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着名兵书。 相传其源于姜太公，经黄石公推演传授给张良，旧题黄石公撰。 但多数学者认为此书是后人托名伪作，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大约成书于秦或西汉时期。 《三略》最显着的思想特色是兼容博采，主张以道家谋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安天下，以法家原则御将卒，以阴阳家观点识形势，以墨家人才观尚贤纳士， 形成了杂取诸家之长而又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且又独具特色的兵学思想体系。 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明妙审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该书尤其重视人才对于国家和军队的重要性， 并在汲取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人才思想，历来为后世所推崇。
一、恃贤与民，是为国之道
《三略 》指出 ：“为国之道 、恃贤与民 ”，把得到人才的帮助和民众的拥护看成是能否治理好国家、统帅好军队的根本原因和关键因素。 “信贤如腹心，使民如肢，则策无遗”，信任贤者如同自己的心腹，对待人民就像自己的手足，政令就不会有纰漏，战略决策才不致落空。
为国之道，一是要依靠人才。 《三略》开篇就提出：“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 ”才能出众的英雄人物是国家的骨干， 是突出的人才，“英雄者， 国之干”。 只有得到了人才，任贤使能，才能做到政令通畅，民无怨言。 而如果能网罗到敌国的人才，就会使敌国陷入困窘的境地， 正所谓 “罗其英雄， 则敌国穷”，达到强大自己与削弱敌人的目的。 将帅是国家命运的掌握者， 是国家需要的英雄人物， 也就是人才。 必须依靠将帅统帅军队、把握态势，并最终打败敌人，国家才会安定。 “夫将者，国之命也。 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三略》认为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韩信本是项羽麾下的一名“郎中”，因为项羽不用其谋而不得其志。 投奔刘邦后，韩信又因连坐被判斩首。 临刑前他对监斩官说：“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为斩壮士！ ”（《史记·淮阴侯列传》）刘邦得知后，不但不杀韩信，反而封其为治粟都尉。 后来韩信又因多次通过萧何向刘邦献计未被采纳而逃亡，被萧何追回。 刘邦在采纳萧何的建议后，不但没有追究韩信的责任，反而拜其为大将。 被重用后，韩信充分展现了其远见卓识和军事指挥才能，“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资治通鉴卷第十一·汉纪三》），为刘邦打败项羽并统一天下立下了丰功伟绩。 而韩信善将兵，刘邦善将将的典故也历来为后世所称道。
二是要依靠民众。 在《三略》之前，论述“英雄”的较少，论述“民”、“民心”的很多。 《孙子兵法》中就曾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体现了“安民”、“保民”的道德追求。 《吴子》则认为，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就要教诲并亲近民众，“昔之图国家者， 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战，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君主能够做到爱民，民众就会甘愿效命，死而后已。 《三略》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世世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 认为许多君主只知道敬重自己的祖先，却很少能爱护自己的民众。 然而，尊敬祖先只是亲亲之道，只有爱护民众才是为君之道，才能真正收住人心，笼络到人才，并最终实现富国强兵。 《三略》认为要做到“下下为君”，就应“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 ”即：重视农桑，不延误农时；减轻赋税，不让民众贫困；减少劳役，不使民力疲惫。 只有这样，才能“国富而家娭”。 国家富足了，民众安乐了，自然也就争取到了人心。 《三略》这种轻徭薄赋、富国安民的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尤其是改朝换代初期，许多开明君主往往都能任用贤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例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等，治世能臣各尽其才，民众安居乐业，最终都使国家逐渐走向了强盛之路。
二、观察人心，不求全责备
《三略》指出：“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 ”收揽人心重在观察不同类型的人， 采取不同的策略去对待，这样才能抓住人心。 紧接着《三略》详细列举了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所应采取的不同策略：“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怨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 ”
只有掌握了不同人的不同特点， 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才能识好人，用好人。 管仲贫贱之时和鲍叔牙共同经商，经常多分财物，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贪婪，而是贫穷的缘故；管仲为鲍叔牙办事，结果却事与愿违， 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愚笨， 而是时机不利；管仲三次做官又三次被免职，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没有才干，而是机遇不到；管仲三次作战三次战败逃跑，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胆小懦弱，而是家有老母需要奉养；管仲辅佐公子纠失败，并未舍生取义，但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是不知羞耻，而是大才未见用，所以小节不拘泥。 管仲曾对此发出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正是因为鲍叔牙知人识人， 齐桓公亦不计一箭之仇任人用人，最终“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历史上， 英明的统治者往往善于察人， 灵活用人，能够做到人尽其才。 陈平初归刘邦之时，周勃、灌婴等认为他“盗嫂、受金”，是“反覆乱臣”（《资治通鉴卷第九·汉纪一》），不能重用。 但刘邦却力排众议，重用其才。 陈平也不负重托，屡出奇谋，屡建奇功，为建立和巩固西汉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国志》中记载了曹操的“唯才是举”，而《资治通鉴》中则详细介绍了诸葛亮权衡利弊，让法正人尽其才的例子。 法正是蜀汉刘备的重臣， 他在主持朝政时多次利用职权行个人恩怨，因此，有人劝诸葛亮禀告刘备，限制法正的权力，但诸葛亮从大局出发，认为法正就像刘备的羽翼一样，作用重大，不能因为有过失就限制他行使职权。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七·汉纪五十九》）《三略》继承了《六韬》“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的君主观人思想，认为不能仅以一时一事观人，毕竟金无足赤，世无完人。一个英明的领导，不能对人求全责备，必须知人之所长，用人之所长，尽量发挥人才的优长作用。
三、收揽人心，应德行为先
《三略》通篇都渗透着“德”对于国家和君主的重要性。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君主无德，臣子就会背叛。 “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热衷于扩张领土的，内政必然荒废，尽力扩充德行的，国家就会强盛。 使贤人归附要靠“德”，使圣人归附要用“道”。
因此，君主必须修己安人，布德于天下，这样贤士就会倾心归附，国家就会无往而不胜。 这种“固本兴邦”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略 》把 道家的 “道 ”、“德”和儒家的“仁”、“义”、“礼”融为一体，提出了“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并将之作为全书论述实施治国统军战略的根本条件， 而道家学说更是其兵学体系的精神内核。 吴起在《吴子》中也是将“德”贯穿始终，提倡“道、义、谋、要”等四德，“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把“内修文德”作为其军事思想的核心。
作为将帅，同样要有“德”，其重要体现就是爱兵。 《孙子兵法》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仁”就是爱护部下，也就是孙子在 《地形篇 》中所说的“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 《孙膑兵法》则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将领要具备“义、仁、德、智、信”等五种品质，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待士兵要“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 吴起认为良将要“威、德、仁、勇”，并且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了爱兵如子。 《史记》记载了一段吴起带兵的经典故事： 为了医治一个士兵背部的毒疮，吴起亲自给士兵吸脓。 这位士兵的母亲听到后，痛哭不已。 有人对此不解，认为她的儿子不过是普通士兵，将军却亲自为他吸脓，为什么不感激欣慰反而如此悲伤？ 士兵的母亲于是道出了自己的担忧，原来这位士兵的父亲也有过吴起为他吸脓治病的经历，后来奋不顾身，战死沙场。 如今父亲的故事又在儿子身上重演， 将来儿子也很可能战死沙场而不知其所，所以母亲大放悲声。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正是因为爱兵如子，体恤士卒，所以吴起才能赢得士卒的舍命相报，身经七十余战而不败，攻取战胜，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立下了赫赫威名。
《三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夫将帅者 ，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 ”将帅必须要推恩施惠，爱护自己的士卒，和士卒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这样才能与敌人交战，并为战争的胜利提供必要的前提。 并引古代良将事例，“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 ”一坛酒当然不能满足三军将士的饮用，但是良将的作法是，将酒倒入河中，和士卒同流而饮。 一河之水不可能都有酒的味道，但是士卒喝到嘴里的不仅是水，而是将领对自己的爱护与尊重， 所以三军将士就会群情激奋，万众一心，征战攻伐，所向披靡。
四、网络人心，要崇礼重禄
《三略》指出：“兴师之国，务先隆恩。 ”国家要发动战争，必须事先厚施恩惠。 能以少胜多，是厚施恩惠的结果。 所以“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优秀的将领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人才与士卒， 这样才能万众一心，百战百胜。
网络人心，一是要“崇礼”。 “礼崇则智士至”，崇尚礼节，便能得到智谋之士。 当然，真正的人才很难得到，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士可下而不可骄”，“士骄则下不顺”。 对待贤士要谦恭而不可简慢，待贤简慢，下属就不会心悦诚服，所以统治者要纡尊降贵，“千里迎贤”。 李筌在《太白阴经》中也认为，历史上没有不任用智谋之士而能成帝王之业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周文王屈尊得吕尚，吕尚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建周朝八百年基业。 刘邦崇礼得韩信，最终战胜项羽，立汉家四百年江山。 这些都是崇礼得人才，王天下的最好例证。 而项羽则是反面的典型。 据《史记》记载，项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 ”的英雄豪杰和身经百战的优秀将领。 在楚汉之争之初，刘邦屡败屡战，但垓下之围一战而定天下；项羽百战百胜，垓下之败一战而亡身。 原因在于，项羽有一谋士范增而不能用，刘邦却能驾驭张良、萧何、韩信等贤才良将，从谏如流，所以能败中取胜。 这正如刘邦所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资治通鉴卷第十一·汉纪三》）二是要“重禄”。 “禄重则义士轻死”，厚给俸禄，忠义之士便会视死如归， 所以给予贤士俸禄不应吝惜钱财，奖赏有功之臣不应拖延时日。 只有“推惠施恩”，“尊以爵，赡以财”，“礼赏不倦”，才能真正做到“士争死”，正所谓 “香饵之下必有悬鱼 ，重赏之下必有死夫”。 “士争死”的结果就是“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攻城拔寨，所向披靡，使敌人俯首称臣。三是“崇礼”与“重禄”不能偏废。 必须既“尊以爵”，又“赡以财”，“则士自来”。 如果仅靠“崇礼”或“重禄”，有的人才就不会甘心效命。 “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因此，君主必须在具备“德”与“威”的基础上，注重礼节，敬重人才，厚施恩惠，这样才能得人才、得民心，并最终成就事业。
五、驾驭人心，当任人唯贤
《三略 》通篇都贯穿着怎样招贤纳士 、驭将用人的思想，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它强调指出：“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 ”其意思是说，贤才很难得到，而不肖之徒很可能就在身边，必须要“亲贤臣，远小人。 ”（诸葛亮·前出师表）“贤者所适，其前无敌”，贤士归附的国家，一定会所向无敌。 “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 ”英明的君主远迎贤人，舍弃不肖之徒，就能成全功业，尊重贤人，臣下也能各安己责，尽心竭力。
《三略 》在提出任人唯贤的基础上 ，认为还要因人而用，用其所长。 “使智，使勇，使贪，使愚。 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 因其至情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对于智者、勇者、贪者和愚者这四种人， 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具体来说，智者喜欢建功立业，勇者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者追求利禄，愚者不惜性命。 作为军队的统帅，必须要掌握下属的优缺点，发掘他们的专长，同时能投其所好，发挥各类人才的最佳效能，最终使军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反之，如果不能因人而用，就可能埋没人才，浪费资源，或者难以做到各司其责，导致不能形成最佳的团队合力。
同时，《三略》也指出有所长的人亦有所短，必须避其短而用之。 “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 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具体来说，就是不要让能言善辩的人谈论敌人的长处， 因为这样会惑乱人心；不要用仁厚的人管理财务，因为他会屈从下属而浪费钱财。 当然，这些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之处，但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参考文献：
[1] 黄月胜，刘光权．《三略》的人才收揽战略思想 及其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2004（11）.
[2] 孙建民．论 《 黄石公 三略 》 的大战略观念 [J].滨州学 院学报 ，2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