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贡献

　　一、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史上的地位

　　迄今为止,根据武汉大学《李达全集》编纂委员会的收集成果,李达撰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着有《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经济学大纲》(1935年)、《货币学概论》(1937年)等3本;译着(含合译)6本:(苏)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1930年,1932年)、(苏)拉比托斯和渥斯特罗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932年,1933年,1936年)、(日)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论》(1930年,1933年)、(日)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1930年)、(日)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1924年,1927年,1933年)、(日)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1930年,1938年).另外两部译着可惜踏破铁鞋无觅处,《李达全集》至今暂付阙如,一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上海昆仑书局,1930年1月版);二是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华书局,1921年4月版).这是他在1918年日本留学时期翻译的成果.此书被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必读文献之一.

　　李达还先后撰写了15篇经济学领域的论文,其中包括《佃租论》(2篇)(载《现代中国》,1928年)、《论广义经济学》(载《读书月报》,1939年)、《土地问题研究》(载《双十月刊》,1928年)、《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载《法学专刊》,1935年)、《物价管理与强化金融统制》(载《申报月刊》复刊,1944年)等.此外,在其他一些论着中,如《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载《新时代》,1923年)、《现代社会学》(1926年)、《社会学大纲》(1937年)和《中国社会发展迟滞之原因》(1941年)等,也论述了不少的经济问题这些呕心沥血之作奠定了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声望,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的地位,以至于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人出李达之右"(侯外庐语).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都以研究和宣传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见长,而李达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和理论修养,并且特别重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他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中屈指可数的经济学家.

　　李达以马克思主义这一新视角探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的时代性问题,最早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早在1921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了2篇振聋发聩的檄文,一方面,以《马克思还原》为题,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马克思真面目的歪曲,称赞列宁恢复马克思的真相,大声疾呼"马克思还原";另一方面,以《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为题,指出:"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①他严厉批判了各种假社会主义言论,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之解剖》,1921年)、"走狗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1920年)和"温情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江亢虎》,1923年),并在《什么叫社会主义》(1919年)、《社会主义的目的》(1919年)以及《现代社会学》(1926年)等论着中系统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年)、《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年)这3本着作中,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对中国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尤其在1936年发表的代表性论着《经济学大纲》等论着中,他认为,"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综与去迹."②可见,李达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术语,但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领悟了其中之真谛和精髓,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做了论证和解读.李达实际上还是倡导和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一人③.

　　二、李达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三大阶段

　　李达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早期阶段(20世纪20年代)李达在党的"二大"宣言中提出民主革命的纲领后,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1923年)一文.李达鲜明地提出"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口号,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演变过程,指出,"马克思学说,已是由介绍时期而进到实行时期了.我们研究经济学说的人,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似有慎重研究和考校的必要",尤其要探讨三大问题,即"目前的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吗……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准备,怎样实行……应该采用何种政策",并且力图从经济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有力的论证,并且预测: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原则和中国的产业状况及文化程度"来确定各种政策④.

　　李达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状况及其演变趋势的紧要关头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课题而作,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中国近代经济的第一本着作.他在书中开宗明义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只有"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这是我所以要编这本小册子的动机"⑤.他首先指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的关系,接着运用大量统计资料详尽地剖析了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经济的演变趋势,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与前途,指出:"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①该书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俄、日等多国文字.

　　李达在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时,他就已经注意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理论价值,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有如此认识的第一人.

　　(二)中期阶段(20世纪30-40年代)20世纪30年代是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果斐然的多产时期,一共撰写出版了4本代表性着作即《经济学大纲》教材(1935年)、《货币学概论》教材(1937年)、《社会学大纲》(1937年)、《社会进化史》(1935年)以及5本译着.

　　40年代,撰写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之原因》(1941年)、《法理学大纲》(1947年)等论着,《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也由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正式出版.《经济学大纲》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面系统阐述《资本论》原理的最早着作,通俗易懂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该书系介绍《资本论》原理的专着,但依然有很多极为深刻的个人见解和富有创见的发挥,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曾向延安理论界推荐此书:"李达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②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称赞他是"真正的人"③.

　　《货币学概论》表明:李达不仅是在中国独立撰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开拓者.尹进教授将其与同类国内外书籍做了比较,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一部专着,它不仅标志着中国货币理论领域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角度来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向部门经济学渗透的开端,显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的新的里程碑"④.从内容的全面性和体系的严谨性以及内容的深度来说,"即使放在30年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水平上来衡量,《货币学概论》书稿也是高水平的"⑤.

　　(三)后期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全国解放后,李达大部分精力放在教育行政等领域,以及着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诠释和阐发,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则散见于许多论着之中,其经济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深刻之处.例如,《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1955年)、《我国现阶段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1958年),以及在1959年,针对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表的系列论文和讲话,如《正确认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关于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等,提出了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但不会取消,而且要继续发展"⑥的观点,这在当时大刮共产主义之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背景下,是切中时弊,难能可贵,具有大无畏的理论胆略的.

　　综上所述,李达对于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综观李达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全过程,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矢)具体分析了置于国情和国民性基础上("实事")的中国现代经济的特殊性,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出路和对策("的"和"是").他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次,他既是一位理论素养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更是一位哲学功底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毋庸置疑,李达善于运用哲学方法论研究经济问题,也善于通过经济分析来深化和提升哲学观点.这是李达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下面分门别类地剖析和解读李达在这一领域的理论贡献.

　　三、李达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到理解

　　李达在《经济学大纲》"绪论"中,肯定了经济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

　　社会科学,是以各种社会关系为对象的."①由此他进而明示:"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构成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即社会的经济构造."②李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构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即适应于生产力的各种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就是社会的经济构造."③这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关系的总体"这一话语.建国以来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根源于斯大林经济学模式的,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仅定位于单一的生产关系及其三分法.这是对马克思研究对象总体观的倒退.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熊映梧,1978年)、生产方式(马家驹,1981年)、"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吴易风,1997年),以及"生产关系总体"(胡钧,2011年)、"生产力-中介范畴-与生产关系"(颜鹏飞,2012),先后被列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引起学界的讨论和争鸣.总的来看,其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逼近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总体论.而追根溯源,是李达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先河.

　　在李达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他看来,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运动及作用的形式.生产力是劳动力(隶属于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结合为一而发挥的一种能力,因而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乃是劳动力所有者与生产手段所有者的结合.劳动者的劳动力与其生产手段相结合,就发挥出生产力,劳动力所有者与生产手段所有者相结合,就形成生产关系.李达进一步指出:"这两种结合实是一种结合的两个方面,前一方面是内容,后一方面是形式,而内容与形式,形成为对立的统一."④这就深刻地说明了"社会的经济构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对立的统一"⑤.此外,他还着重提出了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即科学的经济学所要集中注意的"焦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形态发展法则的特殊性,以及顺次由一种形态推移到次一形态的转变法则的特殊性."⑥四、李达的"广义经济学"主张李达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划分为"广义经济学与狭义经济学",前者"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后者"单只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及没落的法则"⑦,并进而指出:"我的研究所以要采取广义经济学的立场,不仅是具有纯理论的意义,并且还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广义经济学,并不仅是为了求得经济学的知识才去研究一切经济构造,而实在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的指导原理才去研究它们."⑧"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了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⑨,并批评那种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灛伂�.换而言之,经济理论价值及其实践上的指导意义,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

　　在中国近代经济学说史上,李达可以说是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极为重视对中国经济特殊性的研究,在他看来,广义经济学必须包括对"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的研究,只有"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①.因此,"就必须把握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的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②.李达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中国是卓越的和独到的,并对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理论的先导作用.

　　李达还具体分析了中国现代经济的特殊性:它不是"一个阶段上的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还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中,但是深深的烙上了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火印"③,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本主义列强的附庸"④、"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地化的经济"⑤.具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存在着"三个互相交错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和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这三个过程中,第一过程占据统制的地位,第二过程已是第一过程的附属物,第三过程虽然被第一第二所统制着,却仍然表现顽强抵抗的力量,仍在困苦状态中挣扎着"⑥.上述关于中国经济特殊性的分析,对当时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以及革命道路和革命纲领的制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李达关于广义经济学的论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和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五、李达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

　　李达非常重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则的暴露,在目前实是'人类的最高问题'."⑦在《经济学大纲》一书中,李达不仅严谨地遵循《资本论》的基本原理,还有很多非常深刻的个人见解和富有创见的发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实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他总结道:"我们的研究,采取了如次的顺序,即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社会的生产与个人的占有间的矛盾.从这个顺序的另一方面看来,是交换价值→价值→抽象的劳动.在这些对立的契机之中,决定的契机,是社会的矛盾、商品经济所固有的社会的生产与个人的占有间的矛盾.这个根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出现为劳动的二重性.而劳动的二重性又表现于商品的二重性之中.从交换价值→价值→抽象劳动这顺序说,抽象劳动是决定的契机,这抽象劳动,采取劳动生产物的价值那种形式,而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而实现."⑧李达通过这种研究顺序,层层深入,鞭辟入里,透过商品表面的现象看到其内在的本质,入门三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根源.

　　剩余价值理论是该书分析的重点.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支配的一般的平等的外形之后,隐藏着本质上与奴隶经济及农奴经济诸条件下所有的完全一样的榨取……它是外观上在自由平等的旗帜下面,以交换契约的形式来进行的,而这契约是两个在形式上独立的而且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一个是货币所有者,另一个是劳动力这商品的所有者---所订立的."他把剩余价值的索取视为资本主义下技术发展的界限:"假若某种新机械的价值,比它所能代替的劳动者的劳动力的价值更高些,那末,无论这种机械是怎样好,怎样能减轻人们的劳动,资本家是不会采用它的."⑨他以中国为例,就是因为中国"苦力"的劳动非常便宜,所以资本家宁愿放弃购买和使用起重机及其他西式的码头上所必要的大汽舶起运货物的一切设备.

　　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他指出:劳动者贫穷的根源就是他没有生产手段及生活资料,这是一种"无形的鞭子,比较驱使奴隶或农奴的有形的鞭子或法律的强制更要厉害,它把劳动者赶到工场里使他做资本家的奴隶"①,从而生动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家私人占有性之间的基本矛盾,并由此采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对抗的形式.他还进而分析资本主义无限地扩大生产以及"生产的消费"(即生产手段的消费)之增大的倾向,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尤其个人的消费(即消费资料的消费)的缩小的矛盾,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之使然:"广泛的大众,却一天一天的贫困化了,结果自然把消费限制在极度狭隘的范围中."②这种根本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中,即在"生产的无限扩大的倾向与具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对缩减之间的矛盾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③.

　　他进一步指出,"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形式之间的矛盾"④正是"恐慌"即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这种恐慌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集中表现,会剧烈震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他还深刻分析了这种恐慌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是由于生产缩小或商品缺乏以及某种自然灾害而生出的,而是由于过剩生产而生出的"⑤,因此,这种恐慌只会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而绝不会在其他经济形态发生.

　　李达的这些论断,在当时是颇为少见和难能可贵的,具有启蒙和传播的开拓性质,因为当时的出版界尚未提供《资本论》译本.

　　六、李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首先,李达在大论战中论证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20世纪20年代,《改造》杂志开辟"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引发了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李达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开展了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大论战.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致梁任公》(1921年)一文中,他把梁启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斥之为"空想":"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梁任公认此是惟一可行之道,我看着唯一可行之道,反不免是空想罢."⑥他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具有客观的必然性.他指出:"就中国现状而论,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⑦,"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⑧.这样,他在批判梁启超等人观点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到底应该和必然会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具有根本方向性的重大问题.

　　其次,李达还对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和经济特征作了初步的描述.一是从生产目的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目的在供给社会全体的消费,并不是生了产就完了的"⑨."社会主义在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瑏瑠��,这同时也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为公有制;二是批判了社会主义派别中的无政府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必须集中统一领导,"非有中央权力去干涉不可,各地方的各职业的单位非绝对服从中央权力不可"瑏�灛�;三是在分配上,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还不能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譬如今日行了社会革命,明日组织新社会,而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这生产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以这有限的生产,听个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行的."①可以说李达是较早对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和经济特征作出较为全面描述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此外,李达在《社会学大纲》(1937年)一书中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的特征和根本法则作了前瞻性的探讨.他说:"过渡期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经济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形态的生产关系(由旧社会经济构成中遗留下来的及在新政治机构下从新发生的),即在这种经济中,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诸要素、小部分、小片'."②他还指出:"在过渡期经济中,不仅有上述种种经济要素同时混合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要素与社会主义要素之间,必然要发生不断的激烈的斗争."③这是"过渡期经济的最大特征"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化"---"社会主义部分的扩大再生产,小商品生产之社会主义的改造及资本主义要素的限制和消灭"⑤---的法则就是关于过渡期经济的根本法则.李达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的观点和理论探讨,基本上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

　　应该强调指出,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李达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早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他便明确主张社会主义应"用货币经济,借助货币的形式,分配生产物"⑥.他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定的限制,"生产力既有制限,生产出来的物质当然也有制跟,我们分配这有限的物质要求其平等,就不可不行使货币经济,对于各人所收入的货币额加以制限"⑦.而在30年代,李达也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期仍然存在着商品和货币,并且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之中派生出来的,只是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货币,尽了完全不同的作用"⑧.他认为苏联的商品和货币同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完全不同:"苏联的商业和货币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们不是体现商品---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之盲目的法则---价值法则,不是统治人们的力量,而是新政治机构之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⑨50年代末,李达对这一问题又有新的认识.这时,他摒弃了"借助"论和"工具"论,而是上升到指导思想层面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层面.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规律是互相补充、互相制约、形成为一个整体的,不应孤立地考虑某一个或某几个规律的要求,而应全面地考虑各种经济规律的要求,并把它们正确地反映到方针路线和计划中去;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既"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即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以及按劳分配的规律"瑏瑠��,同时也包括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应根据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他指出:"既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价值规律也就继续发挥作用."瑏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但不会取消,而且要继续发展.只有进了共产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取消."�灛伂屗�还将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考虑,主张在"国家计划的领导下,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实行必要的交换"瑏琐��.在这里,他已经有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起来亦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的初步雏形了.

　　另外,李达还提到要注意"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及国情的结合.他认为除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外,"但也有一些特点,各国的经济建设应该结合本国有利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①."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的结合,可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结合.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②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很卓越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总之,李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确有不少精辟和深刻之处.他在20世纪早期论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并为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30年代,他又较早对过渡期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特征和根本法则进行了可贵的探索;50年代末,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一系列新认识和新见解,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发人深省的前瞻性,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李达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产业革命史、货币金融思想等领域也颇多建树.从经济思想的丰富内容以及论着所体现的卓越理论水平上看,李达无疑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要代表.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经济学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以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拓荒者、播种者和耕耘者,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