是，从鸦片战争到 20 世纪的文学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历史形态。 我们怎么样用今天的观点来观照这段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这一代人去观察、去了解、去剖析的一段精神和情感的历史。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有我们的眼光，而更年轻的研究工作者则有他们的眼光。 我们必须建立起我们的方法论，建立我们的观察近代文学史的视角。 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化，中国也是以特殊的方式走上现代化之路。 尤其是在一个文化传统没有中断的国度，对其现代化进程的意识形态的观察更为复杂。 中国文学和文化在鸦片战争之后，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精神文化重建的过程，这个重建的过程，具有其独特性，没有其他国家的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与之雷同。 我们要有理论自信，在保持理论自信的同时，还要保持理性的判断。 在对历史饱含同情的同时， 应当张扬一种批判精神。 我们对我们民族的历史肯定是饱含同情的，但是，在同情的过程当中，要有批判精神，然后才能确定我们的研究立场和价值判断，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我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我们这一代的研究人员能够引起重视。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当中，中华民族的利益情感、精神发展应当受到尊重。 在对其尊重的同时，也要进行理性的判断；在对历史给予同情的同时，也要张扬批判精神。 哪些是我们做的，哪些是没做的；哪些是做对的，哪些没有做对；哪些是我们选择对的，哪些是选择错的。 保持同情，保持批判的张力；我们既要有理论自信，也应当有理性批判。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这段历史进行恰如其分的描述。

　　第三，我们的研究立场和价值判断，既要站在人类进步的方向， 又必须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 这是我们的立足点。 人类进步的方向，是整个世界化的发展方向。 从逻辑上来讲，它应该是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步的。 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站在人类进步的立场，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立场上。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当中，民族独立是最基本的。 没有民族独立，就谈不上民族现代化。 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于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 实现了民族独立。 而民族独立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 民族独立实现了，民族复兴的任务更重，需要在传统性、现代性、民族性、全球性统一的条件下进行。 自由、平等、尊严，是每个民族的共同追求。 假如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尊严，就谈不上现代化，也谈不上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们希望世界给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更多的平等， 给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以更多的尊重； 也希望中国的发展进步保持和现代主流文化相同、 和人类进步相同的价值取向。

　　第四， 我想谈一谈研究历史的两个条件，就是材料和思想的问题。 我注意到，论文集中的作者很多都很年轻。 在阅读论文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我们该怎样对近代文学中的重大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的材料、考据怎么样与近代历史的宏大叙事、近代文学的重大判断联系起来，所以，没有材料的思想是空话，没有思想的材料是垃圾。 在材料的爬梳过程中，要有认识，要有发现，但是把材料变成思想的过程需要判断，需要联想，需要思想。 所以，没有地毯式的全面详细地收集材料，我们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但是没有独立的思考，我们的文章就无法建立自己的学科话语，无法代表我们的学术实力。 我们应当有更宏大的学术目标，构建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 现在的研究条件比前三个“三十年”都要好，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期待。 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学科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建立我们更多的学术话语，带给我们学科更多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