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军事思想初探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不仅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上也有多方面的重要建树。本文拟对人们过去关注较少的蔡和森军事思想作初步探讨，以求教正。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蔡和森在留学法国期间，1920 年同毛泽东等通信中讨论中国社会改造的道路问题时，对无产阶级军事斗争问题尚未予以关注。这时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有四种“武器”,一是党，二是工团，三是合作社，四是苏维埃。还没有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1 年底，蔡和森回到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上海党中央工作。这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的形势下。各种政治势力对中国的出路问题，都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

　　直系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各地军阀则要求“自治”或“联省自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孙中山则重新举起“护法”旗帜，打算以广东为基地举行北伐。中国共产党则在 1922 年 7 月召开的“二大”上，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到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蔡和森参加了党的“二大”.在之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结合当时的国内政治状况，对如何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进行了探讨，的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

　　第一，完全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

　　蔡和森认为，辛亥革命后，之所以“政权完全落后于北洋军阀之手”,袁世凯死后，护法与非法之争何以至今不能结束，“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旧的支配阶级即封建军阀官僚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地位，“第一步就不得不增加其武力以压迫革命阶级并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而法兰西大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极力破坏旧军事组织，撤换一切封建阶级的司令官，最后第三共和国之所以巩固，也是因为旧军队解体，共和国新军队完全成立之故”[1]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也是因为进行了一项“根本性的工作”,这就是“完全遣散旧军队而改建工农阶级的红旗军”.如果他们不进行这项“根本性的工作”,十月革命成果“是迟早要被旧势力推翻的”[2].蔡和森认为，“由此我们可得一个重大的教训：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新支配阶级即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3].强调“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就是：

　　完全解除旧支配阶级的武装。这一点做不到革命是不会成功的”[4],中国一切政治问题，非“完全打到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5].“必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成立”[6].

　　第二，革命军队是广东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力量。

　　广东是孙中山多年来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依托。

　　1925 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在英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举兵进犯广州。广州革命政府组织东征军讨伐陈炯明。3 月，东征军占领潮汕地区，击溃陈炯明主力林虎部，取得第一次东征胜利。

　　蔡和森认为，第一次东征之所以胜利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党新在黄埔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党军，报纸上通称学生军，外国帝国主义曰为‘赤军';一是东江农民纷纷起来袭击陈炯明，帮助国民党”[7].尤其是黄埔学生军，所起作用更大。为什么黄埔学生军这样能战斗？蔡和森分析了其原因。这是“因为他们多属工农子弟，有觉悟的贫苦学生，他们所受外力和军阀的压迫比任何阶级要严重，所以革命战斗中的精神格外坚决，加之又受了很正确的革命的政治教育”.所以黄埔学生军“到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因为他们不仅是革命党的武装，而且成为保护革命群众之利益的工具”[8].蔡和森还对第一次东征的胜利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不仅打败了军阀陈炯明，消除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危机，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而且开辟了一个革命军事行动的新纪元，使国民党和广州政府今后得逐步离开雇佣军阀的关系而确立于真正的革命的武力之上”[9].

　　第三，中国军事势力可以影响政治的变迁，党要注意军事运动。

　　1925 年 10 月，蔡和森赴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代表中共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在此期间，蔡和森在中共旅俄支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长篇报告，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认为，在中国“军事势力很重要”,他同“过去一切政治的变迁都有关系。军事可以使革命向前，亦可使革命后退”[10],因此党应该“注意”军事运动。不仅要继续帮助广东革命军，而且还要关注北方冯玉祥的革命军。

　　1926 年 9 月，蔡和森致信李大钊，提出了加强对冯玉祥军队工作的建议：要在冯玉祥军队中“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要在冯玉祥军队“本身中养成大批工作人才”;要在广东革命政府和广东革命军中选择一批“工作的最好分子”,到冯玉祥军队中工作[11].蔡和森的这些建议，对党在冯玉祥军队中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四，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内战的根源。

　　1924年8月，蔡和森在其撰写的《社会进化史》中，对战争的根源作了探讨。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是有深刻经济根源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出现经济危机。20 世纪初年，“各国资产阶级因为生产的过剩和紊乱，早已准备异常强大的武力以争夺殖民地”[12],“大战的爆发，便是因为生产力已觉到资本主义各大强国的范围太狭窄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倾向就是要取消一切国界，取消一切关税，取消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占领全地球。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次大战的总原因”[13].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平衡的基础遂根本动摇而频于破产”[14],“把一切生产关系都破坏了”[15],欧洲经济更加“衰颓”.“工人阶级对于国家的负担现在比战前严重得多”,“农民不满意于农业经济颓败，知识阶级日觉贫困，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日形破产而愤怒，所以阶级争斗的严厉非达到社会革命不止”[16],最终将会导致革命的发生。

　　蔡和森还进一步揭示了国内军阀混战的根源。认为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实质是“两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战争”[17],“只要军阀与在军阀后面的外国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还要接连的演个不穷”[18].

　　上述认识表明，蔡和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根源进行的分析是深刻的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这是蔡和森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体现。

　　二
　　
　　1927 年 3 月，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长沙。

　　这时，中国革命面临重大的变化。在此期间，蔡和森经历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等重大变化。在如此重大变化的形势下，蔡和森的军事思想也有了显着地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主张。

　　第一，根本问题是武装农民。1927 年 4 月，中国革命正处于紧要关头。如何挽救革命并继续推进革命发展？蔡和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第一当注重的是农民运动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国民革命如不解决农民问题，可断定不能成功”.“目下军事虽然胜利，但军队非完全的武装基础，因军事领袖随时有向后转的可能，彼可携带武装加入，也可以携带武装逃遁”.历史表明，农民的支援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农民的斗争也需要武装支持。所以，“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起来”,只有“充分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不致动摇”[19].领导国民革命必须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民革命武装。

　　第二，以暴动对付暴动。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 年5 月 18 日夏斗寅在湖北叛变，21 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消息传到武汉，蔡和森同李立三等向党中央提出，“立即调动与集中我们武力于湘鄂路，迎头痛击夏斗寅，同时发动武汉民众势力，扩大纠察队武装，起来肃清反革命，并准备夺取两湖”[20].党的“五大”后，蔡和森在中央常委代理秘书长，曾经写了两个关于两湖的决议，“主张组织与发展群众暴动扑灭两湖反革命，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两湖问题，农民自己动手没收土地，发展我们的武装势力”[21].他认为，夏斗寅、许克祥等叛变表明，地主、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已“公开向我们进攻，向我们暴动，向我们政变”,我们应该“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22].强调对地主资产阶级的进攻，必须“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23],特别是要“乘此时机准备两湖暴动，用自己的势力来巩固两湖根据地，来实现土地革命”[24],只要我们这样做，革命“未有不胜利的”.蔡和森提出，“暴动的性质是群众的土地革命的而不是军事冒险”,应防止军事投机的倾向；“暴动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暴动是由党领导”[25];暴动应做好准备工作，之前要充分发动群众起来为切身利益而斗争，还“应选择适当的时机，既不应失时，也不应盲动，总要知己知彼，计划利害”.特别指出，暴动“绝对不可离开’群众‘和’组织‘的观念，去干那英雄冒险的把戏，尤要尽可能避免自己势力之巨大的损失”[26].

　　第三，开展农村游击战争。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开展土地革命。蔡和森积极支持农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开展。他提出，“组织与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应该是党的“最主要工作之一”,党应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朝着“实行群众的土地革命大暴动，打到一切新旧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总方向走”[27].他认为，开展农村游击战争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不但在南方，北方亦如此”.无论南方北方，农民斗争起来后，都应该“很快的转到武装斗争方面”,开展游击战争。农民游击战争的开展不仅会“得到割据局面”而且可以“得到建立红军，得到使敌人军队瓦解”[28].他还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应把握的原则：农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军队中，在城市与乡村的一切组织势力中，都保持绝对的优势和领导地位”[29],这是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的重要经验；游击战争应该注意“使之群众化，使之深入农村，不容易为敌人所消灭”[30];“势力未充分时，不要轻易进攻驻有重兵之城市”[31].

　　第四，党要重视争取旧军队的兵运工作。蔡和森认为，“破坏旧军队是非常重要的。党的组织必须打入兵士中去，必须用种种方法在兵士中做反对战争，要求改良待遇，破坏军纪，以至鼓起部分士兵的兵变，这种兵变要是能与城乡的工农暴动联合起来更是好的。但不应依靠与等待兵变为主力”[32].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发动工农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对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产生了积极地推进作用，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