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领导人品格培养的举措及评析

　　作为职业化建设较为成熟的军队，美军始终认为，军事职业虽有其特殊性，但仍是众多社会职业的一种，必须有明确的品格与之匹配。领导人品格培养，在越战后已成为美军职业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多年探索，美军逐渐形成了对领导人品格培养的独特理解，但在实践中却收效甚微，并不像国内部分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美好。本文在综合近年来美军内部对该问题的部分研究成果基础上，力求对其领导人品格培养的真实情况进行还原。

　　一、对领导人品格培养融入个性因素的独特认知
　　
　　1.领导人品格培养的认知背景
　　
　　领导人品格培养是美军军官精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美军官兵素质能力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剧，反恐作战在全球的深入发展，美军逐渐意识到，作战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道德界限相当模糊，武装力量的伦理应用常常呈现给军队领导一种道德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若想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就需要军队领导不仅掌握娴熟的指挥技艺，还必须具备优良的品格。在美军看来，在道德伦理多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战场环境中，任何一个领导人的品格力量，对他能否做出该职业所要求的正确决定都具有重要影响。在美军全面落实任务式指挥的改革进程中，对领导人品格也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其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军官，还扩展至所有肩负领导职责的人员，包括军士长、士官等。美军期望这些人员的良好品格可以帮助官兵在作战行动中恪守道德底线，勇于担当职责，冷静应对事态，做出正确决策。

　　2.强调领导人品格培养中的个性因素
　　
　　在美军所有关于领导人品格的正式描述中，与品格对应的单词都是character而不是morality。在英语中，morality有“道德，品行，美德”之意，而character则表示“性格，品质，特性”。美军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表述，源自其对领导人品格的认知融入了个性的因素。

　　美军将领导人品格需求模式概括为两个大类：特性和能力。前者包含了性格、仪态、智力等要素，后者则包括了领导力的构成与发展要素。在这些要素中，美军认为对成功领导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个性。对个性的理解，我们惯用的定义是“一个人整个的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

　　而美军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作为一种特质，美军认为个性是道德和伦理品质的总和，其实质就是：“他是谁？他信仰什么？怎么去做？”而关于个性的组成部分，美军认为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①价值理念的内化，②执着的品质，③献身精神，④坚定的信仰。在这些内容中，美军定义了两个核心部分：价值观和信仰。信仰是确信什么是真的，而价值观是形成于个人行动中的一种信仰。美军将个人信仰和价值观视作领导身份的核心，是领导者最终品质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美军明确指出作为“有效领导必需品”的品格培养，必须建立在个人价值观、信仰和由此形成的个人理解之上，因此，领导人品格培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个人责任的开发”。

　　但是，尽管美军对领导人品格的培养有着较为独特的认识，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深陷“反恐战争”泥沼的美军，依然存在基本职能任务定位不准确、应对非传统威胁能力不足，部队编制装备及作战理论与现实作战需要脱节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对其领导人品格培养提出了严峻挑战。无论是历史上的“越南美莱村大屠杀”，还是近年来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帕特·提尔曼被‘友情暗杀’“性侵伊拉克妇女”“华裔士兵陈宇晖死亡案”以及“高层滥用职权”等案例，都暴露出了美军中部分领导人的品格缺失，使得战斗力一度受到较大影响。为此，近年来美军高层反复强调要做好领导人的品格培养，以期在“持续冲突时代”有效保持美军的战斗力，但现实中却困难重重，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军采取的领导人品格培养举措。

　　二、自由放任：美军领导人品格培养的举措
　　
　　过分注重个性因素的认知前提，直接催生了美军自由放任的领导人品格培养举措，即军队对个人如何实现品格发展几乎没有指导性的意见。虽然美军相继颁布了《品格指导纲要》《行动准则》《品格指导手册》等指导性条令，对美军官兵在平时和战时的思想、品格、行为等方面做出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但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却少有涉猎，对军方在这个过程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更是鲜有提及。那么，美军采取这种自由放任的领导人品格培养举措的依据是什么呢？美军研究人员对这种方式的认可度、评价又如何呢？

　　美军之所以采取自由放任的举措，除了注重个性因素的认知基础外，还有三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①军队各级领导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且自愿照此行事，②他们有着始终如一的伦理品行并促成了良好的品格，③领导人通过自我学习、反思、经历和反馈，在提高个人职责的同时能在个人品格上获得同步进步。这三个假设构成了美军领导人品格培养措施的理论前提，但近年来，伴随着涉及领导人品格的丑闻频出，美军中的不少研究员都对这三个核心假设产生了质疑，主要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为什么军队觉得这些假设如此重要，他们真的有效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美军是否真正理解了如何评价和促进领导人品格培养的理论。不幸的是，根据美军职业道德中心的研究成果，目前美军有关领导人品格培养的政策和管理文件是相互脱节的。在诸多相关条文或规定中，对各个主体在领导人品格培养中的角色和职责并没有阐述清楚并且还时常冲突。总而言之，这些证据表明，美军对如何评价和促进领导人品格的培养缺乏广泛理解和深度认同。

　　二是这三个假设都是合理的吗？根据美军职业道德中心2011—2013年的《军队领导能力调查报告》，三年来共有6%的现役军人对78262宗案件负有责任，其中包括2811例暴力重罪，28289例非暴力重罪，47162例轻罪。这当中，有31%的犯罪行为与领导有关，尤其是军士和军官。研究人员据此认为，第①个假设“军队各级领导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且自愿照此行事”是不正确的。同时，从犯罪率与军衔的关系来看，随着军衔的晋升，犯罪行为有所减少。这似乎印证了第③点假设：“领导人通过自我学习、反思、经历和反馈，在提高个人职责的同时能在个人品格上获得同步进步”。但调查发现，30%的下属不认为他们的领导创造了积极的环境或者树立了榜样，还有五分之一的受调查者认为其领导者在一个或多个关键领导能力方面很欠缺。通过更进一步的了解，高军衔的低犯罪率并不仅仅是因为品格的提升，还有年龄的成熟、家庭责任、传统的保守等诸多因素。而关于第②个假设：

　　“他们有着始终如一的伦理品行并促成了良好的品格”，美军职业道德中心在2013年的《危害性领导报告》中提到，军队领导趋势中的一些不良危害正在逐渐蔓延，主要表现为：“在与下属的关系处理中逐渐疏远自己，经常对自己下属、组织以及军队职业生涯做出一些欠考虑的行为”，并不断对“士兵幸福感、士兵保留以及任务完成度”产生着危害。

　　更令人惊讶的是，通过调查，有55%的排级军官、61%的连级军官、60%的准尉、60%的高级军士、66%的初级军士都认同这一结论并认为危害性领导目前在美军中已经相当普遍。由此看来，尽管美军一再强调领导人品格培养的重要性，但在这种充满缺陷的理论假设及措施的指引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暴露出各种丑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结论与启示
　　
　　1.结论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美军意识到了当前领导人品格所面临的新挑战，并且明确地提出了在提升领导人品格和行为方面的期望目标以及自由放任的实际措施。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目前这种自由放任的做法并不能应对任务领导与军队职业的新挑战。在美军自己的陈述与实际结果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不符。从相关调查中可以得出许多特别的结论，但以下三个结论是较为关键的。

　　结论一：美军并没有弄清如何评价并培养领导人品格。既没有就评价和提升领导人品格达成一致，也没有在增强领导人引领自身及下属的品格培养方面形成一个成熟的框架。

　　结论二：美军的三个假设问题重重，有着严重的缺陷。在当前社会道德多样性和伦理相对论的影响下，美军应重新评估这三个基本的假设和提升品格的方法。如果认为这些假设并不合理，美军将不得不调整其品格培养方法的选择。

　　结论三：美军并不清楚当前的品格培养方法是否能实现其预期目标。在缺乏深入理解和未能就如何评价并发展领导人品格方面的框架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军方所做的努力必定大打折扣，也不可能对当前的措施充满自信。

　　2.启示
　　品格是成功领导的必要组成部分，美军却将发展这一能力寄希望于个人身上，并且是在几乎没有军方的明确指引下进行的。这一做法带来了两方面的危害。第一，各级官兵都会看见其领导在品格培养方面的失误并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第二，在这个大众传媒的时代，任何败坏品格的行为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公众面前曝光，这些丑闻对军队形象和士气带来了沉重打击。在发展个人领导人品格方面，军方组织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多大作用，都应该有更成熟的考虑，以更好地为这个职业乃至于国家服务。如果没有面临这些挑战，军队在完成任务和确保其职业可信性方面则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当然，挑战中也有机遇，比如美军中的年轻一代领导，军方正把他们视为一个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群体而考虑对其品格培养进行重新设计，以期让他们在这方面扮演更好的角色。美军在其2013年《军队职业活动年度报告》中就提到：“专业人士正在促使军队重新聚焦其职业价值，他们对充分体现军队特点的发展、训练以及教育等制度特征表达出了广泛的支持，也列出了被人事部门承认的个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