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对军事技术及对作战方式的影响分析

　　摘要： 军事技术信息化对作战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信息技术嵌入到武器系统之中将会大幅度提高打击效能, 在物理域实现精确打击。指挥控制技术信息化确保了各个层次指挥员对战场态势的感知, 为各作战单元互联互通提供了技术条件, 在作战组织层面实现了自同步作战。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渗透, 已经演变成了能够决定战争走向的战略力量, 也就形成了战略层面的信息对抗。

　　关键词： 军事技术; 信息化; 作战方式;

　　作战方式泛指作战形式、样式和方法, 具体包括战役战斗的表现形式、基本样式和组织实施战役战斗所涉及的指挥保障等各方面的方式方法。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促使作战方式变革的物质基础,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 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 而且往往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1]。”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武器技术在战场上的应用, 不断涌现出与作战武器相适应的作战方式。正如在冷兵器时代, 采用列阵的形式是较为理想的作战方式, 在火器时代就演变为了线式和散兵战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势必对原有作战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导致变革。

　　1 武器技术信息化在物理域实现精确打击

　　战术是战斗层面的作战方式, 而战斗是实现战争目的的基础层次, 是直接达成“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目的的作战行动, 因此战术往往以打击行动为核心。“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作为战斗行动目的是辩证统一的, 但是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 “消灭敌人”才是作战行动唯一的一般目的。当然, 随着战争观念的变化, “消灭敌人”的作战目的已经不再被无限使用了, 通过心理战、信息战等实现软杀伤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争中时有发生, 但是, “在战斗领域中, ‘消灭敌人’的目的却依然如故。只要还有战斗, ‘消灭敌人’就一定是战斗双方所极力追求的目标[2]”。显然, 实施打击既是战争的本质要求, 也是战术活动的基本任务。

　　打击活动的方式方法取决于武器技术的发展水平,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人类之所以研究应用各种武器技术, 是为了更好地实施打击活动, 提高作战能力, 也正因为如此, 武器技术的发展遵从拟人律, 它究竟如何发展取决于人类战争能力发展的实际需要。人类的基本能力包括体质能力、体力能力、智力能力, 这三种能力构成了一个和谐有机的统一体, 互相支撑, 协调发展。相应地发展出了三类技术工具, “扩展体质能力的物质资源、材料科学技术和质料工具, 扩展体力能力的能量资源、能量科学技术和动力工具, 扩展智力能力的信息资源、信息科学技术和智能工具[3]”。在历史上, 代表三种能力的武器技术并不是平均发展的, 因为自然存在形式以及人类认识难易的原因, 最先发展的是材料技术, 然后是能源技术, 最后才是信息技术, 与之相对应的是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和信息时代。冷兵器主要是传递人的体能实现接触性杀伤, 而火器则通过转换化学能实现点、面杀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各种枪、炮的射程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射击精度也相对较高。其实, 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在增加武器射程的同时来提高打击精度, 比如瞄准具的应用、膛线的发明等都是为了提高命中率。这种前控制机理对于提高精度有一定的限制, 弹体发射后就难以形成控制环路, 即使目标发生移动或者变化也无法及时进行控制和调整, 因此命中精度难以得到保证。

　　信息技术在武器上的嵌入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控制模式, 通过信息装置对打击目标的探测感知和飞行轨道的评估, 并将这些信息传回控制台, 指挥者通过决策对炮弹进行实时控制, 有些武器携带目标图像, 能够实时对比并作出控制和调整, 直至准确命中打击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精确制导武器将导致兵器打击能力的又一场革命性的变革。精确制导武器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着非精确制导武器在使用过程中的三个效应法则:一是命中精度不再与射击距离成反比;二是命中概率不再与目标投影面积成正比;三是毁伤能力不再与目标防护程度成反比[4]”。由于精确制导武器在整个射程上都具有很高的命中概率, 再加上其多种发射平台和灵活的发射方式为最大射程发射提供了条件, 因此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方式往往是远程精确打击, 甚至是“超视距精确打击”。实施精确打击将大幅度提高作战效果, “提高各种导弹武器装备的射击精度是提高其使用效率最经济的方法。如果导弹常规装药威力提高1倍其毁伤能力提高40%, 那么射击精度提高1倍将使其毁伤能力提高400%, 即提高10倍[5]”。从传统意义上而言, 指挥控制技术一般用于指挥作战部队, 也就是“人”, 而不是武器系统, 但是当传感器、处理器与武器系统直接链接时, 打击精度也就有了质的提高。美国国防部先期研究计划局所提出的C4KISR的概念, 将杀伤摧毁能力嵌入到C4ISR之中, 把指挥控制系统与武器打击系统链接起来, 这标志着打击精度的进一步提高。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精确制导武器的成本在大幅度下降, 而精确制导武器的作战效能却要比普通武器高许多, 因此, “为完成同一作战任务所需精确制导弹药的费用仅为普通弹药费用的1/10-1/50[6]”。正因为精确制导武器具有较好的技战术性能, 所以它正逐渐成为现代战争的主战武器。在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 第三次印巴战争和马岛战争中, 精确制导武器攻击战术已经逐渐成为了基本战术, 精确制导武器攻击已经成为了取得重要或主要战果的基本手段。空战中远距离攻击战术在以叙贝卡谷地空战中被广泛运用, 并产生了80:1的悬殊战果,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 多国部队在空中战斗中一共击落伊军38架飞机, 其中26架是在中距离上击落的。显然, 中远距离攻击战术已经成为空战的基本战术。精确作战已经成为信息时代基本的战斗方式, 无论是“非线式作战”还是“非接触作战”等作战方式的战术实现都是精确作战。

　　信息的基本功能包括联系功能、组织功能和消除不确定性功能等, 因此, 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关键在于消除战争迷雾, 实现精确打击。在20世纪中叶以前, 信息技术功能主要表现为信息传递, 没有与军事技术的核心—武器技术相结合。武器装备信息化通过为机械化武器装备加装信息装置或者在研发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提高物理打击性能, 实现了物质与信息的融合, 用信息对火力进行精确制导。武器装备信息化不是扩张战斗力中物质与能量要素的数量, 而是通过信息来提高物质与能量的运行效率, 在这一过程中信息就转化成为了一种高效的柔性战斗力。当然, 精确打击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打击过程, 应该说精确打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都必须丝毫不差。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精确打击正在向整个战场空间中的精确作战拓展, 将使整个作战体系精确化。作战的精确化从四个方面给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7]:一是极大地提高了作战效能;二是相对减少了战斗附带损伤;三是节约了战争投入;四是提高了作战行动的可控性。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战争作为有组织暴力对抗的根本属性没有变, 集中优势力量歼灭敌人仍然是信息时代战争的基本法则。所不同的是由于远程精确打击力量的存在, 实现了从兵力集中向火力集中的转变。

　　2 指挥控制信息化在组织域实现网络互通

　　战争从来就不是单体的搏斗, 而是“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 一套特殊方法, 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 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 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 就是敌对的军队相互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8]”。如果说暴力性是战争的基本属性, 那么这种暴力性的组织性是战争区别于其他的重要标志, 战争的组织性在战役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战役的定义为军团为达成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全局目的, 在统一指挥下进行的由一系列战斗组成的作战行动, 与战斗相比它具有较大的作战空间, 同时, “是不是为了实现同一个军事或作战目的、是不是‘按照一个总的作战企图和计划’, 即它们具不具备军事行动的互补互助的整体性, 这是战斗之间、一般作战行动之间能否构成战役的一个分界线[9]”。因此, 指挥控制尤其是指挥控制技术的发展对于战役层面的作战具有较大的影响。

　　在工业时代以前, 由于信息技术不发达, 战争中的指挥控制大都是采用集中统一的方式进行。采用各种技术的、非技术的手段从多个方面和层次收集各种信息, 供指挥决策机关使用, 这种信息传输渠道是自下向上的单向传输。与这种信息感知态势相适应的是集中统一的指挥方式, 通过制定集中统一的作战计划, 指挥官能够在相对合理的时间和空间上编排部队和事件。“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工业时代指挥与控制的系统和过程, 特别是那种垂直单向的信息流, 以及重点支持的决策者 (突出个人的作用) 。这种指挥观念的特征就是力量赋予中心[10]。”其实, 战争活动本身是一个无尺度系统, 无法在单个尺度上描述各个子系统的所有重要行为。因此, 具有系统性的战争活动需要采用多尺度表示方法, 以便用信息量最大的显示尺度表示行为和结构。当指挥通信技术较为落后时, 层级指挥方式通常能够充分发挥指挥系统的效能, 缺点是层级指挥的信息传播与反馈控制速度较慢, 限制了指挥效能的进一步发挥。“变革传统的层级式指挥系统已经成为信息时代军事指挥理论与技术的前沿问题……扁平化指挥的层级结构、网络化指挥方式是解决层级式指挥问题的必要途径, 是适应信息化战争的指挥方式[11]。”

　　改进指挥控制方式同时也是战争规律的本质要求。战争的基本运动形式是攻击和运动, 如果说战斗以攻击行动为主, “而战役 (战役级行动) 则以机动行动为核心, 以形成有利的战役态势为战斗创造良好的条件, 并以战斗作为基本手段间接地达成战争目的。…战役 (战役级行动) 则以机动行动为核心, 而机动行动除了受到战争空间的制约以外几乎不受其他任何条件的限制, 所以战役 (战役级行动) 涉及的空间范围比较大, 通常可称为战区[12]。”在历史上充分利用机动性谋求战争胜利的指挥官和强调机动性作战的军事理论家层出不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 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就曾以“瘫痪式攻击”为题, 提出了机动作战理论。该理论认为军队的战斗力主要源于其严密的组织性, 而机动作战是破坏军队组织性的最佳作战形式。正是在这种战役-战术思想指导下, 德国充分利用当时最新的军事技术-坦克实施了闪电战, 仅用6个星期就横扫了大半个西欧, 德国当时是140个师, 而其它国家联军是139个师, 显然, 联军是被德军快速机动的突然袭击打垮的。这种作战形式在二战后任然频频出现, 例如第三、四次中东战争, 第三次印巴战争, 利 (比亚) 乍 (得) 战争以及海湾战争等, 只是机动形式已经从单纯的地面机动向地面与空中并重的立体机动转变, 而且机动速度更快, 距离更大, 受到的限制更小。机动作战尤其是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机动作战, 各个作战单元分布于广阔的战场空间, 对实施有计划的统一行动提出了难题。

　　现代信息技术为不同层次的指挥员获取与指挥任务相适应的信息以及整体作战态势提供了技术手段。信息技术从感知、传输向认知、再生发展, 为各级指挥官实现自主、智能决策提供了技术手段。指挥控制的方式“从运用嵌入式计划和决策 (越详细越好) 的方式, 向传递明白的企图和协调对行动实体的支援转变[13]。”随着指挥信息减少和命令详细程度的降低, 指挥与控制的呆板性将显着降低, 从而有利于提高指挥的灵活性。因此指挥控制的弱化实质是给作战单元更多的自主权限, 确保作战单元能够及时应对战场态势。各作战单元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根据战场态势需要而采取作战行动, 将在整个战场空间形成由信息网络连接的同步作战的局面。有人将实施自同步作战的前提条件归纳为清晰和一致地理解指挥意图, 高质量的信息和共享的态势感知, 部队各层次的能力以及对信息、下级、上级、同级和设备的信任[14]。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 (Trafalgar) 虽然是帆船时代的战役, 但是却是实施自同步作战的典范, 也是精彩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案例。现代指挥官很难复制纳尔逊勋爵等指挥官的指挥手法, 但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却为共享态势感知提供了条件, 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体制变革也为自同步作战进行了铺垫。

　　自同步作战并不意味着作战单元各自为战, 恰恰相反, 信息技术使得作战单元能够实现互联互通, 通过各种网络连接为作战体系。通常而言, 作战单元在地理上广泛分布, 是通过信息交流技术在各部分之间进行信息交流从而实现了单元功能的融合。“这些自同步部队的优势主要来源于网络化效能, 精明的指挥员能够根据不断演变的条件, 选择和使用这些效能[15]。”麦卡夫法则对于作战空间内各种实体组成的网络同样有效, 有效地互联互通和共享态势感知将有效提高特定时间内的作战效能。同时, 小型分布式作战力量的实施能够为指挥员创造更多的选择, 能够降低目标暴露程度, 在部队较为分散的状态下还能有效集中火力, 而且增加了敌方的监视负担。但是前提条件是以强大的网络为基础, 并且具有较为高效的信息感知和指控方法, 否则分布式作战力量无法实现互联互通, 也就难以实现自同步作战。

　　3 信息空间独立化导致信息域的攻防对抗

　　武器技术信息化和指挥控制信息化势必会引起军事领域其它方面的信息化浪潮, 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发生信息化革命。“由于信息存在的普遍性, 以及信息与质量、能量的不可分割性, 所以, 任何质量、能量的传递和交换都必然会同时伴随有信息的传递和交换。”[16]信息的这种联系功能势必将军事领域的各种实体联系在一起, 组成一个庞大的军事系统, 这既是信息的本质使然, 也是军事力量对抗的实际需要。“美国陆军21世纪先进作战试验激动人心的结果表明, 运用信息技术, 利用少于25%的战斗平台, 可以在3倍多的作战空间内, 在一半时间内杀伤两倍的敌人。”[17]

　　20世纪末, 电子、信息传播和网络技术的巨大发展彻底改变了军事技术格局, 虽然具有打击功能的武器技术还是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军事技术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指挥控制技术之中。在信息时代以前, “军事技术体系是一种壳层结构, 从核心到边缘的关系是:武器技术→军事工程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生活装备技术[18]”。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技术的演进和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武器技术领域, 人类历史上前三次军事技术革命都是由武器技术变革所引起也证明了这一点。从第二次军事技术革命以来, 人们就进入到了机械化战争时代, 军事技术的打击力和机动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到20世纪后半叶, 机械化战争在日臻完善的同时发展潜力也在逐步减弱, 根本原因是机械化武器装备性能的作战参数已经接近或者达到极限值, 在作战距离、运行速度、杀伤能力等方面都难以有较大的提高。“机械化武器装备主要性能的极限化, 意味着靠提升武器的机械性能来增加作战效能不再是一条康庄大道[19]。”军事技术的发展中心从武器技术转移到了信息技术领域, “即主导未来战争的与其说是单个武器平台和弹药, 不如说是实时数据处理和联网技术[20]”。信息技术的辅助性作用逐渐转变为了主导性作用。与信息技术在军事技术中广泛应用并产生重要影响相一致的是, 信息科学方法也从方法论的角度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作战行动的本质认识。

　　在经典力学的机械还原方法指导下, 军事技术的打击力和机动力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甚至达到了物理极限。因此人们研究作战时都首先将打击力作为重要的模型参数,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14年公布的兰彻斯特方程。“兰彻斯特提出的理论就是决战中的各方都以某个速率侵蚀对方的力量, 这个速率与己方剩余的规模和射手的设计速度的乘积成正比[21]。”兰彻斯特方程将战争视为确定过程, 一旦初始条件确定, 结果也就完全确定。这种将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简化为火力的大小并且简单地以火力的消长来确定战争的胜负, 既不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 也容易导致军事技术的片面发展。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正确认识复杂环境中的战争活动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军事系统工程、运筹学等理论就是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系统思想引入战争研究的代表。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但拓展了人类认识空间, 而且为深入认识各种现象提供了方法指导。霍兰德教授把大量的按一定规则或模式进行非线性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所组成的动态系统称为复杂适应系统, 该系统因为行为主体通过学习产生适应性生存和发展策略而演变。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为正确认识现代战争提供了借鉴。军事系统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战争并不是由许多小规模的冲突简单加和而得的, 它具有"整体大于 (小于) 各部分的加和"的特点。对于各作战单元要实行集中-分散控制, 战斗格局的瞬时万变和军事系统组成元素的多样性, 使得任何指挥员都不可能直接指挥控制每一个作战单元的每个战术动作。战斗员只能是在各级指挥员把握整体方向的前提下, 依靠独立的决策能力去贯彻实现作战意图。信息和信息技术是各个系统得以存在并有效运转的基本条件, 信息技术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层面的意义, 它俨然已经成了决定战争走向的战略力量。

　　因此, 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体现为一种对传统作战方式的彻底颠覆, “信息技术的强力冲击, 使战争中的信息要素被彻底激活, 迅速从一种分散性、局部性和辅助性的资源转化为统领物质与能量的支配性资源[22]。”也正是信息技术在武器和指挥控制技术中的渗透, 将情报、侦查、指挥、制导、识别等各种战场信息, 通过数字化网络传输方式实现作战信息的共享, 使得各种作战平台、武器系统、作战单元和参战力量联成一体, 并且使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由一般的协同式向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协同性联合作战向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转变, 是信息时代作战方式发展的更高阶段[23]。”在这种情况下, 信息技术已经从“辅助性性技术”逐渐演变为了“主导性技术”, 没有信息技术作引导支撑, 机械化武器就如同失聪失明一般, 战斗性能大幅降低。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和信息功能的凸显势必导致信息领域的对抗, 从而产生了关于信息优势争夺的信息战, 也就是“交战双方围绕着作战信息的获取、处理、传输和利用而展开的激烈的斗争, 从而使己方在作战信息的获取、处理、传输和利用能力上与敌方相比始终处于一种有利地位的态势[24]。”在当代, 信息优势已经成为了实现全面军事优势的关键, 美军《2010联合构想》将夺取和保持信息优势作为新作战概念的基础, “联合部队必须能够利用信息优势, 使其转化成知识优势, 从而实现决策优势, 以支持先进的指挥与控制能力, 实现制敌机动、精确交战、全维防护和集中后勤的全部潜能[25]。”围绕信息优势的争夺, 演化出了多种不同的信息作战方式, 比如网络战、情报战、电子战乃至精神信息战、战略信息战等等, 信息战已经成为了现代战争必不可少的战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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