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军事技术研发给大学带来的影响

　　摘要： 20世纪以来, 大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战争的胜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大学也在军事技术研发的牵引下由社会边缘逐步走向社会中心。但是, 在大学飞速发展的同时, 军事研发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军事技术的目的性影响了大学中科研正常发展的方向, 保密性破坏了大学中自由的科研氛围, 破坏性引发了民众对大学社会责任的思考。

　　关键词： 大学; 军事技术; 保密性; 学术自由;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并推动了工业革命。三次工业革命中, 无论是机器代替手工业的发展, 使人类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 还是电子计算机应用, 科学技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某种程度上, 正是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引发的工业革命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从而掀起社会革命的浪潮。蒸汽技术导致大炮巨舰时代的降临, 美国的强权政治同样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正如***总书记所说:“军事技术是直接战斗力”。科学家对科学技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科学是否能保持其价值的中立, 科学技术是否能服务于全人类, 科学家有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残暴的政治家可以使人类自相残杀, “无知”的科学家却可能毁灭全世界。科学家的最大供体是大学, 几乎每一位科学家都有过大学的教育经历, 大学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诞生地之一, 同时也担负着培养科学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责任。

　　一、大学中军事技术研究的历程

　　军方借助大学的研究资源进行军事技术的研发早在18世纪的德国就已经开始, 18世纪德国大学的强势崛起与军方的影响有着密切联系, 无论是哈雷大学、哥廷根大学还是之后的柏林大学, 都有着与军方合作的传统, 可以说, 正是在军方强大支持下, 现代大学逐渐从政治、经济的边缘区域演变成中心地带。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受德国影响, 紧跟其后, 在大学中进行军事技术的研发, 一战期间, 美国的大学首先在军事技术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尤其是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科学资源为美国军方做出了杰出贡献;到二战期间, 美国的大学与军事部门进入“蜜月期”, 1941年6月, 罗斯福总统颁令设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 (OSRD) , 该组织以合同形式组织科学专家, 充分了发挥了大学的科研资源, 到二战结束时, 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 (OSRD) 支持美国大学研究的经费超过了3.25亿美元, 这是之前大学从其他途径寻求得到的资助所遥不可及的[1]。与此同时, 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开始通过签订合同, 大笔拨款给一些重点大学, 支持其中心实验室的建设, 如全美雷达的研究发展中心—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 哈佛大学着名的电子对抗研究的无线电研究实验室。除了军事技术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以及新型实验室的出现之外, 社会各界也看到了大学, 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巨大科研潜力, 并且成功开创了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研的新局面。

　　军事技术在促进大学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由于战争的刺激使得大学的军事研究愈发的功利化, 巨额的研究经费带来的项目是必须与军事应用直接联系的应用型技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美国军方与大学在对于如何处理价值中立的大学与军事技术研究的特殊性的关系上做出了努力, 如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支持大学计划”。这一计划向大学所有与太空相关的科学和工程学领域提供资助—包括用于培养研究生、建设研究设施的费用以及用于研究的可自由支配的费用。从1963年到1967年, 国家航空航天局成为大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 支持大学计划占了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给大学的所有拨款的三分之一 (每年接4000万美元) , 这一计划的余额用于与太空计划密切相关的研究与开发。从1961年到1971年, “支持大学计划”总共把超过2.2亿美元分配给了170多所学院和大学[2]。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1945年到1950年期间, 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大学从事与军事没有任何联系的基础研究。但随后受朝鲜战争以及苏联“卫星事件”的影响, 美国军方又掀起了资助大学开展军事技术研究的高潮, 这也彻底激化了大学师生与军方的矛盾, 20世纪60年代末, 由大学师生掀起的反战运动不断升级, 大学中的军事科研实验室成为这场抗议和抵制活动的主要目标, 随着《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出台, 宣告了大学与军方亲密合作关系的终结。

　　在短短的一百年间, 军事技术和大学的科研互相促进, 军事技术在大学丰富的科研资源的帮助下, 获得了可观的进步, 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大学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氢弹和雷达等军事技术项开发、实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也在军方高额的资助下飞速地成长着, 如斯坦福大学在二战后积极争取防务合同, 为军事技术的研发尽心尽力, 从而借军方之力迅速从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全国大学。在经历了反战活动之后, 虽然由美国各个军方资助实验室先后脱离大学, 有的摇身一变成为非营利性组织, 有的宣布不参与军方的科研项目, 但在科学技术统治的时代, 大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大学丰富的科研资源仍旧是军方迫切需要的, 尤其随着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 大学与军方的关系逐渐修复, 军事技术又重新走回大学的科研舞台。

　　二、大学为军方服务的方式

　　大学对军事的影响模式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充当其顾问, 通过科学合理的探究推理, 为政府的某些决策提供依据或建议;二是直接参与到军方的研究中, 即军方提供资金、设备等等一切“硬件”资源, 大学提供教授、研究员等“软件”资源。

　　20世纪是可以说科学技术一枝独秀的舞台, 毫无疑问, 科学统治了这个时代, 作为科学技术的开拓者, 科学家拥有更为前卫的目光和更为敏锐的感觉。政府需要犀利的双眼指导国家的发展, 尤其是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部门。所以, 大学中的一些权威教授通常会担任国防部、军事实验室或者国防工业部门的顾问, 并以这种形式对军事研究发挥着界定和指导作用。如第一任国防研究委员会由8人组成, 布什任主任, 成员有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贝尔电话实验室的主人弗兰克·朱厄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校长理查德·托尔曼、美国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杰瓦特和国家专利局局长康威·考伊, 另有海军和陆军各派一名代表参加委员会。最饱受争议的就是大学直接参与到政府的军事技术研究中:一种是政府雇佣各个大学中的教授直接到军方科研场所聚集在政府的统筹下进行军事研究, 如曼哈顿工程, 一种是政府通过与大学签订合同的形式, 由大学提供研究场所, 军方只派少数人进行监督和工作沟通等, 如麻省理工的雷达实验室[3]。

　　三、军方为大学带来的问题

　　随着军方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军方对大学的影响越来越深刻。首先, 大学应该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地带, 科学技术的研究进步旨在为全人类的幸福服务, 并非是以杀伤为目的的军事研究, 这对更多的科学家在道德上提出了挑战, 科学家渴望得到军事资助以便获得更先进的设备、更好的条件进行科学研究, 但科学技术研发成功后一旦落到军方手中, 科学家就无法控制其成果的用途,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研究的中立性。

　　军方的目的在于有效果的国防, 大学的使命是教育学生、推进科学的进步以及从事为人类服务的科学研究。军事科学研究的初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 设想如果大学高举着为全人类更好地生活服务的大旗, 却从事着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军事研究, 这是多么可悲!军事研究利用大学的资源满足军事目的, 大学利用强大的军事资源进行科学前沿探索, 本该是双赢的合作, 但军事研究投资的“时效性”却导致科学的不健康发展, 军事通过刺激特定的领域发展甚至可以强有力的左右科学的发展, 使科学发展出现倾斜,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学团体已经无法保持其客观性, 这样的科学研究不能称之为健康, 在如此畸形的模式下, 科学研究必将遇到很多问题。

　　大学制度的精髓是学术自由原则。学术自由是所有科学活动赖以生存的空气, 是高质量教育的需要, 同时也是培养学生致力于探索知识和富有批判性追根问底的精神必不可缺的条件, 现代大学毋庸置疑已经成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最大平台, 它培养出来的学者应该具备自由的思考能力以及正确的科学观和社会责任。学术自由是大学为公众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社会责任的体现, 大学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心, 它的使命是服务于社会, 归根结底它的支持者是每一位提供税收的公民, 它有责任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更有责任避免成为某些野心政治家的工具, 避免成为社会发展、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4]。所以, 只有在自由的空气中, 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 才能真正地探索真理、传授真理。保密对军事研究至关重要, 即使在对大学的投资中也明确规定其参与者必须对相关内容进行保密, 军方只有对通过敏感技术的垄断, 才能确保其军事优势[5]。保密与大学的使命显然是不相容的。再者, 军事研究导致对基础研究的缺乏, 以及对应用研究的过分追求已经影响到了某些学科, 如物理学中的材料科学和数学中的密码学的超常发展导致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分布不均。

　　当大学的科研场所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军事技术研究时, 其中的不平衡就会立刻凸显出来, 而如何寻找大学自身使命与军事技术特殊性之间的平衡点, 直接决定了大学是否能够正常发展。如果这个平衡点找得恰当, 不仅不会伤及大学的精神理念, 还会促进大学自身的发展;如果大学过分功利的参与军事技术的研究, 就必然会引发军事技术本身与大学使命的冲突, 大学与军方如何调控对于军事技术研发的资金, 大学如何处理学术自由与军事技术保密性的矛盾, 大学如何在研究军事技术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中立价值, 大学最终又如何担负起作为科学共同体导向的社会责任, 这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总之, 大学只有把握好军事研究与服务社会, 追求真理理念的“度”的问题, 才能更好地发展, 才能匹配其学术天堂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刘宝存.美国研究型大学:历史·问题·改革[J].国外高等教育, 2001 (6) :112.
　　[2]许迈进.美国研究型大学研究—办学功能与要素分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33
　　[3]马鸿.大学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历史考察 (1945-1970) [D].上海:复旦大学, 2008:45.
　　[4]沃特·梅兹格.美国大学时代的学术自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52.
　　[5]希拉·贾萨诺夫, 等.科学技术手册[M].盛晓明, 等, 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