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富民思想、军事思想及强国思想论述

　　在中国儒学史上，荀子是继孔孟之后的儒学大师，又是我国思想史、学术史上集大成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作为政治家的荀子，其富民强国思想主要体现在 《富国》、 《议兵》、 《强国》三篇中。这是荀子思想最重要的部分，充分体现了他尊先王法后王，以儒家的 “礼乐”实现天下一统的王道理想。其中，荀子极力推崇的是隆礼重法、以儒术治国的政治主张; 先富后教、节用裕民、持续发展的经济思想; 仁义之师通行天下的军事思想。由此构成了荀子自成体系的一整套治国安天下的国家政治理论学说，也是荀子对儒家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下面即以 《荀子》中 《富国》、《议兵》、《强国》三篇为研究对象，具体阐释荀子的富民强国思想。

　　一、荀子富民思想阐释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生活富裕，因为这是国家强盛和稳定的体现和保障。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要使国家真正富强，就必须富民，这是治国安邦的必由之路。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认识到这一点。管子说: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管子·治国》)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牧民》)①孔子也极力主张 “先富后教”( 《论语·颜渊》)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②孟子的富民思想并不突出， 《孟子·尽心上》说: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③他 “制民恒产”的主张也不过是让百姓无饥无寒而已。

　　法家更是把富国强兵作为治国的头等大事。商鞅说: “国富而治，王之道也。” ( 《商君书·农战》) “贫者富，国强。”( 《商君书·说民》)④荀子的 “富国论”就是在先哲富民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可以说这是先秦时期最早较系统而全面论述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着作，它将儒家民本思想进行充实、完善，并且发展到前所未及的高度。

　　《富国篇》全文四千多字⑤，集中论述了荀子的富国之道和经济思想，多方面提出了发展经济的政治主张与方针策略。

　　( 一) 富国的施政纲领

　　要发展经济，实现富国的目的，政治上必须首先确立管理体制、明确施政大纲。荀子从国家管理与执政富民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1． 明分 使 群，救患 除 祸。荀子的 “群分”之说是其政治理论的基石之一，不仅由此构建国家政治制度，同时也体现在物质利益的生产与分配上。他说: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 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 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 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

　　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

　　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

　　穷者，患也; 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

　　贫穷是国家的忧患，欲多物少就会发生争斗的灾祸，“明分使群”才能达到 “救患除祸”的目的。

　　“明分”有两层含义: 一是明确社会等级制度，二是明确物质分配制度。荀子认为: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 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也①。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这就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制定了宏观管理的施政大纲。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上，荀子不仅主张区别贵贱尊卑，而且极力宣扬最高统治者的各种享受的合法性、必要性。他说: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淫泰也，固以为王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

　　总之，荀子所说的 “明分使群”，就是要建立以君主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分配制度，达到“以德为政”，消除 “老弱有失养之忧，壮者有分争之祸”的目的。

　　2． 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这是荀子提出的又一富国政纲。他说:足国之道: 节用裕民而善臧其馀。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

　　所谓 “节用以礼”，就是按照礼制规定节制消费用度，目的是为了富民。虽然荀子认为统治阶级应该比百姓有更多的物质享受，但同时主张按照礼乐制度进行节制。他说: “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要按照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作为物质享受的标准，消费用度要与身份地位相适应。对于百姓，则要按照法度节制他们， “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总之，“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

　　所谓 “裕民以政”，就是要用适当的政令法度使百姓富裕。主要是 “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要依法取财，按照礼节制度使用; 还要减轻百姓负担，“度人力而授事; 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积极发展生产，使民获利。

　　荀子主张轻税省赋，反对横征暴敛、徭役无度，从而妨害生产。他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 夫是之谓以政裕民。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特别谴责了 “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的统治者，他们夺民财、夺民食、难民事，危害国家，必然会自取灭亡。

　　( 二) 富国的指导思想

　　荀子富国的指导思想，不但基于儒家一贯的以民为本的富民思想，同时也吸取了法家信赏必罚的激励机制。为此，他先批判了墨子 “忧不足”、 “节用”、 “非乐”等言论的危害②，又肯定了推行儒术、严明赏罚的功效，最后明确提出君主要以 “三德”爱民利民，使 “上下俱富”、“天下大富”。

　　1． 批判墨子 “伐本”、 “竭源” 的言论。荀子多次批判墨子 “物用不足”的悲观论调，认为天地出产万物，只要人们善于生产管理，必然衣食无忧，不必 “私忧过计”; 还认为墨子的 “非乐”使天下乱， “节用”使天下贫。节衣缩食，忧愁凄苦地反对享乐，是违背人性的。他说:“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这是伐其本、竭其源，使天下人饱受贫穷煎熬的道路。“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所以必须抵制和批判。

　　2． 推行儒术，严明赏罚。荀子反对墨子的学说是为了推行儒家的主张。他以先王圣人为旗号，认为 “人主”必须以 “美饰”统一民众，以 “富厚”管束臣下，以 “威强”禁止暴虐、战胜强悍，所以必须 “赏行罚威”。儒家历来主张重赏轻刑、先教后诛，荀子在这里提出的 “渐庆赏，严刑罚”，显然是吸取了法家的 “刑赏”思想。所以他说: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而功，撞钟击鼓而和。这分明是以儒为体、以法为用的激励机制在荀子经济思想中的体现。

　　3． 利民爱民，上下俱富。荀子反对那种为了求取虚名而放弃事功，表面上爱抚百姓，实际上是 “偷取少顷之誉”的苟且之道; 也反对那种“轻非誉而恬失民”、“遂功而忘民”的奸道。他认为做君主的应该真正爱民，“如保赤子”，真正做到 “使民夏不郁热，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这样就会 “事成功立，上下俱富”。

　　百姓爱戴君主，就会像流水一样归向他，像对父母一样亲近他，为他出生入死也心甘。这样的君主，利民不是为了取利，爱护百姓也不是为了利用百姓，是真正能够掌握天下的人。

　　( 三) 富国的方针措施

　　1． 明主治国，隆礼重法。荀子认为国家的治乱臧否、强弱贫富都可以通过君主执政的表现反映出来。贪婪的君主，边关之政苛察，农田荒秽，城邑破败，这是政治混乱的国家; 昏暗的君主，贵者不贤、治者不能、信者不悫，君臣官吏都精心于财货取与的计算而荒废礼义，这是耻辱的国家; 英明的君主，完全与此相反，他自己“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 “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真正做到耕者乐于种田，战士乐于为国赴难，百吏循法守制，朝廷隆礼，卿相协调，这是荣耀的国家。

　　2． 养和务本，节流开源。荀子认为: 君主好攻取、好图利，就会使国家贫穷; 士大夫众多、工商众多、无法律制度，国家就会贫穷;“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他说: “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 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 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 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农田生产是财富之本，仓廪储藏是财富之末，百姓四季和顺、事业继续，才是财富之源，而财政赋税只是财富之流而已。 “节流”的前提是节省国家财政支出。因此，荀子非常重视节用崇俭，他认为: “强本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荀子·天论篇》) ① 所以， “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馀，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如果君主不能理清本末源流，就会 “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这就是 “伐其本，竭其源”，“将以求富而丧其国，将以求利而危其身”， “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这种贪婪到极点的人，也就是极其愚蠢的君主，不仅不能富国，只能落得亡国亡身的下场。

　　二、荀子军事思想阐释
　　
　　《议兵篇》的内容应该是由荀子的弟子记录整理而成②，但反映的却是荀子的军事哲学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息，专门研究战争与军事理论的兵书也不断出现，从而形成了兵家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派。最着名的兵书就有 《孙子》、《吴子》、 《六韬》、 《孙膑兵法》、 《司马法》、 《尉缭子》等等，诸子各派也都对军事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儒家的代表孔子、孟子主张仁政和王道，厌恶战争，而不轻易言兵; 但他们仍然十分重视军事问题，主张 “足食足兵”③，“有文事者必有武备”④，强烈反对不义的侵略战争。墨子虽然主张 “兼爱”、“非攻”，但他只是反对攻伐无罪之国，同样具有鲜明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他还非常注重战备，认为 “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⑤。《墨子》今存 53 篇，其中有 13 篇论及军事问题。道家 《老子》的哲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其中的军事观点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如 “道法自然”的战争规律论、“兵非祥器”的战争观、 “柔弱胜刚强”的力量转化论、“进道若退”与 “后发制人”的辨证谋略等，都对后人有极大的影响。早期法家代表管仲，既是政治家，又是出色的军事家。 《管子》虽是依托其名的着作，但仍可以看作是以道法思想为主的道法家着作。《管子》现存 76 篇中有 12 篇论及军事，专门论述军事问题的就有四千余字。战国中期法家的代表商鞅，其 《商君书》现存 24 篇中有 10 篇涉及兵战，反映了他“以战去战”的战争观， “战法必本于政胜”的军事政治思想，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的战略思想，“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①、赏罚严明的治军思想。荀子虽然是继孔孟之后的儒学大师，但他却是先秦儒家中第一个正面阐明自己军事思想的人。荀子的军事理论不仅继承了孔孟 “仁者之兵”、 “王者之师”的思想，而且对先秦诸子的军事思想有所扬弃，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军事哲学思想。

　　《议兵篇》由 12 章构成，根据议论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 1—5 章，是荀子和赵孝成王、临武君关于军事原则、王者军制的辩论; 第二部分第 6—12 章，是荀子针对弟子陈嚣、李斯的质疑，具体阐明仁义之兵无敌于天下的道理。下面从这两个方面分析荀子的军事哲学思想。

　　( 一) 军事原则与军事制度

　　1． 攻战之本在于壹民附民。赵孝成王在向荀子和临武君询问用兵的要领时，临武君的回答是: 要得天时地利，察敌人动静， “后之发，先之至”。然而这只是从战术方面而言，所以荀子反驳说 “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他连用“弓与箭不调和，大羿就不能射远中微; 六马不协调，造父就不能驾车致远; 士民不亲附，商汤、周武王就不能必胜”三个比喻来说明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民众统一，使人民亲近归附。他强调说: “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

　　所谓 “壹民”，就是要统一民心，团结民众，使战争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所谓 “附民”，就是要爱抚百姓，使百姓亲近归附，而不是杀戮百姓以满足争权夺利的私欲。这才是用兵作战的根本方针要略。孟子说过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②，讲的就是民心得失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与政治的成败。

　　临武君又认为用兵贵在掌握有利的形势和机会，要使用变诈的手段，从而克敌制胜; 他还认为孙膑、吴起都是这样用兵的，所以能无敌于天下。荀子则尖锐地指出: 自己所论述的是 “仁人之兵，王者之志”，即以实现王道、推行仁义作为指导用兵的军事原则; 而临武君所主张的 “权谋势利、攻夺变诈”，只不过是诸侯之事，是以武力霸道来指挥攻战杀戮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军事原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仁人之兵不可诈也”， “百将一心，三军同力”， “当之者溃”，“触之者摧”; 敌国的人民亲附仁人之兵，“欢若父母”，“芬若椒兰”，他们反顾自己的君主，就好像仇敌一样。所以仁人之兵，绝不会败于奸诈之兵。

　　2． 兵之强弱在于礼义教化。荀子关于用兵的根本在于壹民附民的论述，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齐声称好，继而向他请教王者之兵所设立的军事制度与治军原则。荀子认为: “凡在大王，将率末事也。”

　　③一方面，王者之兵的指挥权应集中掌握在君主之手，将帅应听命于君主; 另一方面，以礼义教化作为治军的重要原则。由此，他对比分析了王者与诸侯军队强弱盛衰的各种表现及原因。他认为，国家 “治者强，乱者弱”，这是军队强弱的根本原因; 好士、爱民、政令诚信、民心齐、赏重刑威、兵革械用精良便利、重视用兵、军权专一等，是军队强大的常态。与此相反，军队必然脆弱。他还将齐国的扑击之士、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齐桓晋文节制的军队依次比较，认为皆不可敌商汤、武王的仁义之师。诸侯国的军队都是求赏趋利的军队，走的是“隆势诈，尚功利”、“佣徒鬻卖”的道路，不过是 “盗兵”而已! 只有王者之兵注重以礼义教化整治军队，因此 “兵大齐则制天下”; 即使是春秋五霸之兵，因未能以礼义教化作为治军的 “本统”，所以只能称霸一时，而不能称王天下。这就是军队强弱的最终验证。不难看出，荀子治军的指导思想就是以礼义教化统率军队，充分体现出以儒家思想治军的特色。

　　3． 将帅的品质与王者的军制。对于如何为将，荀子提出了作为将帅基本品质的 “六术、五权、三至”与 “五无圹”④。六术是: 号令威严、赏罚必信、驻守周密坚固、行军稳重急速、深究敌情、决战必明。这是为将的必备素质。论述简明扼要，可抵数千言兵书，这可不是书生的纸上谈兵，而像是久经沙场的老将的经验总结。五权是: 不要为将而担心罢免、不要急于取胜而忘记失败、不要施威于内而轻视外敌、不要见利而忘害、要谋事周详、财用宽裕。这是讲为将者不应患得患失，要克服片面性; 既要深谋远虑，又要军需充裕。三至是: 如有致使军队处于危境、致使攻击不能取胜、致使军队欺压百姓的三种情况，宁可被杀也不受命于君主。这是要求将帅爱护百姓，确保军事胜利而不惧杀身之祸。这不仅在当时属于难能可贵的品质，至今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思想意义。五无圹: 要求为将者 “敬谋、敬事、敬终、敬众、敬敌”，也就是在计谋、行事、战后、兵众、敌情五个方面都要始终如一地保持谨慎，不能懈怠疏忽、粗心大意，如此才叫做“大吉”。这反映出荀子深谙用兵之道，事事处处小心谨慎，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最后，荀子还对 “王者之军制”作出了简要的回答。这里的“军制”，其实就是制订的五条军事纪律: 一是要求所有官兵尽忠职守，宁死不屈; 二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三是不得践踏庄稼、乱杀百姓; 四是对顽抗之敌杀、逃命者生; 五是不杀老弱、优待俘虏。这样严明的军事纪律，不仅是王者之师作战胜利的保证，也是 “人师”① 征服天下人心的保证。

　　( 二) 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

　　1． 仁者用兵的目的。荀子的弟子陈嚣认为:

　　凡是用兵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 而 “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那又何必要用兵呢? 这实际上是对仁人用兵目的的质疑，荀子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 仁者爱人，所以憎恶有人祸害人; 为了正义遵循真理，所以憎恶有人扰乱真理。 “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这就是说，仁人用兵的目的是为了除暴安良，维护正义和真理; 是为了制止争夺、制止战争，用正义之战达到消灭战争的目的。这样的观点，跨越时空数千年，至今仍然具有它存在的价值。对于这样的仁人之兵，当然深受百姓爱戴，“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这与孟子所说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②如出一辙。

　　荀子还以儒家一贯推崇的圣王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作为标榜，认为他们都是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所以不论远近的人都亲近他们的善行，仰慕他们的仁德， “兵不血刃，远迩来服”。

　　这虽然不免带有理想主义和夸张的色彩，但他对战争目的的阐述，却无疑是正确的。

　　2． 以礼为本，赏罚严明。李斯以秦国 “四世强盛，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来质疑荀子的仁义之兵。荀子认为李斯所说的 “便”是不便之便，而仁义才是大便之便。秦国虽然四世强盛，但它是没有“本统”的 “末世之兵”，这个本统就是 “礼”。

　　荀子不仅主张以礼治国，也主张以礼治军。以礼治军，是军队治理的极致、强固的根本、行威的方法、建功扬名的总要。君王诸侯如果遵循了这个根本，就能取得天下; 否则，只会丧失国家政权。由此荀子认为: “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 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近则以强楚的衰败为例，远则以商纣的残暴作证，说明军队强大的根本原因不在军事上，而在于是否将礼治作为统率军队的灵魂。

　　对于百姓，荀子主张要 “厚德音”做表率，“明礼义”以引导， “致忠信”以爱护; 尚贤使能合理安排，反复重申奖赏制度; 使事有时、减轻负担，调剂长养，如保赤子。如 “有离俗不顺其上”，百姓又特别痛恨的人， “则大刑加焉”。

　　悬贵爵重赏于其前，明刑大辱于其后，王者之师就会 “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这就是 “大化至一”。

　　3． 以德服人，以礼聚民。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持续不断，荀子也并不回避这一社会现实。

　　荀子知道，要实现王天下的大一统社会，就必须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所以兼并别国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为此，荀子针对三种兼并方法作出评论: ( 1) 以德兼人者，百姓看重他的名声，赞美其德行，所以开门扫路以迎其入; 得地而权更重，兼人而兵更强。( 2) 以力兼人者，百姓畏惧其威势，迫于其武力，虽有离心而不敢反叛; 得地而权更轻，兼人而兵更弱。 ( 3) 以富兼人者，别国因贫而求富、因饥而求食，必发仓粮以供给，送财物以济贫; 得地而权更轻，兼人而国更贫。所以他说: “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是荀子总结“齐能并宋而魏夺之，燕能并齐而田单夺之，韩地归赵而秦夺之”的客观现状后得出的宝贵经验。武力兼并别国是容易的，但极可能得而复失，唯独坚固地凝聚人心、稳定天下才是最难的。怎样才能凝聚人心、稳定天下呢? 荀子的回答是: “凝士以礼，凝民以政; 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能凝聚士人和百姓的是礼义，是平和的政治; 士人信服、百姓安宁，这就是最大的稳定。用这样的军队防守，国家就稳固; 用它出征，就威力强大;令行禁止，天下无敌; 这就是王者之兵，这就是仁义之师。

　　三、荀子强国思想阐释

　　《富国》、《议兵》两篇分别从经济、军事的角度论述使国家强盛的实力基础， 《强国》一篇①则着重论述的是如何使国家强大的政治原则。本篇可分为 8 章，其中有公孙子之语和对楚国令尹子发辞赏的评论，有荀子说齐相之事，还有荀子与秦相应侯范雎的问答之语。此外几个段落虽然互不关联，但都也和 “强国”有关，所以最初的编者就将它们凑成了一篇。本篇虽然内容比较零乱，但仍可围绕 “强国”这个中心论题，清理出荀子所要表达的关于强国的政治思想。

　　( 一) 国家命运在于推行礼义

　　开篇第一小节，荀子把新生的国家与刚脱模型未加磨砺的宝剑相对比，以此引出 “强国”的论点。他说宝剑不经砥砺，连绳子也割不断; 国家不经砥砺，就不能强大; 礼义、节奏就是国家的 “砥砺”。国家经过礼义节奏的教诲、调一，就会 “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 “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的生命在于顺应自然，国家的命运在于推行礼义，国君 “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

　　荀子分析君主的权威有三种，即道德之威、暴察之威、狂妄之威。道德之威是通过修礼乐、明分义、举措适时、爱民利民而形成的，所以“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暴察之威，狂妄之威与此相反，会使国家危弱、灭亡，只有道德之威才能使国家安全强大。荀子还认为，君主的道德之威建立在“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之上。他针对楚国令尹子发有功而辞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子发不受赏只是为了表现个人的廉洁，实际上却会使功臣灰心、使受赏的人受到羞辱，这就不能起到“善善、恶恶”、教诲调一的作用，于治国是有害的。所以他评价子发报效王命是恭敬的，但是子发拒绝受赏却是迂腐而鄙陋的，因为这不利于调动人们为国家强盛而努力贡献的积极性。

　　( 二) 国家强盛在于深得人心

　　荀子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他对齐国国相的谈话中。国家强盛的第一要素是对人的治理，而治人的关键又在于君主与国相是否能取得人心，深受百姓的拥戴。荀子说:处胜人之势，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 处胜人之势，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之势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

　　他以夏桀、商纣好做 “污漫、争夺、贪利”的事，而被人们所憎恶，求为匹夫不可得的史实，说明人心的向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强弱衰盛，也与国家的存亡息息相关。那么，汤、武的“胜人之道”又是什么呢? 荀子回答说: “汤、武善为人所好也。” “人之所好者何也? 曰: 礼义、辞让、忠信是也。”最后，荀子总结说: “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

　　( 三) 国家当务在于大兴儒术

　　战国中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变得国富兵强，它的军事实力也确非山东六国可比。

　　它的军威强盛，甚至超过了商汤、周武王; 它的国土广大，甚至超过了虞舜、大禹; 尽管如此，但它的忧患却不可胜数，成天提心吊胆地害怕天下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荀子针对秦国的现状，明确提出 “力术止，义术行”的主张。他认为只用武力的方法是不行的，必须推行 “义术”。这个 “义术”不是别的，而是仁义之术，也就是儒家的礼义忠信之术。怎么才能推行儒术呢? 荀子的回答是 “节威反文”，就是要节制武力威势，返回礼义忠信的道路上来。具体的措施是: 任用“端诚信全”的君子治理天下，“正是非，治曲直，而听咸阳，顺者错之，不顺者而后诛之”。如能这样，兵不出于潼关就能号令天下、诸侯臣服。

　　应侯范雎炫耀似地询问荀子 “入秦何见”，荀子通过自己在秦国的所见所闻，客观公允地评价了它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他认为，这与王者的功名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为什么呢? 因为秦国没有实行儒术，“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

　　此亦秦之所短也”。秦国的不足，就在于它杂用各家学说而没有专用儒术，虽然成就了统一天下的功业，但最终二世而亡。历史证实了荀子卓越的政治远见。

　　( 四) 国家君主必须 “积微重义”

　　在国家政治建设上，荀子历来主张尊儒术，行王道，其实质就是政教合一。儒家的仁义忠信与隆礼重法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荀子国家学说的核心。要实施这种政教，使国家强盛，以实现王天下的丰功伟业，那是不能一蹴而就的，这需要君主长期坚持不懈地积聚微小的德行与事功。

　　所谓 “积微”，一是珍惜时间，日积月累，长期不懈; 二是从小事做起，勤勉不怠。所以荀子说: “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要建立称王天下的功业，只有积微者能速成。“积微”之外，荀子又专门强调君主必须以 “慎礼义，务忠信”作为强国的根本大计。这里的 “义”，就是区别好坏善恶的原则，就是正义的标志。义，上能安定君主，下能和调百姓; 内可以节制人的言行，外可以调节万物。所以 “义”又是治理天下之要。如果君主不贵义、不敬义，百姓就会背信弃义，坏人坏事就会不断发生。古时候夏禹、商汤以义为本，力求诚信，所以天下太平; 夏桀、商纣弃义背信，所以天下大乱。这是国家君主不能不引起重视的! 为了说明国家大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必须以推行儒术为当务之急，荀子连用了三个比喻来启示人们。厅堂上没有扫除，就顾不上去除田野的草; 利刃刺到胸前，就看不见飞来的箭; 战戟加到头上，双手十指就不怕被砍断。通过这些具体而形象的比喻，荀子使人们认识到: 儒术、礼义、政教才是强国的根本，是当务之急，为了国家的最大利益，要不惜牺牲较小的、局部的利益。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必须具有这样高瞻远瞩的目光。

　　四、小 结

　　通过对 《富国》、《议兵》、 《强国》三篇原典的分析阐释，我们认为它们主要体现了荀子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

　　《富国篇》不仅提出统治者应该以 “三德”爱民利民，使 “上下俱富”、 “天下大富”的主张，而且指出 “足国之道”在于 “节用裕民而善臧其馀。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荀子对发展生产、节流开源，加强国家经济管理秩序的论述，则集中体现了他富民强国的经济思想。这对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议兵篇》主要反映荀子的军事思想。他强调军队强大的根本原因不在军事上，而在于是否将礼治作为统率军队的灵魂，并巧妙地将儒家的“礼义礼信”思想、民本思想融入到军事理论之中，提出了 “攻战之本在于壹民附民”的着名论断。他认为 “王者之兵，仁义之师”才能 “天下无敌”。仁人用兵的目的是为了除暴安良，维护正义和真理; 是为了制止争夺、制止战争，用正义之战达到消灭战争的目的。这些观点，不仅弥补了儒家在军事理论上的空白，而且跨越时空数千年，至今仍然具有它存在的价值。

　　《强国篇》论述荀子强国的政治思想。在国家政治建设上，荀子历来主张尊儒术，行王道，其实质就是政教合一。他认为国家命运在于推行礼义，国家强盛在于深得人心。他把儒家的 “仁义忠信”与 “隆礼重法”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国家学说的核心。儒家关于国家的政治学说也由此发展到极致，从而使儒家的 “民富国强”的政治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荀子的政治思想与治国理念，在理论上由其弟子韩非继承和张扬，在实践上由弟子李斯为秦统一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而得以实现。郭沫若曾说: “汉武以后，学术思想虽统于一尊，儒家成了百家的总汇，而荀子实开其先河。”① 近人谭嗣同的 《仁学》也指出: “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②可见荀子之学对后世的影响至深。即使在今天，荀子富民强国的思想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