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石公三略》军事辩证思想进行探讨

　　《黄石公三略》(以下简称《三略》),旧题黄石公著,是汉代一部著名的兵书,为《武经七书》之一。它兼采儒家的仁、义、礼,道家的贵柔、守弱,墨家的尚贤,法家的法、术、势等思想,在论述战争观念、治军思想与用兵方略时,能够注意运用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研究和考察问题,并作出了简要而又不失深刻的分析判断,在中国军事辩证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军事辩证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一、诛暴讨乱、收揽民心的战争观念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三略》一方面反对随意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又肯定诛暴讨乱的正义战争;在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方面,《三略》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根本,治国理军要注意隆恩养民,轻徭薄赋。

　　(一)诛暴讨乱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老子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第三十一章》)《三略》继承了老子的这一思想,并作了引申与发挥。它说:“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

　　(《三略·下略》)“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三略·上略》)《三略》认为,由于“兵”乃“不祥之器”,所以王者应该通过施行王道来使天下归心、四海会同,从而实现不战而胜,“这样就和战争万能论、暴力至上观划清了界限”。它认为,即便是不得已而用兵,也是因为它符合天道,所谓“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三略·下略》),作为有道的君王,其用兵目的不是为了杀人取乐,而是为了诛暴讨乱,兴利除害,所谓“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三略·下略》)。而这种符合天道的正义战争,必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取得胜利。它说:“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

　　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三略·下略》)这是说,以德治国,举义用兵,除害兴利,泽及百姓,恩洽万民,则会使圣贤归附,国家强盛,天下归服。为此,《三略》主张“释远谋近”,反对“释近谋远”。它说:“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三略·下略》)所谓“释远”,就是避免从事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战争;所谓“谋近”,就是要内修政理,安守本土。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收揽民心

　　先秦兵家非常重视战争与民心向背的关系,如孙子提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孙子兵法·计篇》),吴起则认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吴子兵法·图国第一》)。他们都认为,进行战争的首要条件是要获得民众的支持。《三略》吸收了这一思想,而又有所发展。它认为民众既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又是战争胜利的根本,有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国家就会强盛,战争就会胜利。它说:“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肢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

　　“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三略·上略》)民众在战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三略》非常重视民心民力的问题,主张收揽民心,注重民事,关心民命,并把这些作为治国理军的要务。它说:“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三略·上略》)。

　　《三略》认为,要收揽民心,首先是要实行王道政治,以道德教化万民,使民众心悦诚服,从而使国家得治,军队强大,攻取战胜。它说:“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三略·中略》)“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治,心降可以保终。”(《三略·下略》)其次,收揽民心,关键是要使民众得到利益。“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

　　去一利万,政乃不乱。”(《三略·下略》)这是说,为一人之利而危害百人,民众就会离城而去;为一人之利而危害万人,全国人都会想到别国去。除去一个人而对百人有利,人们就会思慕恩惠;除去一个人而对万人有利,国家政治就不会乱。而要利民,就要关心民事,使民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所谓“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而养民的关键在于不夺农时,轻徭薄赋,即“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娭,然后选士以司牧之”(《三略·上略》)只有国富民强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确保国家的安宁,所谓“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三略·下略》)。总之,只有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再采取军事行动,才能争取和巩固国家的统一。

　　综上所述,虽然《三略》直接论述战争问题的文字并不是很多,但却很系统,对于诸如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对战争目的和性质的分析,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民心向背的关系等问题,《三略》均作出了较为简明扼要的论述。所以,有学者评价说,《三略》“是我国古代一部从战争观高度专论宏观战略的杰作,也是秦汉时期最高的军事思想成就”,此说甚是。

　　二、举贤任能、赏罚必信的治军思想

　　在治军思想上,《三略》非常重视将帅在国家和军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张举用贤能、去除奸佞,注重道德、法律对于治军的作用,主张崇礼重禄、严明赏罚。

　　(一)举贤任能

　　先秦兵家非常重视将帅在治国理军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将帅各方面素质的优劣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建设的成败、作战行动的胜负和国家命运的安危。孙子明确指出:“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兵法·谋攻篇》)《六韬》说:“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具治,与之具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六韬·龙韬·奇兵》)有鉴于此,先秦兵家也非常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选将为将之道。例如,孙子主张:“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吴子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吴子·论将》)《六韬》指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

　　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六韬·龙韬·论将》)以上标准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要求都是要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三略》也极为重视将帅在国家和军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它说:“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三略·上略》)将帅是国家命运之所在,治军无方的将领不能让他统率军队,离心离德的军队不能用以攻伐敌人。而优秀的将帅能够像爱护自己一样去爱护士兵,因此能使万众一心,获得全胜。所以,《三略》对选拔任用将帅也提出了具体的条件,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它认为,首先,将帅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它指出:“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三略·上略》)其次,将帅应当智勇双全、深谋远虑。它说:“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

　　“《军谶》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诫也。”(《三略·上略》)将帅要有智、有谋、有勇、有力,智勇双全的将帅,才能有力地指挥军队抗击敌人,不轻举妄动,不畏敌怕死,抓住战机,适时出击,战之可胜。再次,将帅应当爱兵如子,与士卒同甘苦,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它说:“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伙。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谓礼将。’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废,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三略·上略》)将帅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军队就能上下团结—致,保持充足的战斗力,以少胜众,以弱胜强。

　　《三略》主张在选帅任将方面,要举贤任能,去除奸佞。它说:“所任贤,则敌国震。”(《三略·上略》)“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贤,而下尽力。”(《三略·下略》)求贤若渴,求贤以德,而贤可至,国可治,战可胜,否则,“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三略·下略》)。《三略》认为,佞臣专权,是祸乱国家、危害军队的根源。它说:“佞臣在上,一军皆论。引威自与,动违于众。无进无退,苟然取容。

　　专任自己,举措伐功。诽谤盛德,诬述庸庸。无善无恶,皆与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适。造作奇政,变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祸殃。”(《三略·上略》)奸佞之当臣权,全军上下都会愤愤不平。佞臣不去,军争必败,国命不长。汉高祖刘邦在认识与任用人才方面,可谓慧眼独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能否做到知人善任,是决定刘邦和项羽最终胜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汉武帝重用年轻将领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汉宣帝任用七十岁的赵充国为将平定西羌,东汉明帝以投笔从戎的书生班超出使西域等等,都是历史上举贤任能的典型事例。

　　(二)赏罚必信

　　先秦兵家非常重视赏罚的作用,将其看作是贯彻军队法纪与树立将威的必要手段。例如,孙子明确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孙子兵法·行军篇》)的治军原则,其中“文”是指教化,“武”是指惩戒,“令文齐武”的基本思想就是恩威并重。吴起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吴子·治兵》)孙膑指出:“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孙膑兵法·威王问》)就是说行赏的作用是勉励士卒用命,行罚的作用是立威驭众。

　　《三略》吸收并发展了先秦兵家的治军思想,它非常注重道德、法律对于治军的作用,主张崇礼重禄,严明赏罚。它认为,礼义道德与爵禄财物并重,方可得到勇敢不怕死的义士。《上略》说:“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军谶》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住。《军谶》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另外,只靠奖赏不行,还要惩罚,只有赏罚严明,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威震敌人。所谓“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卒服”(《三略·上略》)。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就可以使得一支军队具有无比强大的战斗力:“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其兵为天下雄。”(《三略·上略》)总之,重礼义,明赏罚,便可以广招天下勇士、死夫,以此治军,便可威震天下。

　　三、因敌转化、刚柔相济的用兵方略

　　在用兵方面,《三略》运用朴素辩证法的运动、变易观点,主张在战争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做到“因敌转化”“刚柔相济”。

　　(一)因敌转化

　　孙子主张要根据敌情的变化而采用相应的战略战术,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略》亦认为,是否采取军事行动,不能单纯考虑己方的有利条件,还必须察知敌人的各种情况,方可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因此,先察明敌情,是用兵之要,切不可盲目兴师。它说:“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

　　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三略·上略》)要从敌人的军事、后勤、地域、国力、民情等各个方面去察知、审明敌情,并以此为基础而制定攻伐之策,然后兴师出兵才能具备较大的把握,方可顺利达到自己既定的战略目标。

　　《三略》认为,自然万物是变动不居的,战争的形势也是瞬息万变,战争指导者必须灵活机动,因敌变化,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如此谋者,为帝王师。”(《三略·上略》)《三略》十分注重正确处理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灵活机动,因敌变化,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它说:“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三略·上略》)意思是说,敌人行动时要注意侦察,敌人接近时要严加戒备,敌势强盛时要示弱使它骄傲,敌人以逸待劳就要避开它,敌人来犯就要坚决还击,敌人凶暴要设法回避,敌人悖逆天理要用正义声讨,敌人和睦团结要使它分化,顺应敌人的行动以挫败它,根据敌人的形势而击破它,放出假情报使它发生过失,四面包围把它歼灭。楚汉战争中,张良向刘邦建议的种种谋略,都是基于对敌情的深刻了解和分析,并能够依据敌情的变化而变化。当项羽分封刘邦为汉王时,刘邦愤愤不平。当时楚强刘弱,形势不利,张良建议刘邦烧毁栈道,示无归心,蒙骗项羽,待机再起。当张良看到双方力量对比已经有利于汉时,就建议刘邦乘机追击,以势如破竹之势,迅速击败了称雄一世的西楚霸王。这些都是战争中因势而谋的典型事例。

　　(二)刚柔相济

　　先秦道家在论及“柔”“刚”这对矛盾范畴时,大多主张以柔克刚,其代表人物有老子、列子、范蠡等。例如,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老子·第七十八章》)列子则认为:“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之道曰柔,不常胜之道曰刚。”(《列子·黄帝》)他们的观点对后世的治国理军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略》继承并发展了道家的“贵柔”“守弱”“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一方面,它主张守微、守柔,反对贪强、保刚。它说:“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三略·上略》)在对敌作战中,要守柔、守微,隐藏自己,发展自己,等待时机,以求胜敌。例如,越国被吴国打败之后,范蠡建议越王勾践采用韬光养晦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越国是在对吴国称臣,但实际上是在想办法诱使吴国耗尽国力,而越国则在暗中积蓄实力,所谓“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国语·越语》),待吴国连年征战,国内空虚,由强变弱之际,越国最终灭掉了吴国。另一方面,《三略》还进一步指出,刚、柔、强、弱四者都不可或缺和偏废,要相兼而制其宜。它明确指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三略·上略》)在决策、指挥战争时,既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矛盾的转化性。“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柔能胜刚”“弱能胜强”,以此经国理军则国强、兵胜。如果一味强调“纯柔纯弱”,“纯刚纯强”,则国亡、兵败。

　　因此,“这就在道家传统的‘贵柔守雌’的命题中增加了灵活因素,关注到了强弱转化中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从而纠正了传统道家偏执一端的片面性。”

　　四、结语

　　《三略》的军事辩证思想为后世的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所重视,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曾研读过《三略》,建武十七年冬,刘秀宣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又说:“《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后汉书·光武纪下》)根据以“柔”治国的方针,刘秀在边防方面采取了保境安民、俱存不扰的政策,所谓“光武审《黄石》,存包桑。

　　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这一政策既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与安全,又大大减少了对外战争,从而使东汉在精兵简政、修养生息方面获得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并最终实现了“光武中兴”的治世局面。

　　唐代著名的政治家魏征把《三略》收进了《群书治要》中,将之作为皇帝治国安邦的必读书之一。宋代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指出:“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可以立功而保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之评论说:“其大旨出于黄老,务在沈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所以有学者说:“从把握事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入手,阐述战争指导的一般原则,这的确是《黄石公三略》兵学造诣上的独到之处。”时至今日,虽然战争形态较之冷兵器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三略》军事辩证思想中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对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争,加快推进军队战斗力生成转变,提高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与水平,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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