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改革过程中的战略思考

　　军队建设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拉开了军队改革的序幕。改革开放后，他把军队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创了军队建设的新局面。军事领域是一个最呼唤变革的领域。中央军委***主席指出，要“坚定不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较之20世纪80年代，虽然当前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改革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战略思考和胆识，仍然是指导军队改革不断深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站在国际和国内大局的高度思考军队改革问题
　　
　　国家是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军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站在全局、思考局部；把握整体、区分层次；抓住关键、以点带面，是邓小平一贯的思维方式，有学者称之为“系统性思维方式”.

　　（一）提出军队必须改革，并确立军队改革的定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依据和平因素和战争因素的力量对比，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但大战可以避免”的战略判断，果断地实现了国家战略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轨道上来。军队建设与国家面临的战争态势休戚相关。邓小平着眼于国际和国内大局的转变，指出军队必须改革，并确立了军队建设及其改革的定位---“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即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和维护一个和平环境。

　　（二）基于国际和国内大局谋划军队改革的主要举措

　　一是大幅压缩军队规模。1985年6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两年之内裁军100万，显示了中国顺应时代潮流、坚定维护和平、推动发展的姿态。当时中越边境仍有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没有把握国际大势的胆识和气魄是很难做出这样的决策的。

　　二是抓住有利时机推进军队现代化改革。尽管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战争的危险不容轻视。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武装力量，人数可以减少，但是质量要提高，不能削弱。中国是个大国，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保证不了国家的安全。”减少员额，不是轻视军队建设，而是要利用相对和平的环境，面向现代化，加速军队改革步伐，为国家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和平环境。邓小平指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我们要争取更多的时间，把装备搞上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搞好。”

　　三是调整军队建设步伐，指出军队要适度忍耐。国民经济实力是军队建设的基础，过度消耗经济实力的军队建设是不能持久的。邓小平纠正了长期以来重视军队建设而轻视经济建设的偏差，他指出：“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

　　（三）邓小平基于国际和国内大局谋划军队改革的现实启示

　　邓小平站在国际和国内大局的高度思考军队改革问题的思维方式是“源”,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而上述具体的改革举措是“流”,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但其适用性需要具体分析。

　　一是军队必须随着国际和国内大局转变而深化改革。邓小平提出军队要忍耐几年，但并不是说永远忍耐。当前，国际体系和大国关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调整，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必将遭受到越来越多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与遏制。中国的安全利益正在从领土安全向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安全延伸；从国土安全向海外利益安全延伸；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延伸。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安全等海外利益，已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职能大大拓展，任务更加艰巨。以能战来止战。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是面对国际形势新变化和国家发展新要求，运用邓小平关于军队改革的战略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在不损害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应提高军队建设在国家建设大局中的地位，不惧某些国际舆论的聒噪，加大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投入。

　　二是抓住有利时机推进军队现代化改革，赢得战略主动。现代化是动态发展的，每一次现代化的跃升都呼唤新一轮军队改革，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推动着世界军事变革方兴未艾。在新旧格局交替并存的形势下，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但军事力量在国际战略演变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军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战斗力生成模式加快转变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化军队改革，快速提升军队现代化水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

　　二、以体制编制改革作为军队改革的突破口

　　邓小平指出：“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5]他所领导的军队改革是以体制编制改革为突破口，而体制编制改革又是从压缩员额来突破的。

　　（一）军队体制编制改革的主要举措

　　一是压缩军队规模。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把“肿”置于军队所有病症之首，“消肿”因而成为军队改革之首。尽管1975年整顿仅持续了十个月，但是军队“臃肿”状况得到了明显改观。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上年减少13.6%[6];1985年至1987年的两年时间内完成了百万大裁军，使我军“消肿”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是以精简机构为重点。邓小平指出，军队的核心问题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7].1985年，大裁军使原有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三总部领导班子人数比原来减少了23.8%,大军区领导班子人数比原来减少了一半[8].

　　三是实现新老交替。邓小平提出：“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利于选拔人才。”[5]在政治合格的前提下，选拔人才“总的趋势应该是年轻化、专业化。”1975年底，“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年龄，平均由61岁下降到59岁。”[9]经过1980年、1982年、1985年精简整编后，军队领导班子普遍年轻了，文化和专业知识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四是调整军队结构。邓小平指出：“精简主要是减机关和保障分队，而不是减技术兵种，有的技术兵种编制还要增加一点。”[4]

　　他还针对现代战争“合成”的新特点，指出“要编组合成军，就是要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通过平时训练，使大家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学会这方面的本领。”[5]从1985年起，我军逐步将步兵为主的陆军军改编为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

　　（二）对军队体制编制改革的战略思考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是体制编制改革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邓小平曾坚定地说：“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4]他以体制编制改革作为军队改革突破口还有更深层次的战略思考。
一是养兵过多影响经济发展。邓小平提出军队整顿的第一条理由就是“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5]他继而提出了平战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的国防动员体制，“减少平时军队兵员数量”[7].面对经济发展严重不足的历史状况，邓小平把富国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因而他要努力为经济减负，把军费降到最低，于是“消肿”在体制编制改革中必然首当其冲。

　　二是兵贵神速，最忌指挥不灵。邓小平曾多次说过，“我是一名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0]对于一个历经百战的人来说，深知战机稍纵即逝，指挥是否顺畅直接决定生死，因此邓小平对军队机构庞大的问题既不满又担忧，曾表示“我可以肯定，这么庞大的指挥机构，指挥战争是要打败仗的。”[4]

　　三是体制编制改革是军队现代化改革的枢纽。体制编制改革实质上是优化人与武器结合的方式，因而具有很强的带动性。邓小平指出：“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5]

　　其一，机关是做决策的，其体制编制的现代化“与军队现代化密切相关，如不解决，装备技术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4]

　　其二，把精兵“节约下来的钱用在装备上”[4],可为利器提供物质支持，而利器又为精兵提供更大的可能，从而形成精兵和利器的良性循环。其三，少才能精，精干的军队利于选拔优秀的人才，成为真正的精兵。

　　四是体制编制改革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总结十年动乱的教训，深刻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5]他指出：“编制就是法律”[5],因而把体制编制改革视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必然要求和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首要条件。

　　五是体制编制改革是保持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关键环节。精兵简政，尽量减少人民负担，是我军一贯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1975年，邓小平严厉批评：“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5]

　　军队冗员过多，必然侵蚀人民利益，因此他把“肿”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不良作风之首。同时，他把体制编制视为法律、纪律，而超编就是纪律废弛、作风涣散的表现。邓小平在军队的纪律、作风问题上从不含糊，“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5],因此1975年军队整顿理所当然要从体制编制整顿入手。

　　（三）邓小平领导军队体制编制改革的现实启示

　　体制编制属于制度范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会随着军队的发展而变得相对滞后，因此体制编制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我军正在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体制编制改革势在必行。邓小平对军队体制编制改革的战略思考和主要改革举措具有以下现实启示。

　　一是深化军队改革首先要在体制编制改革上取得突破。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体制编制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它关系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最深层次的问题，因而是军队改革中最需直接面对的、最具有长远指向的内容。我军承平日久，没有经过信息化战争的洗礼，体制编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机械化战争阶段，这是制约我军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体制编制改革绕不开、躲不脱、慢不得，虽然不能一步到位，但要首先实现较大突破，才能为其他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要把领导指挥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军队是最崇尚领导权威的社会组织，领导管理体制是否现代化，直接决定军队能否现代化；领导机关能不能从自身改起，直接关系到体制编制改革能不能顺利进行。当前，合成作战已经发展到联合作战，需要更加高效的指挥体制，而我军管理体制不畅、机构重叠臃肿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联不起来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要继续把各级机构精简、职能合并、裁减冗员、联合作战、指挥顺畅作为体制编制改革的重点，尽快建立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国家安全形势发展需要的领导指挥体制。

　　三是要有敢于碰硬的作风。邓小平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指出“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5]

　　体制编制改革涉及人的去留，在任何时候都是阻力最大的一项改革，既要妥善安置裁减人员，又要坚定不移、不受干扰。只有坚持真理、敢于碰硬，体制编制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四是进一步优化结构，加强新型作战能力建设。结构决定功能。当前，我军总的数量规模还有些偏大，军兵种结构、官兵比例、部队和机关比例、部队和院校比例不够合理，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偏多、作战部队不充实，老旧装备数量多、新型作战力量少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要继续坚持有增有减的原则，优化规模结构，使军队体制编制更加精干、科学、高效。

　　三、推进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全面改革

　　“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在军队改革中，邓小平坚持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现代化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

　　（一）推动军队全面改革，提出“三化”建设总目标

　　邓小平推动军队全面改革过程，是一个以实践发展带动理论提升，又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是1975年整顿开启了军队全面改革的历程。邓小平重点抓体制编制改革，同时采取了坚决措施来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消除派性，增强党性，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等20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得到了调整。紧接着，大抓教育训练，指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要好好办学校。”[5]这三大改革举措分别涉及军队正规化、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构成了“三化”建设总目标的雏形。

　　二是坚持战斗力标准要求全面改革。邓小平重新恢复了战斗力标准，提出军队“要准备打仗”[5],并强调“军队就是要提高战斗力”[5].战斗力从哪里来？邓小平明确指出：“作风出战斗力，知识出战斗力，艰苦奋斗出战斗力。”[4]可见，战斗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提高战斗力要求实行全面改革。

　　三是“三化”建设总目标为全面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充分肯定北京军区和空军部队举行的合成演习的基础上，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新时期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总目标，即“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并进而提出“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5].

　　“三化”建设总目标既是对前一阶段军队的全面改革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又为军队的全面改革和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抓住主要矛盾，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带动军队全面改革。邓小平指出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是：“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都很不够，……打现代战争的能力不够。”[5]他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多次强调谋划军队改革和建设全局，“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7]

　　军队各领域改革和建设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一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教育、训练、装备、科研等方面改革。在干部教育上，邓小平提出“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5].1975年底，军队院校发展到84所。到20世纪70年代末，军队院校已发展到116所。在教育原则上，邓小平指出：“不能像前些年办学校的办法，要讲一点有用的东西。”[5]

　　所谓有用的东西，就是要传播面向现代战争的知识和军队的传统作风。在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先后四次召开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初步理顺了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形成了各军兵种指挥院校、技术院校相配套的具有我军特色的院校体系。”[11]在训练上，邓小平指出：“要认真抓紧部队实战训练。”[4]

　　实战在当时是合成作战，因而他反复强调要加强诸军兵种合成训练。在科研、装备上，邓小平提出“装备体制必须高度集中统一”[4].而抓装备建设，“科研要走在前面”[5].为此，中央军委成立了军委常规武器发展领导小组；整顿了科研和生产单位的劳动纪律；通过军民结合的发展方针使军工企业和研究院（所）走向社会，转变了机制，增强了活力。

　　二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改革。邓小平牢牢把握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个建军原则，并积极加强和改善政治工作，既确保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上、组织上的支撑。他注重政工干部的培养和任用，指出“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要增加。增加的方法可以一个学校既训练军事干部又训练政治干部，也可以专门办政治学校。”[5]

　　他还特别注意改进连队政治工作，指出：“可以考虑连队指导员的年龄稍微大一点，任职时间稍微长一点。”[5]1978年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纠正了“左”的错误，讨论和修改了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草案，并提出要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弘扬我军优良传统，为政治工作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依法治军为重点，大力推进正规化建设改革。将正规化明确地纳入到军队建设总目标，是邓小平对军队建设的重大贡献。正规化建设的内容很丰富，其中“依法治军是加强正规化建设的基本途径”.除了大力推进体制编制改革外，许多领域的法律规章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如颁布了军官服役条令，军官军衔条令，新的内务、纪律和队列条令，政治工作、后勤保障、院校建设、装备管理、战备执勤和军事科研等方面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使我军的军官管理、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管理教育工作等更加正规有序。

　　（三）邓小平领导军队全面改革的现实启示

　　邓小平军队全面改革方略，对于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化军队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是深化军队改革要继续坚持全面改革。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一个以听党指挥为灵魂，以能打胜仗为核心，以作风优良为保证的全面建设总目标。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促进“三化”建设整体推进，协调发展。其一，深化思想政治建设改革。深入研究社会环境和官兵结构成分的新变化，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弘扬优良传统，确保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其二，深化现代化建设改革。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快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其三，深化正规化管理改革。重点抓好人和钱的正规化管理，大力推进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和军费预算管理审计制度改革。

　　二是深化军队改革要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在和平年代，由于缺乏战争的威胁和检验，军队建设容易因各种因素干扰而偏离战斗力标准，如“日常工作标准”“领导满意标准”“出名挂号标准”等不是标准却胜似标准。在全面深化军队改革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强化战斗力标准的刚性。中央军委***主席强调，要“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所谓“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就是要排除各种各样的“伪标准”,将战斗力标准贯穿于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效、检验得失、决定取舍的标尺，这就要求瞄准强敌，坚持问题导向，在持续破解突出矛盾和难题中固化战斗力标准。一切有利于提升战斗力的体制机制都应大胆创立，一切制约战斗力生成提高的体制机制弊端都应坚决革除。

　　三是全面深化军队改革要以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经过多年发展，我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军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这两个问题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主要矛盾没有变，军队各项改革要继续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向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聚焦，继续深化教育训练、装备科研改革。其一，深化院校体制改革。邓小平解决了院校数量不足的问题，但时代和军队的发展对院校提出了职能转型、军兵种融合、精干的改革新要求。其二，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要加强首长机关指挥训练和基于信息系统的、诸军兵种联合训练，增强训练的检验性与对抗性。其三，以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高装备科研水平。在国家层面上，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加强政策法规建设，完善军民通用标准体系。其四，加强指挥信息系统集中管理。按照装备和科研管理应集中统一的原则，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构建信息保障安全体系上加强顶层设计，统一管理，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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