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核心内容及显着特色

军事理论课论文3000字第三篇：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核心内容及显着特色

　　摘要：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军事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多重滋养和熏陶中得以生成和完善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人民战争思想为基础的游击战法、虚实结合的战争辩证法、“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战略理念和实事求是的战争形势分析方法，而其显着特征则表现为在批判乡愿思想中宣传革命、将革命运动视作改造世界的路径以及将战争视作通往和平的必要路径。

　　关键词：毛泽东; 军事战略思想; 人民战争; 战争辩证法;

　　Theoretical Origin, Core Content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n Military Strategy

　　LUO Jian-hua YANG Yan-fang

　　The Marxist Colleg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Mao Zedong's thought on military strategy was created and perfected in the traditional nourishment and edif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estern military thought and Marxism. Its main contents include guerrilla warfare based on the idea of the people's war, dialectic of war combined with reality and unreality, and“encirclement of countryside to urban”strategy, the concentration of forces to destroy the enemy's strategic concept and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of the war situation analysis.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are expressed in the criticism of sanctimonious,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s a path to transform the world and the war as the necessary path to peace.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毫无疑问是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当中最为精彩和重要的部分，没有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华彩发挥，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都必定会往后推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然而，迄今为止，关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这一重要维度的研究却仍亟待加以深化，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理论背景、主要内容和鲜明特色等方面的解读和阐释深度仍然不那么令人满意。因此，重新审思这一历久弥新的主题是继续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一、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多维理论渊源考察

　　尽管从很多维度切入都难以否定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者角色，但梳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维度加以审视，却是较为单薄也是比较片面的，毕竟毛泽东自己也极少提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军事战略思想。同样，仅仅从传统文化的理论坐标考察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也是极为片面的。易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两个重要维度都是考察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理论渊源不容忽视的内容，两者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这一理论容量极大的体系当中可谓是缺一不可、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不仅如此，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还汲取了西方军事战略思想。也就是说，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生发和完善并非受某一单一维度的理论资源滋养，因而力图全面考察和梳理其思想理论渊源就必须从以下三重维度加以综合考释。

　　（一）思想基础奠定：传统文化中的军事思想领悟

　　在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孙子兵法》无疑是系统阐述军事战略思想最重要的着作。因此，自幼熟读经书的毛泽东受其重要启发是很自然的。孙子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3这一理论话语已然折射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理念———从国家与政治的高度来研究战争和军事，而不是单纯地就战争讲战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兵法》实质性地超越了纯粹的战役学着作，而成为了诞生于春秋时期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军事着作。更为重要的是，《孙子兵法》中还蕴含着大量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要素，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史上都产生了持续广泛的重要影响。

　　当然，之所以说毛泽东深受《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战略思想影响，并非仅仅由于这一着作的影响力之大和毛泽东自幼熟读经书，而是有着充分的直接史料根据。譬如，《孙子兵法》中有一蕴藏着深刻而朴素的战争辩证法思想的论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6这一着名论断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深刻而直接的，因而他在自己的着作中多次提及。毛泽东在其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称之为第一本影响党外思想的名着《论持久战》中指出[2]23：“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3]490在毛泽东看来，深藏于《孙子兵法》之中的军事战略理念，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战争实践不断加以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当人类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孙子兵法》历经数千年的时间洗礼之后仍然极具理论生命力。

　　此外，《孙子兵法》中指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一也，则我众敌寡。”[1]26受此思路的重要启迪，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得知，尽管我方由于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革命队伍在偶尔损兵折将的同时，在总体上不断壮大，但敌方力量之强大无论是军队的整体规模还是其武器装备却都远远强于我方。于是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4]225无需赘言，这是极具辩证法意蕴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此，毛泽东研究专家，美国的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的解读及基本结论是：“就毛泽东的战术原则而论，与孙子惊人地相似。”[5]51的确，《孙子兵法》对毛泽东的影响，尤其是在战略战术原则层面的影响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后人牵强附会地将两者联系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所构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毛泽东在写于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就曾例举了一系列的中国古代战争历史和着名的典故：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4]491。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很多小说，在毛泽东那里都不是单纯的故事。他善于将小说和故事当成历史书和政治书加以深度阅读，读出蕴藏于其中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战略思想。其中，《三国演义》中的典故是毛泽东探讨军事战略问题之时极为重要和异常有效的材料。

　　（二）重要理论支援：西方军事战略思想的积极吸纳

　　无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军事战略思想给予毛泽东多大的影响，那种认为毛泽东仅凭这一思想理论资源就最终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夺取了革命的胜利的认识显然是十分片面和错误的。无需赘述，如同作为科学思想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有着极为丰富、多元的理论渊源一样，促使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积极生发和不断完善的理论支援背景亦是相当复杂的。更何况，我们有充足的史料证据能够证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之复杂性和多元性。

　　毛泽东和中共革命队伍几经波折到达陕北之后，他们有一定的喘息和修整时间。对毛泽东而言，则是有了补充理论知识、在战争与战争的夹缝中挤出时间及时给自己“充电”的良机。于是，毛泽东不仅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也多次阅读了德国着名军事着作《战争论》，还阅读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以及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6]504。其中，《战争论》一书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在毛泽东的各类作品中都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

　　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及近代军事战略学的奠基人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在其巨着《战争论》中深入探讨了政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原理。他在这一着作中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7]43纵观毛泽东浩瀚的文本群便不难看出，这一科学的论断无疑在政治与战争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中给予了毛泽东最有力的启示。毛泽东曾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4]479得益于克劳塞维茨所提供的重要启示，毛泽东始终将战争放置于宏观的政治背景之中加以分析和审视。只有如此，对战局的把握和领悟才能够拥有超乎常人的精准度，在此基础之上所做出的战略决策才真正具有可操作性；也只有如此，中共革命队伍才能够在敌人的狭缝中游刃有余乃至发展壮大，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创造出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奇迹。

　　但是，战争与政治仍然有着明显的界限而不能够将其混为一谈。正如毛泽东所言：“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8]308一方面，政治作为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方式与手段是不断趋于文明化和非暴力化的，但在合作、协商与共赢方式难以解决问题之时又难免要采取暴力方式，而战争则是以暴力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形式，也通常是较为有效的方式。另一方面，几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战争，从其发动的根源到采取的形式以及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等维度无不渗透着多重的政治目的。单纯地研讨战争，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就可算是胜利的，甚至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仍然可以算是胜利的。但是，一旦将政治的因素考虑进来，战争的胜败就不再是牺牲人数的多少问题了，更重要的是看政治目的是否达到。例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无疑是中国，这在日本方面也无法否认，只不过他们对这一战争的结局所用的词汇与中国学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当时日本人用“惨胜”这个词语描述中国的胜利[9]54。无需参考统计数据就能够断定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远比日本人要多，但最终在这场残酷而激烈的战争获胜的一方却是中国，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最重要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驱逐出中华大地，使中华民族摆脱备受侵略、压迫与剥削的局面。

　　（三）根本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会运用

　　毛泽东是先接触并吸收了蕴藏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军事战略思想，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的基本原理加以研究和领悟的，这的确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形成和发展而言后者的重要性就亚于前者。实际上，没有后者的改造和加工，前者的诸多论断难以在实战中发挥作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批判性地吸收《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战略思想，把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和军事文化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10]。当然，不管在多大程度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却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军事战略思想的替代品。换言之，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多重理论资源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相互替代的，它们在毛泽东关于军事战略的认识结构中相互深嵌和深刻荡涤，共同撑起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这一理论体系。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研究战争的产物，它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融入到对战争的认识中。譬如，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滋养和熏陶之下生成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所构成的积极影响作用更重要是从根本立场、方法和原则层面的，而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军事战略问题的具体论述。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虽不否认历史伟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大推动用，但却更多地强调人民群众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能够看到，毛泽东将这一基本的原则和理念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了他的军事战略问题分析中。他明确地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6]139依毛泽东之见，只要以一种科学有效的方式充分挖掘和调动潜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革命力量，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都将不在话下。毋庸置疑，这个重要结论的得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深刻启发之下实现的。而且，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熏陶之后的毛泽东对战争的本质也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认识和定位。他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6]171由此，毛泽东便认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6]212。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很多问题都不是能够直接用肉眼就能窥见的，而是需要用科学的理论武器加以分析和透视，马克思主义就是能够用以透彻分析政治与军事诸多复杂问题最科学的理论武器。

　　曾记否，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道理上的重大指导意义，毛泽东做出过明确的重要论述。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才能战胜国民党。”[11]10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支撑，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不完整甚至不科学的，而没有科学的军事战略思想在革命运动过程的精彩呈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是难以想象的。

　　二、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梳理透视

　　必须注意到，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它在革命实践中的精彩发挥是有重叠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并非真正得以形成和完善之后才在具体的革命运动进程中发挥作用，而是在其发挥作用过程中得以不断趋于完善，甚至部分理论就是在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基础上得以升华的，而不是单靠历史理论资源的浸润和滋养。但是，从思想史意义上梳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却决不能够止步于讲故事的层面，而是必须将暗含于历史事件和故事情节之中的基本道理提升到思想理论高度。

　　（一）人民战争：游击战及其战争辩证法

　　游击战之所以能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多次在险境中重获生机，甚至能够使他们在险中求存和险中求胜，是因为游击战法中富含人民战争思想和深刻的战争辩证法思想。1928年，毛泽东与朱德共同总结出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6]204无比简洁的十六个字，将中共革命队伍灵活运用军事战略思想，英勇地穿梭于纷飞战火之中的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还曾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6]230此语并没有蕴含着什么深刻的道理，而是朴素得连普通老百姓都能够听懂。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什么时候打得赢和什么时候打不赢，要对此做出精准判断就必须具备科学的军事战略思想和丰富的战斗经验，甚至需要一种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超乎一般人的悟性。

　　在游击战法中，最具有辩证法意蕴的内容大概当属战略退却。毛泽东严肃地解释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6]203战略退却既是为了躲避敌军锋芒使我方革命队伍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以达到保存实力的目的，同时又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攻敌时机。所以，形式上的退却是为之后进行实质性的进攻埋下重要伏笔。或者说，战略退却只是形式上和表面上的退却，实质上则是一种特殊的进攻方式。毛泽东为了阐明战略退却在特定战局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曾以拳击手的拳击运动为例加以说明和阐述。他指出，优秀的拳击手在猛攻之前都会略有后退，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将自己的力量尽然发挥，且有可能使对方放松警惕。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6]230毛泽东之所以将游击性称之为我们的特点和长处，主要在于游击战法是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所特有的斗争方式和杀手锏，是其他革命队伍想学都学不会的一种特殊革命实践范式。国民党早已见识过共产党的游击战法之威力，也由于中共能够熟练地运用游击战法而多次使国民党在双方的较量中吃大亏。于是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便成立了游击战学习班，由蒋介石亲自担任班主任以督促这个学习班的学习进度和学习效果。然而，最终却可谓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导致这一令人沮丧的结果根本原因显然不是在动机和愿望层面不够强烈，而是由于国民党并未抓住游击战法中最基础和最关键的一环———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深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2]1473-1474。更重要的是，中共革命队伍有着与人民群众一起战斗的自觉性，也愿意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依靠人民群众的同时也积极引导他们。因此，有一个极为通俗易懂却又不失深刻的隐喻广为流传：中国共产党这条鱼儿一旦跳入人民群众之汪洋大海，敌人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可是，国民党的将领们却意识不到人民群众之中潜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不愿意与那些整天和泥土、牛粪打交道的农民并肩作战。所以，这不仅仅是战略决策的不同选择，归根到底是由于信仰和价值观层面的迥然相异。

　　（二）虚与实完美结合的战争辩证法

　　虚与实相结合的战争辩证法，最通俗的解释就是在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中采用有效策略误导对方，尽可能地促使对方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以使我方在风云变幻的战局中始终处于有利的位置。溯其根源，需要追溯至韩非子的相关言论。战国末期着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曾说：“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13]496此言旨在说明在用兵作战过程中，为了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不应该排斥和鄙视运用诡变、欺诈的策略或手段。后来，作为毛泽东最喜爱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一的《三国演义》中也曾提到“兵不厌诈”[2]的论断。从可考证的文本看，《三十六计》中的“声东击西”策略可能是毛泽东虚与实相结合的战争辩证法形成过程中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毛泽东曾说：“人工地造成敌人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6]209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从不屑于扮演满腹军事战略思想的纯粹理论家，而是要极力充当好政治与战争的科学军事战略思想之践行者角色。毛泽东不仅仅是从理论层面强调虚实结合、声东击西的战争策略，更从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将这一方略灵活地加以运用和发挥。

　　长征途中，中共革命队伍辗转于云南和贵州之间的行军路线之虚虚实实，使国民党的将领们摸头不着脑，进而使我军置之死地而后生。“四渡赤水”作为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更是将虚实结合的战争辩证法运用得出神入化。除此以外，毛泽东首次运用于重庆谈判的“以打促谈”策略也可被解读为一种虚实结合的战争辩证法，因为当时各界人士都以为中共会因为担心毛泽东的安危而不敢轻举妄动，而毛泽东当时所做出的指示却明显地体现出了其思路异于常人，他认为中共打得越好他才越安全。由此可见，在对方料定我方不会采取实质性进攻之时展开猛烈进攻，也是一种虚实结合的战争辩证法思想之有效运用。而且，这一范式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多年。譬如，毛泽东在应对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之时又再次亮出了他的拿手好戏———“以打促谈”。概言之，在虚与实相结合的战争辩证法方面，毛泽东所做的主要贡献不是从理论层面加以拓展和深化，而是在于他将这一科学的思路积极运用于革命实践之中，以生动无比的革命实践又一次证明这一理论的真理性。

　　（三）“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

　　在中共成立之初，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确定其努力的方向和重点是策划和指导城市工人运动。中共经过顽强斗争之后所取得的效果不可谓完全是消极的，但从总体而言却都以失败告终，使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几经磨难、数次濒临夭折。起初，由于苏联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城市革命成功经验过于耀眼，加之“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14]132，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对“城市中心主义”加以怀疑和反思的意识。只是后来，无数次的运动失败教训催生了革命运动范式必须结合本国实际这一重要思路和理念，并在此基础之上勾勒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构想。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1926年，毛泽东便基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国情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6]37。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农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用科学有效的路径激发深藏于农村的革命力量。后来，毛泽东又对敌方政治与军事力量分布状况加以深入研究分析，进而得出中国的革命必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略。但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生成以及在党内获得普遍认同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后来，毛泽东回忆道：“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转变，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4]544因此，从时间维度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生成的起点难以确定，至少无法确定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但是，《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着作在这一战略构想和正确道路的最终建构发挥了非替代性重要作用却是确定无疑的[15]。当然，重要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梳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原始生成情境，而是在于弄清中共革命队伍如何在这一科学思路指引下战胜了军事力量强于自身数倍的敌人，因为只有异常激烈的革命实践方能最终验证这一战略构想的正确性。

　　（四）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与统一战线思想

　　从内战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革命运动进程中的，无论从武器装备方面还是正规军的数量方面，敌人都长期远远强于我方。这正是我军需要采用集中兵力方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标的客观条件，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基本现实。毛泽东强调：“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14]1247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战略思想，至少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加以深思。第一，要真正做到集中优势兵力将敌军团团围住并将其全部歼灭，就必须在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之下把分散于全国各地、各阶层的革命力量汇聚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讲，统一战线即使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口号与具体目标，但其宗旨则是始终如一的。第二，欲将敌人全歼往往需要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即先打相对分散和孤立的敌人，获取一定的、小范围的胜利之后在力图攻打较为集中和强大的敌人。第三，如毛泽东所言：“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4]1248这就意味着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战略思想，还必须与游击战法和人民战争思想相结合。第四，毛泽东并非一味地强调兵力的集中，而是主张集中与相对分散巧妙结合的正确方略。早在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就在《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中明确指出：“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16]1毛泽东十分明白，正如将所有的鸡蛋放入一个篮子里面比较冒险一样，兵力过于集中也容易使自己暴露且成为敌人围攻的对象。

　　关于打歼灭战的重要性，毛泽东阐释得很明确，他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6]237实际上，稍加思忖我们便会发现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哪怕是在医疗条件较差的环境中，弄伤十个手指头只需短短几日就可康复，而断掉其中的一个手指则极有可能造成无法复原的伤害。同样的道理，花大量的兵力或许能够击溃十个师，但被击溃的十个师在经过短期的修整之后就能迅速地恢复其原有的战斗力。但是，倘若我们选择的是敌人的一个师并将其全部歼灭，那么这个师从此就不复存在。因此，两种策略选择最终导致的斗争结果常常是天差地别的。所以，毛泽东明确强调：“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14]1247不容否认的是，中共革命队伍在早期的确发动过多次以保守或夺取城池为目标的战役，且曾数次险些断送了革命的前途。之后，人们才逐渐领悟了毛泽东与朱德所倡导和熟练运用的游击战法和歼灭战思想之可贵之处。

　　（五）实事求是的战争形势分析方法

　　众所周知的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为“实事求是”一词赋予了新的内涵，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即‘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7]801不过，为一个自古有之的成语赋予全新含义并不难，难的是将新的理念和思想贯彻于现实实践进程之中。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恰恰就在于他不仅做到了前者也做到了后者，更重要的是他还引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也做到了后者。

　　在分析战争形势之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防止片面与机械的看法泛滥，取而代之的应当是全面的、联系的观点。如毛泽东说言：“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19]46深谙“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之道理的毛泽东，在分析战争与革命形势之时从来都是将局部放置于全局加以审视的，这也是他分析战局往往能够极为精准且又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之关键的根本原因。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这一分析问题的特色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和讨论。比如，美国着名学者弗朗西斯·苏就曾不无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并不否认局部，而只是坚持把局部了解为全体中的局部。”[18]41局部显然并未被毛泽东彻底忽略，因为局部本身是构成整体和全局不容或缺的要素，没有多个局部的整合也就无所谓整体和全局。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局部只有被放入全局和整体中加以审视和分析才能够被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战争形势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进行革命路线规划之时，时不时会让人感到难以适应。例如，传统的行军路线规划一般都是尽可能地寻找捷径，而毛泽东有时却基于对战局的准确把握将行军路线设计成为一个“弓”字形。对此，或许我们应该参考一下着名学者陈晋的看法：“毛泽东深深懂得：政治不是几何，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往往不是直线。”[19]67如若试图使行军路线一直保持直线，很容易就使自己的革命队伍陷入险境乃至掉入敌人设下的陷阱。因此，革命运动确实不是几何，在革命运动过程之中，连接两个点的往往是曲线而不是直线。

　　三、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显着特色概括审思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呈现出多重的显着特色，纵使其中的部分特色并非在其他的军事家和军事学家的思想中毫无体现，但很多特色却都没有如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中所呈现的那么充分。其中的部分内容至今仍未过时，而是不断被重新研讨和再次激活，它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主要在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在充分吸收历史资源的基础上结合自身革命实践做出了大量创造性的思考，这一思想的重要特征亦是在实践进程中创造性思考和发挥基础之上得以彰显的。

　　（一）在批判乡愿思想中宣传革命

　　从理论层面对乡愿思想加以批判并不是从毛泽东那里才开始的，而是早在《论语》中就一出现：“乡愿，德之贼也。”[20]238但是，长期以来，反乡愿的思想并未真正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乡愿思想仍然在社会发展进程之中继续泛滥。毛泽东在这一问题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不仅仅是从理论层面进一步解释乡愿思想如温水煮青蛙一般腐蚀人心，更是从实践层面将对乡愿思想的批判与揭露反革命、否定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想之本质同时进行。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蜮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22]119。自古以来，乡愿思想的支持者们总是试图既要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同时又要站在被剥削阶级的立场。这就意味着他们并不主张被剥削阶级起来反抗，尤其反对被剥削阶级使用暴力路径解决与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毛泽东非常清楚乡愿思想的巨大危害性，也很快就认识到它是革命最大的思想大敌，不将其从人们的思想认识结构中彻底清除就难以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于是乎，在批判乡愿思想中宣传革命的特殊形式就得以生产了。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批判乡愿思想中宣传革命的重要范式理应与毛泽东其他一些重要的论断结合理解和综合判断。首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6]17毛泽东所谓的矫枉过正主要地是指备受压迫与剥削的阶级要起来反抗，以彻底改变剥削阶级高高在上而被剥削阶级却在做牛做马的状况。也就是说，毛泽东此语是极具针对性的，长期以来不少改良主义者不时提出矫枉不能过正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阻止人民群众进行反抗运动。于是，毛泽东为宣传革命指出这一看似极端却又十分重要的论断，这与在批判乡愿思想中宣传革命的思路和方式是极为相似的。其次，1939年12月21日晚上，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等联合举行的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并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21]169。这一广为流传、备受讨论和争议的着名论断亦与批判乡愿思想和宣传革命有着实质性的内在关联性。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数千年以来从未被彻底质疑和否定的观点：底层民众应当安分守己而不应该与统治者相对抗，即“造反无理”。所以，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造反有理”乃是针对长期以来被世人认为是不证自明的“造反无理”加以反思、质疑和否定基础上所做的特殊革命宣传方式。

　　（二）将革命运动视作改造世界的路径

　　关于改造世界的重大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就已经郑重地被提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的最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2]8马克思这一着名论断即使是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大坐标系上加以审视也显得异常重要，因而后来被不少学者称之为马克思的“哲学宣言”。但是，马克思在这一重大命题上的突出贡献主要地在于开新和破题层面，而没有也不可能将涉及这一重要命题的所有问题都加以完整解答。可以说，马克思在这一问题域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拓展空间和余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明确地指出，改造世界理应“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联系。”[6]296毛泽东将改造世界的重大命题加以拓展和丰富化，使这一命题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有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双重意蕴。

　　而且，毛泽东不仅从理论层面深化了改造世界这一重大命题，更从实践层面为这一命题做出了多重的探索和努力。毛泽东将革命运动视为改造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其中就涉及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双重维度。一方面，从改造客观世界的维度看，毛泽东指导的革命运动成功清除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并逐步消灭了封建主义势力，革命的洗礼使中国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历经几轮的强弱变化，但无论强弱它始终都是世界上的大国，是整个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彻底洗刷了中国的整体面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另一方面，从改造主观世界的维度看，毛泽东始终认定革命运动是锻造干部的重要路径，也是农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不容小觑的途径。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23]253但是，我们不能够由此认为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就是为了使他们从中得到锻炼。进行革命运动乃是客观形势使然，只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确教育了农民群众也锻造了不少高水平的党员干部。

　　（三）将战争视作通往和平的必要路径

　　根据毛泽东青年时期少量激进话语而得出毛泽东好斗的结论，乃是诸多别有用心之人谩骂、丑化毛泽东的惯用伎俩。但是，毛泽东自己却曾多次表达过参与并领导革命运动实属客观形势所迫而非他的本意。而且，根据他毕业于湖南一师之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小学教师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点。从理论层面看，在毛泽东关于战争的界定和阐述中也能看出他极其向往和平的一面，他之所以要带领人民群众进行惊心动魄的革命运动，是因为他认定只有战争才能消灭战争。他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6]174足见，在毛泽东看来，战争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是最终走向和平的唯一正确路径。

　　哪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谓的“革命输出”，也并非旨在培养势力范围，更不是要在世界范围内称王称霸，而是由于毛泽东的视野早已越出了国界而达到了心怀天下的崇高境界。毛泽东后来说：“知识分子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4]457从动机层面看，毛泽东试图指引全世界备受压迫的人民奋起反抗以获得彻底解放。因此，毛泽东也备受世界受压迫民族发自于内心深处的爱戴和敬仰。也正因由此，邓小平说：“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25]719总而言之，在毛泽东那里，战争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它也不应该成为人们谋取私利的途径，它仅仅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迈向和平不得不采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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