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军队正规化建设思想研究

　　1975年，邓小平在整顿军队中重启正规化建设之路。1978年后，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他纠正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正规化建设的错误思想和做法，恢复了重视正规化建设的优良传统，把正规化纳入我军建设总方针之中，并结合改革开放、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进一步丰富了正规化建设思想。

　　这一思想，把握了正规化建设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务实创新的科学精神，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芒。

　　一、切实把法制化制度化作为正规化建设的根本

　　“四人帮”破坏制度建设，攻击诬蔑“条令条例是条条框框”“是紧箍咒”“走资派可以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战士训练成小绵羊”“遵守纪律是奴隶主义”.在他们的煽动下，有的单位不遵守规章制度，纪律松弛，秩序混乱，事故增多。[1]660针对这种混乱情况，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整顿时就注重恢复规章制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更加注意恢复、健全规章制度，特别强调有章程就要执行。他多次强调制度要建立，要非常严。可以说，“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要加强军队的法制建设，使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2]464邓小平在军队正规化建设方面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正规化建设提高到法制化高度来看待，使我军正规化建设步入法制化轨道，这适应了国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推进法制化建设的形势，适应了在新的更高水平上不断推进军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邓小平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3]146这一讲话，其精神实质是防止以言代法，反对言高于法，更加重视制度化、法律化建设，切实树立法律的权威，确保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工作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种法制精神，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后得出的，是对“人治”的一种根本否定。它促使我军治军方式从“由主要依靠政策和经验治军转变到既靠政策又靠法规制度上来”[4],对治党、治国、治军，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在实现强军梦的征程上，我军要实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必须努力弘扬邓小平军队法制化建设思想，进一步提高军队建设的法制化水平，牢固确立起法治思维，切实按照法治方式建军治军、统兵打仗，为我军向更高水平发展、推进军队全面转型，奠定坚实的法律和制度基础。

　　注重恢复好的制度，不断健全规章制度，是邓小平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做法。一是注重加强责任制。1978年，他提出：“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3]150强调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严格教育、赏罚分明。他要求“各级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3]282二是实行考核制度。1978年，邓小平指出：“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今后职工提级要根据考核的成绩，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许跳级，不合格的就不提。”[3]102他提出，军队在整顿过程中，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他主张，现在不打仗，更要严格进行考核；考核要形成制度，考核后要落实结果，该下去的就下去，该上来的就上来。三是设立奖惩制度。他要求，军队要搞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监督军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加快了军事立法工作，注重军事法规建设，为军队建设走向法制化奠定了基础。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军队全面转型的深入，加快军事立法工作，调整完善军事法规体系，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内在要求。

　　执行是落实制度的关键一环。再好的制度，如果停留在纸上，或在执行中走样，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邓小平要求，有了章程就要执行。1978年，他曾指出：“军队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从制度上说，总的是管理松懈。我们不是没有章程，现在是有章不循。有章不循，等于没有。”事实上，有章不循比无章可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响更恶劣，破坏性更大，会极大地削弱制度的权威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强调，要严格落实规章制度。在实现强军梦的征程上，需要切实提高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努力维护军法体系的权威性，坚决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防止法律成为稻草人。

　　二、注重把纪律建设作为正规化建设的核心

　　注重纪律性，是我军的一个优良传统，是搞好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要加强纪律性。在1977年12月底的军委全体会议上，他说：“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3]81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纪律严明是我军的独特优势，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增强军队战斗力，邓小平提出：“整顿军队必须严格整顿纪律。”[3]82他说：“军队有军队的特点”,“没有纪律可不行啦”,“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没有纪律不行。”[3]408新形势下，强调军队讲纪律，就要坚持五湖四海，反对亲亲疏疏。特别是在选人用人上，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做到风清气正。

　　邓小平指出，军队讲纪律，“一个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一个是自觉遵守纪律。”[3]82他针对当时我军状况，明确指出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军全部纪律中最重要的、第一位的纪律。在消除“左”的影响，全面推进“三化”建设过程中，加强纪律建设，首先就要确保一切行动听指挥。同时，他还特别指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例如’一切缴获要归公‘,现在没有打仗，就没有缴获要归公的问题，就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执行这个原则。”[3]120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军队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执行军队纪律的要求和方式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但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是纪律在行动上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在政治纪律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在行动上，以行动来检验，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

　　守纪律，就要“贯彻条令，上下一致，形成一个整体”[5]138-139.邓小平的这句话，既总结了我军历史上严守军纪的好办法，又明确了新形势下做到严守军纪的新要求，以简洁的语言从总体上对如何做到严守军纪提出了基本思路。首先，要严格贯彻落实条令条例的规定。1978年9月17日，在听取沈阳军区汇报时，邓小平提出，要贯彻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还要加强训练，这样才能出纪律，出战斗力。其次，要做到领导带头。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说，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军委总部，带头遵守纪律，带头执行纪律，有利于保持纪律的严肃性，带动一级一级严格遵守纪律，推动纪律落到实处。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说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3]124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促进我军团结，提高我军战斗力。当前，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政令、军令，就要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项规定办，坚持以上率下，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动一级干，切实形成全军严守纪律的良好氛围。

　　人民军队要“自觉遵守革命纪律”[3]82.我军的纪律不同于旧军队的纪律，它是建立在官兵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之上的，是以发扬官兵的民主为基础的，是以通过教育激发官兵的自觉遵守为前提的。这既不是简单的命令主义，也不是放任自流，更不是强制官兵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工具。基于人民军队革命纪律的这一特点，邓小平要求：“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3]360遵纪守法，对革命军人有着更高的要求，更需要搞好教育，激发自觉。在教育中，要重点讲明民主与集中、纪律与自由的关系，讲明马克思主义纪律观的内涵，讲明革命军人自觉遵守革命纪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增强广大官兵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主动性，大力培养守纪律的革命军人。

　　三、突出抓好管理这一正规化建设的关键

　　管理是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军治军实践中，注重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为军队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行之有效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被废弛，军队的正常秩序被打乱，军队管理工作受到冲击和破坏。[6]186-1941975年，邓小平在进行军队整顿中，就努力抓好部队管理。1978年后，邓小平为系统清除一些破坏部队管理“左”的做法，努力恢复我军优良的管理传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部队管理的新途径，对部队管理提出了许多新论断，坚持和发展了人民军队的管理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管理理论。

　　管理是社会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实践。军队作为一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具有复杂的分工与协作，更需要搞好管理。充分肯定管理的地位与作用，重视搞好管理工作，是邓小平军队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邓小平认为，“管理两个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5]89.他强调，管理也是有科学性的，越是机械化越要管理好，提高管理水平很重要。随着现代化的内涵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更需重视。邓小平认为，管理好部队“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3]81这就抓住了管理工作的关键。做好人的工作，首先就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他指出：“我们现在有不少干部，不会管理部队。连队干部不会管连队。好多事故都是因为不会管理，不会做工作，不会做人的工作，不会做思想工作，使矛盾激化而发生的。”[3]80-81管理要做好人的工作，重点在于管好干部。邓小平认为，干部的权力大、责任大，出了问题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也大，在对干部的管理上，必须比对一般群众的标准更高一些，要求更严一些。早在1975年给军队高中级干部讲话时，他就指出，我们这些人把军队带好了，我们党的一套优良传统就能保持好，军队就会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如果我们这些人搞得不好，就带不好军队，存在的问题将会更多。把对人的管理作为全部管理工作的重点，进而把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管理作为重中之重，抓住了我军管理的要害，体现了人民军队管理的普遍规律，现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对如何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邓小平也提出了一些创造性建议，包括：一是要加强学习。各级干部不仅要学习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现代战争知识，还要努力学习现代管理科学知识。二是要注重在实干中提高管理水平。邓小平强调：“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3]60三是要注重搞好“传帮带”,把我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管理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随着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转变和官兵构成的变化，转变管理方式，推进管理创新，提高战略管理、科学管理的水平，增强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已成为实现强军目标的迫切要求。

　　参考文献：
　　[1]叶剑英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2]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王法安。用法制化带动和促进正规化---论邓小平军队正规化建设思想的指导意义[J].军事历史，1997（1）.
　　[5]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冯长松。中国人民解放军管理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3.