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虬军事与政工结合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摘    要：　陈虬在军队建设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集政工、指挥、参谋三大机构为一体的指挥部建设构思、将军事与人事紧密结合实现全民抗敌的构想，以及将政治工作视为军事工作的基础和依托的思想。从具体内容上看，这些思想虽不能代表当时最进步的思潮，却能反映当时主流思潮的发展水平。陈虬在军队专门设置政工干部、加强军队政治教育、强化政治动员以实现全民团结抗敌等理念，更是具有超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　陈虬; 军事; 军队; 政工;

　　Abstract：　In terms of army building, CHEN Qiu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idea of the headquarters integrating the political, commanding and staff agencies. Besides, he proposed the conception of combining military affairs and personnel closely to realize national resistance to the enemy, and the idea of taking political work as the basis and support of military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ecific contents, these thoughts could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thought although they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most advanced ideas at that time. CHEN Qiu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setting up political work cadres,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army, and enhancing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all social strata to realize the unity of the whole people against the enemy and so on, which is of more significance than the times.

　　Keyword：　CHEN Qiu; Military affairs; Army; Political work;

　　陈虬（1851—1904年），字志三，号蛰庐，浙江瑞安人，清末着名维新派思想家。他继承了宋代永嘉学派注重“事功”“经致”的思想传统，针对清末列强入侵的国家危机，糅合中西文化，提出了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改良中国的方案。陈虬思想的影响力虽不如康、梁等人，但较能反映当时主流思潮的发展水平，堪称“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化的典型”[1]74。

　　学界一般将陈虬纳入清末维新运动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重在阐发其政治改革思想和举措，研究其军事思想的成果较少。仅有的陈虬军事思想研究，或对其大历史背景下的时代意义所涉不深，或只将其作为陈虬思想变迁的一个部分而未作专门、深入研究。本文从军队的组织和建设角度探析陈虬军事思想的独特价值和时代意义，试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陈虬军事与政工结合思想概述

　　陈虬出生在一个尚武的家庭，“父亲陈振荣以军功议叙六品衔，胞叔陈振邦以军功议叙八品衔”[2]456。少年陈虬聪明叛逆，“读书目十数行下，嬉戏好为将帅，尝取同学而行伍之”[2]457。1862年，平阳金钱会起义军曾包围瑞安县城。同年正月二十九，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在金钱会首领赵起引导下由青田经天长岭抵温州城郊，白承恩统帅的一支太平军则经白沙岭抵瑞安，陈虬的父亲、叔叔参加地主团练武装，登城防守，以军功议叙品衔。陈虬自此受武人习气影响，“稍长犹不羁，使酒负气，习拳棒，善泅水。见不平，叱咤用武，虽不敌不计。遇老师、宿儒，往往摘经史以难先生，于是得狂名”[2]457。从小接触社会危机，了解百姓疾苦，少年陈虬志不在读书考取功名，而在拜将封侯。1864年，清军攻破天京，天平天国覆亡，他做长诗《王师克复金陵，诗以志喜》，其中末句为“壮志愿封狼居胥，会借星威扫净搀枪过西极”[3]354。对军事感兴趣，同时家庭正好提供了学习和实践军事的条件，使得陈虬在军事方面的见解自萌发阶段，就具有符合实际的特征和时代价值。陈虬的军事思想主要汇集于其1884年所着《报国录》一书，建设保家卫国的地方武装力量、军政合一、系统且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宣教，是其中的主要观点。
 

　　1. 军队指挥体系建设

　　陈虬提出了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和作战参谋三合一的指挥部建构设想，即团防队伍的领导班子须“总董、分董（政工干部）”“副董（指挥员）”“智谋之士（参谋人员）”三个部分合一，以实现组织的团结和决策的合理。

　　其一，设“总董”“分董”以激励团防军之斗志，并负责团房军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陈虬总结其作用为“收拾人心、和众丰财”[3]92。他说：“延请邑中名望素着、齿爵俱优者为总董，分董可就地择人……盖兵事一起，杰而材者皆思脱颖而出，不可不有以厉其气。即乡里耆宿、素不任事者，亦不可不假以名号，隆以礼貌，以为激励城乡兵民之具。”[3]92“总董”“分董”是乡里素有威望的长者，他们虽年事已高，不能参与作战，但能起到团结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这便是“收拾人心”。战事一起，乡里之英杰都会积极参军报国，但民团性质的团防军不由官方组织，这些“总董”“分董”能起到聚拢人心之效用。倘若不能将这些人拉入队伍，“人心一去，则强有力者显张旗鼓，恐谨厚者亦复从而暗中阻挠，而大事去矣”[3]92。“总董”“分董”还承担着筹集军费的重担，即“和众丰财”。民团的成立虽为国事，但不一定能得到官府财政的有力支持，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织团练的事例来看，大部分经费需要从民间筹措。民间募捐必须依赖“总董”“分董”的威望，他们振臂一呼，士绅乡民即纷纷响应。“总董”“分董”还承担着士绅军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由他们宣传忠君爱国、御辱自强等思想，士绅、军民方能信服并拥护，最终实现官绅百姓团结一心、共抗强敌的有利局面。

　　其二，设“副董”专任作战指挥。指挥作战需要专项能力，因而“副董须因材器使”[3]92。“副董”的选择必须立足于指挥作战的能力公开选拔，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团防军的战斗力和抗敌斗争的胜败。“副董”在“总董”和“分董”的协助下开展工作。

　　其三，成立作战参谋部。陈虬认识到“虽不乏读书应变之材，然毕竟是讨论之功多，阅历之日少，则集思广益，人谋终有不可废者”[3]94。一方面，当时所谓乡里之杰出军事人才，大多未经实战，需要他人辅助；另一方面，作战参谋部能集思广益，使战略决策更加科学化。

　　2. 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的主导者是以“总董”“分董”为代表的民间威望素着人士，对象则是全体士民官绅。陈虬针对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构思了不同的宣教内容，从崇圣、待士、养廉、罢徭、蠲贷、采办等方面，激发普天下臣民忠君爱国、团结抗敌之心。

　　陈虬主张以忠君报国为核心理念进行宣教，动员百姓积极为国战斗。他宣扬清朝开疆拓土之功及历代帝王之仁心，肯定朝廷罢徭役、减免赋贷、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等良政，“举古来役法征发扰累之积弊，一解其症结，此不能得之于三代盛世者。吾朝独休养生息，皋鼓不惊，此岂复汉唐以后七科三品、九等六色之民所能梦见哉”[3]86。认为这些政治创举皆有大恩德于百姓，百姓应忠君爱国，自觉地拥护和支持抗敌御辱之战。

　　对于读书人，陈虬主张从崇圣、待士两个方面来激励。他认为对圣人孔子的尊崇，清朝“旷典隆恩，抗古未有”，极力宣扬朝廷对读书人的礼遇，诸如对民间功名低微抑或任乡亭贱职者，都能免除丁徭、免派杂差等，不像“汉、唐后以升斗之糈困贤豪”，所以“扞灾御患，保卫桑梓，怀铅握椠之徒与有责焉，上之待吾既厚，则吾之所以报上者亦乌可薄哉！”[3]87

　　面对官员，陈虬盛赞朝廷“养廉银”制度，宣称这是防止贪腐、保全官员名节的重大创举，也是对官员群体的莫大恩德，“文武大小在事臣工，宜如何激发天良，以为保障干城之选乎”[3]87，号召官员能够竭忠尽智，报效国家。

　　当然，陈虬也并非一味立足臣民，也呼吁朝廷实行一些体恤臣民的举措，如实行赏兵、恤囚、裁嫔、褒忠诸策，以凝聚民心、激励国民斗志。但总体上看，其主张以宣扬清朝历代帝王功德，劝说百姓忠君报国为主基调，无视清代的民族压迫、文化迫害等暴政。

　　3. 战术构想

　　军队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作战，因而在确立军政合一的军队建设构想后，明确军队应当如何作战并取得胜利就显得十分重要了。陈虬的战术思维皆取于古，既未能思考清朝的专制体制的寿命及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未考察西方军事科技的现实水平，具有一定局限性。

　　《报国录》一书《自序》云：“《报国录》者，为团防而作。光绪甲申，中法失和，沿海戒严，将录以贻当事，初名《东瓯防御录》，会事解不果，因重加改定，今易名。”[3]83《报国录》专门针对法国侵略者的海战之策，分战、守两部分内容。战法分水战、陆战两部分。水战之法为选渔民为伍，使用小船“从黑夜，或乘上风，十数为群，注意烧焚。各带器具，锥凿斧斤。挨近舟次，蛾附蜂屯。平时四布，星散无数。敌炮虽利，用非其地。若出小船，圈使不前。纵有神龙，坐困则蝼蚁得而肉之；虽有猛虎，入陷阱则群羊得而蹴之”[3]100。即发挥小船的快速灵便优势，使用凿沉、火攻等策消灭敌船。陆战之法则为古代阵法、练兵法、孙吴兵法等，适用于与登岸之敌的作战中。陈虬以古代战争事例展望现代战争，战法意图是用落后的冷兵器与持有先进现代武器的西方侵略者拼勇气、拼智力。陈虬的守疆之策是以沿海筑城、沿江扦港为主，冀望在沿海建设土城，沿江面建设呈犬牙交错型的一字长坝并构筑炮台，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他认为：“善御夷者，守外不如守内，守远不如守近，守正不如守奇、守阔不如守约。当使敌有堵截之虞，吾无拦阻之累。”[3]98即在无法与敌在海上正面对抗的情势下，采取一种精明的防守策略。

　　陈虬对于军队战法的构想与林则徐提出的以守海口为中心的近岸防御思想类似，林则徐曾构想与英军作战之法：“使善泅者二三人，皆半身在水，半身靠在船旁，皆可贴紧放钉，将火船钉在夷船木上，将火点着燃起，其人即泅水走开。”[4]19-20林则徐与英军有过接触，大概当时英军仍然使用木制战船。而陈虬观点提出之时，欧洲列强已然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海军战船早已钢铁化了，陈虬不曾见识，其战法就显得不切实际了。然而，陈虬的军队建设构想绝非纸上谈兵，基本还算是立足实际的可行之策，颇具时代价值。在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都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于西学时，陈虬能够立足于地方实际，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地方自卫理论，似可以仅有条件补时之先进思想的不足。

　　二、陈虬军事思想的时代价值

　　诚然，从政教思想、战法等具体内容上看，陈虬军事思想的深度和认识水平显然不能代表当时的最进步思潮，但却能反映当时主流思潮的发展水平。葛兆光先生论及晚晴思想史研究时指出：“常常过多地把目光投射到了少数精英身上，所以，思想史还是让人欣慰地在描述着那些最睿智、最敏感的一批人……这些描述使阅读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错觉，觉得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已经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身边这个世界的变化……恐怕，这并不是当时的实在情况。”[5]435梁启超先生论及清末咸丰、同治年间的西学概况时也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以后，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李壬叔善兰、华若汀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的排斥轻蔑。”[6]

　　陈虬不属于葛兆光先生所说的“最睿智、最敏感”者，而是梁启超先生所指的“一般士大夫”中的一员。《陈虬思想变迁》一文中指出：“陈虬思想的急剧进步发生于中法战争前后又有其特殊原因，因为战场邻近温州，切肤之痛促使他开始思考当前危机并积极寻求改变之法。其思想遂有急剧发展态势。”[1]77页码而在这之前，陈虬还跟绝大多数的国人一样，盲目自大、仇视西学。1880年，他作过一首名为《过耶稣堂》的诗：“周孔遗书在，耶稣教枉传。生难逃十字，死乃历千年……西学原征实，缘何异教雅？混元谁做主？造化竟生儿！辟鬼虽非妄，生天只自知！如何南、利辈，抵死不相訾？”[3]370而早在1839年，林则徐便组织人翻译《四洲志》《各国律例》等书籍；1841年，参加完浙东抗英斗争的魏源开始写《海国图志》，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7]。与他们相比，陈虬确实“开化”很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潮发展的普遍状态。葛兆光先生总结19世纪70年代末的国人思想概况时说：“相当多的文化人还在传统的生活轨道上继续着自己的活动，‘天不变道亦不变’，他们从乡塾发蒙以来所接受的知识已经足以谋官职、治民事，他们在宦海生活中积累的阅历和经验足以维持身份，应付局面。”[5]437光绪二年（1876年）冬，郭嵩焘被清廷任命为驻英公使，他将赴英途中之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制度文明，呼吁中国人研究、学习。该书寄到总理衙门，却遭到官僚集团规模空前的抵制、攻击和谩骂。李慈铭（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评说：“（《使西纪程》）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何心也……然士大夫之肯为此议论者有几人哉？”并举例印证郭嵩焘之不得人心：“去年夷人至长沙，将建天主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焚其家，值湖南乡试，几至罢考。”[8]士大夫群体对《使西纪程》的仇视，使郭嵩焘忧愤难当、郁郁而终。陈虬此时正在经历从守旧向开明的蜕变，其思想实为当时社会的主流。

　　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侵略台湾，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奏请加强海防，奏折中说：“日本东洋一小国尔，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9]，主张加紧购买西洋铁甲战船。这段文字反映出一个清朝顶层官僚对西学及世界局势的一无所知。其后，清廷高层展开了关于海防的大讨论，刘中民指出：“在海防筹议的过程中，持传统观念的士大夫对洋务派关于加强海防的各种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攻击，而核心问题则是所谓的‘夏夷之变’。”[10]工部右侍郎于凌辰指责李鸿章、丁日昌等主张引进西方军备的官员为用夷变夏的汉奸，并主张：“至布置一切防夷事宜，非不简器，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非不练兵，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师洋人机巧也。”[11]这与陈虬所提之政治动员思想及战术战法别无二致。

　　19世纪80年代之前，已经意识到西方军事科技之先进性并主张将其引进中国的士大夫主要有三类：鸦片战争时期与英国交往的沿海官吏，如林则徐、魏源；早期接触到西方文化或出洋考察的士大夫，如马建忠、郭嵩焘；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崛起的官僚集团。这三类人加起来，数量也极少。大多数人还是跟陈虬处在一个思想水平，甚至还落后于陈虬。陈虬的思想正是当时被迫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盲目自信、异想天开、病急乱投医的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

　　三、陈虬军事思想的超时代性

　　虽然陈虬的政治动员思想和军队战法实际上与时人观点别无二致，但在宏观军事思维和军队建设方面具有一定超时代性。

　　1. 提出“全民统一战线”构想，具有超时代性

　　《报国录（序）》中说：“《报国录》者，为团防而作。光绪甲申，中法失和，沿海戒严，将录以贻当事，初名《东瓯防御录》，会事解不果，因重加改定，今易名。”[3]83陈虬所提出的一系列军事思想便是为应对中法战争及以后可能来自海上的威胁。陈虬意识到敌之强大，不再持“天朝上国”视角审视敌国，而是将之视为国家之大敌，指出只有万众一心方能有所作为。

　　一方面，他希望社会各阶层都能认识到局势之严峻性，本着强国御辱之目标，各自妥协、相互扶持关怀。他呼吁皇帝及官僚集团认清形势之紧迫性，精简机构、体恤百姓，提出赏兵、恤囚、裁嫔、褒忠诸策，主张国家优恤阵亡将士家属、赦免囚犯、裁撤嫔妃、褒奖忠义之士，认为将士、罪囚、妇女乃至万民，更当“击鼓踊跃、停机买鞯，感激余生为王前驱”[3]90。他呼吁臣民自觉忠君报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列祖宵旰忧勤，无一日一事不与吾民谋乐利。休养生息，务使天下各得其所而后之。则凡圆顶方趾之徒，安可不念旧德先畴之义哉！”[3]86。

　　另一方面，陈虬希望社会各阶层能够自发组织起来，结成自卫体系。周文宣、邓蓉将陈虬这一主张概括为“全民皆兵”[12]，似乎并不贴切。陈虬之主张建立保甲、民团和组织渔民、僧兵等，是对兵丁来源的构想，只是其军队建设思想的一个部分，并非其全部或主体。毕竟对于朝廷来说，选拔兵员并非难事，而如何让这些不同职业、阶层的青壮者斗志昂扬、团结抗敌，才是军队建设的关键。军队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根源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这也是陈虬军事思想的灵魂。陈虬提出“联师儒以安万民”“做其同仇敌忾之心焉”的宏观军事构想，希望社会各阶层能够团结一致抗敌御辱、保家卫国，正可总结为“全民统一战线”。这种“全民统一战线”的理论在清末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的主张中极为少见，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大革命中方有所实践，最终也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指导理论。

　　2. 提出军政合一、分工明确的军队建设构想，具有超时代性

　　首先，陈虬意识到在全社会进行一次深刻的政治动员的重要性。就陈虬所提之组织民兵、设立保甲等军事主张，在清末的军事家、思想家的论着中屡见不鲜。丁日昌也提出了“精择仁廉之员而又具才干者拊循士民，以时修筑城堡、编行保甲，教练乡民，使其事不扰而集”[13]的主张。大部分人也意识到了官吏腐败、民心离散是制约国民抗敌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但一般士大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普遍呈两种趋向。一种认为官吏腐败是民心离散、军队战斗力低下的根本原因，主张以整顿吏治为本。丁日昌便指出：“民心为海防之本，而吏治又为民心之本。”[14]另一种则意识到了整顿吏治的困难性和效果的有限性，且不能救急，主张以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为迅速提高军事实力的途径。沈葆桢认为：“海疆守口之利，莫若水雷……陆路之利，莫如洋枪……水路之利，在轮船巨炮。然备则或可不用，不备则必启戎心。”[15]张之洞也认为：“海防要策，首重水师兵轮。”[16]此时，陈虬却认识到通过政治动员激发全民爱国热情的重要性。武器装备、军队固然重要，但斗志是一支军队的灵魂，陈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是具有超时代性的。

　　其次，在军队中专门设立政工干部，并将其地位置于军事指挥员之上。陈虬的军队指挥体系建构主张中，“总董”即政工干部，遴选乡里无官无职且德高望重之人充任。“总董”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和众”，或“激励城乡兵民”，即对百姓进行政治动员；二是“丰财”，即筹措钱粮。二者相加，其职能便类似于政治委员了。就现有资料看，陈虬这一构想在当时似属独创，具有鲜明的超时代性。张之洞十分重视新式军队的编练和军事人才的培养，但忽略了政治教育，创办的军事学堂最终成为革命党人的思想宣传阵地。1898年8月10日，光绪帝谕南北洋大臣及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中国创建水师，历有年所，惟是制胜之道，首在得人，故求堪任将领之才，必以学堂为根本。应如何增设学额，添置练船，讲求驾驶，谙习风涛，以备异日增购战船，可期统带得力。”[17]光绪帝与张之洞一样，也只注重海军军事能力的提升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未认识到对军队政治管理和教育的重要性。清末的北洋陆军讲武堂（1906年开办于天津）、东北讲武堂（1908年开办于奉天）和云南陆军讲武堂（1909年开办于昆明）同样也是循着张之洞、光绪帝的思路而创办，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但基本没有政治教育。直至20世纪20年代，黄埔军校才专门设置了政治部，军队中才开始设置督导或政治委员等职。

　　总之，陈虬提出的政治动员思想有鲜明时代局限的烙印，但他在军队中专门设置政工干部，加强对军队的政治教育，强化对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政治动员以实现全民团结抗敌等理念，具有超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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